《大自然的猎人》（三）

吴砺

                      《大自然的猎人》（三）

那年秋季在学社第一次共进晚餐时，我们这群新会员起立聆听学会主席、历史学家布林顿（Crane Brinton），朗诵洛厄尔(AbbottLawrenceLowell)撰写的宣言。洛厄尔在1932 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时将大部分私人财产捐献出来，成立了这个研究生奖助学会。这篇宣言如下：

你们已经获选为本学会的一员，这是因为你们在个人选择的领域中展现出了成功的潜力，而你们也允诺要为人类知识及思想做出卓著贡献，千万要以全副心智和道德力量来实践这项诺言。

你们未来所要追求的不是眼前的目标，而是更远大的目标；而你们也不得因既有的成就而自满。所有你们可能达成或发现的事物，都可以看成是更巨大图景中的碎片，而这个图景正是每位真正的学者努力用各种不同方法想要观察的目标。

真是够美妙。在第一次晚宴上，我细细品尝美酒、鲜嫩牛排、饭后雪茄，并进行自许为学者的清谈。就好像英国小说家萨克雷(William M. Thackeray)笔下的林顿(Barry Lyndon)，我这幸运的穷小子竟能跻身于上流社会。

这个社团渐渐转换了我的自我形象以及职业志向，最直接的冲击就是陡然提升了我的期望。我竟然被擢升为专门领域的第一流研究生，获得认定将来能在广阔的领域内进行杰出的研究。我想，我有三年的时间可以用来证明学会对我的信任，我当年赢得童子军飞鹰奖章所花的时间就是三年，我相信自己办得到。学会出身的校友及资深会员均是杰出有成之人，包括多位诺贝尔奖及普利策奖得主。对我来说，这是很合理且值得努力的目标。P177

在西印度群岛所产的Macromischa属（这个属后来又被重新分类，归到Leptothorax属‘）蚂蚁中，亮丽色泽是常见的特征。合理的推测是，它们利用这身华服来警告天敌，据说它们腹部尾端长有强大的刺针，或它们体内的腺体能分泌有毒的化学物质。

在大自然里，美丽“通常”代表致命的危险；但若是美丽再加上随意的行为举止，则“总是”代表致命的危险。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原始的古巴动植物就像圣殿废墟中残存的精灵不断出现在我们面前。来到纳兰霍（Naranjo）附近海拔1 000米左右的地方，我在一株蕨类植物上找到了新种的变色蜥，体色浅褐，略带绿色，背部再叠上奶油色的矩形线条。它在逃避我的追捕时不像同属中其他成员那样奔跑，反而更像青蛙跳跃。P184

7月底，我在德雷斯勒、琼斯以及宝贝蜥蜴玛土撒拉的陪伴下，由哈瓦那飞往位于墨西哥尤卡坦半岛（Yucatan Peninsula）上的梅里达（Merida）。我们一下飞机就立刻出发进行为期一周的采集之。沿着普罗格雷索一坎佩切路( Progreso_Campeche Road)进入荆棘林中，顺便再到乌斯马尔(Uxmal)废墟一游。我们见到了玛雅人遗留下来的宏伟庙宇及庭院，这些遗迹只剩下部分没有被植物淹没。

沿途并没看见其他游客的踪迹，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跑上跑下。倾颓的宫殿中，蚂蚁成群，随处可见。想必早在1 400 年前，这儿刚奠下第一块石基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在这儿忙忙碌碌了。我沿着巫师庙（Templeof the Magician）遗迹的阶梯往上爬，在顶端一株无花果树的枝干上，采集到黑衣龟蚁（Cephalotesatratus）的工蚁。这种蚂蚁的体型颇大，个性害羞，体表黑得发亮，长有复合的刺针。我倚着树干小憩片刻，心中忍不住想：这些生命力旺盛的昆虫，是任何人类作品都比不上的。P187

11月24日早晨，东方航空公司飞往旧金山的班机，由波士顿罗根机场（Logan Airport）登机门滑出，驶向机场跑道。我可以看到勒妮靠在旅客观景台的玻璃上，徐徐挥动右手。她的脖子上系了一条很长的羊毛围巾，上面带有代表哈佛大学的深褐色与白色条纹，带着流苏的末端几乎碰到了地板。我们两人都在流泪。

我仿佛一名年轻的水手正要开始另一段长期的、不确定的远航，但是我的内心被两份热情撕扯：热带地区的吸引和对勒妮的爱。在我返回美国前，我俩每天都写一封长信给对方，总共有大约600封日记般的长信。

我决定要到美拉尼西亚( Melanesian)外缘的群岛走一趟，然后去澳大利亚，最后再到新几内亚。我从旧金山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螺旋桨飞机横越太平洋。飞机中途在檀香山附近的菲尼克斯群岛（Phoenix group）加油，地点是其中一座干巴巴的无趣环礁岛坎顿岛（CantonIsland）。飞机加完油后，再继续飞往斐济。

第二天早晨，当飞机终于俯身飞向维提岛( Viti Levu)上的机场时，我低头俯视，看见一片白绿相间的环礁浮现在湛蓝的大海中。在那短短的几分钟内，我感受到一股今生（不论是之前或之后）未曾再有过的高昂期待之情，一股全然的狂喜。

现在，我知道，那样的时代在生物学史上已经结束了。在那个时代，年轻科学家可以到世界边远地区旅行，可以全凭着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成为探险家。没有专家小组在旅程中陪伴我，或是在目的地等我，一切由我自己做主（cD这正是我想要的。

我没有随身携带高科技工具，只带了放大镜、镊子、标本瓶、笔记本、奎宁、磺胺，除此之外，就只有年轻、热切而无尽的期待。

南太平洋好似由成千岛屿组成的银河，岛屿的分布情况促进了诸多进化生物学上的重要进展。达尔文根据他对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 Islands）上鸟类的观察，构建出他的自然选择理论；而华莱士也是在研究过马来群岛、文莱及印度尼西亚的蝴蝶和其他生物后，有了同样的想法。P200

接近中午时分，蓝灰色的色拉威吉山岭在浓密的低云衬托下，看起来似乎离波亚那非常近，大概只有一天的路程，我实在渴望能够马上出发。事实土，这段路程需要走 5天。我在两天后出发，随身雇了6名巴布亚青年担任向导及脚夫。结果，这是我一生中最艰苦的一趟旅行。刚刚结束的那段色拉威吉巡逻，即使是最艰苦的路段也被它比了下去。

第一天,我们抵达班丹( Bandang)的村庄，之后就开始进入没有路迹可循的乡野，每日持续“行军”5 到 7小时。我们单日行进的水平直线距离很少能超出几百米。我们兜来转去，跌跌撞撞，涉水，爬山，有时手脚并用，沿着溪岸前行，跟踪动物留下的足迹往上翻越山岭；之后下到溪谷，接着又开始往上攀爬。令我紧张的是，我们的向导竟然会时不时地走迷了路；遇到这种状况，我们也只好待在原处，先派一两个人爬到地势较高的地方，重新确定方位。

我们这一小队人马几乎老是全身湿漉漉的。因为午后不久总会来几阵雨，下下停停，直到傍晚时分。由于我们经常在湿黏、积水的苔藓地上挣扎，我们的衣服也全都被泥污溅得斑斑点点。等我们来到海拔2 100 米以上时，夜晚的气温会降到 15 摄氏度以下，而白天的气温也从未超过30 摄氏度。水蛭更是无处不在，它们粗大、凶猛、乌黑，不一会儿就能饱饮鲜血，胀大成半根拇指粗。于是，我们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停下来，拔掉腿上和脚上的水蛭。我们几乎是筋疲力尽地在泥水岸边坐下，脱下靴子，剥掉袜子，用打火机把半打左右圆滚滚的水蛭烧脱下来。然后，望着鲜血自伤口缓缓流出。多年以后，这种经验仍然是我记忆中最鲜明的一幕。

旅途中我经常担心会发生意外，造成伤残；也担忧我的助手不可靠，因为我和他们言语不通，几乎没办法沟通。但是，最让我担忧的还是不可预测的未知状况。我是否会因为身体欠佳或意志薄弱而病倒？我是否会被迫中途折返，就像上回在墨西哥，只差一点就可以上到奥里萨巴雪原？还有，我到底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难道就只为了能自夸自己是第一位攀上色拉威吉中央山区的白人？这项光荣当然是一部分原因，但是我期望的不只是如此。我期望拥有更为奇特的经验：成为第一位登上色拉威吉中央山区顶峰草原的博物学家，并且还能在那儿采集到动物标本。此外，我也希望能够就此把萦绕在心中的登顶压力解除干净。我决定要坚持下去，哪怕得手脚并用或靠人抬着，都要登顶。

我们一路埋头苦干，终于越过半山腰的雨林区，进入海拔2 000米以上的苔原林区。在这儿，低矮多瘤的树木枝干上，绵绵密密地缠绕着蕨类植物、兰花以及其他的附生植物。到了海拔3 000 米的地方，苔藓长成了仿佛没有尽头的大地毯，铺天盖地，从树干一直盖到地面上。树林里的树冠层也变低了，离地只有5 米左右。接下来，在海拔3 200 米的地方，我们终于来到中央山脊，苔原林也拱手让位给散生的蒲桃属（Eugenia）灌木以及高山草原。

第五日上午，在那不可避免的乌云尚未沉降、冷雨尚未落下之前，我们终于完成登顶前最后两小时的路程。海拔3 600 米，我们站在一片 由高草构成的稀树大草原上，其间散布着苏铁类植物。那是和棕榈树很类似的粗矮裸子植物，生存年代可以追溯到中生代；恐怕早在一亿年前，类似现在的景象就已经出现在这儿了。

由于这里大部分地区都是山顶沼泽区，难以定位，所以我设法来到最近的高地，坐下来，把我的名字和当时的日期写在小纸片上，然后将这份纪念品塞人一只盖得很紧密的瓶子里，最后，我把瓶子埋在由碎石围成的圆锥形石堆下面。

从这个位置朝南极目远眺，我可以一览无遗地望尽马卡姆谷地（Markham Valley）里的草原，以及更远处的赫尔佐克山(HerzogMountain)。向北望去，则可看见俾斯麦海(Bismarck Sea)。在弯弯曲曲绕下大草原的路途中，我趁同伴忙着用弓箭和猎狗追捕高山小袋鼠的当儿，尽可能采集所有能找得到的小动物，其中有一种小型青蛙事后被证明是新物种。

然后，我们返身踏上为时两天的波亚那归乡之旅，回程远比上山之路容易得多。当我们健步如飞地滑下山脊，来到邦伯克河谷地高处时，存在我心中的某种坚持和困扰终于破除消失了。冰冷、吓人的色拉威吉山已经让我通过测试，证明我的意志力够格。我也已经到达我向往已久的世界的边缘，并且还因此而更加了解我自己。

远渡重洋来到热带的山巅，我终于被梦想已久的热带地区层层环抱。现在，我可以安心地回家了。P240

我的环球之旅从新几内亚继续向西行进。在澳大利亚昆土兰( Queensland)雨林区逗留一周，进行田野调查工作后，我在悉尼登上一艘意大利客轮，让它载着我往南绕过维多利亚海岸，接着再往西越过大澳大利亚湾，抵达珀斯。之后客轮从这个地球上离我家最遥远的都市，缓缓朝北穿过印度洋，驶向它最终的目的地——欧洲。中途我在锡兰（Ceylon，现在是斯里兰卡共和国）下船。总之，锡兰是个号称“亚洲之珠”、悬吊在印度尖端、形似泪珠的小岛。P241

对于斯坦福大学的允诺，勒妮和我都觉得非常兴奋。对方想聘用我的主要原因，在于我的昆虫学专长以及我的“蚂蚁狂”——我超热爱蚂蚁。就当时的标准来说，薪水也相当不错，年薪7 500美元。此外，校方还打算协助我们购房，这项政策在哈佛大学真是前所未闻。第二天早晨我告诉卡彭特我打算去斯坦福大学。我说：“多谢您长久以来的照顾。”但卡彭特说：“先等几周再做决定吧，我们且看看哈佛大学能有些什么动作。”

接下来那两个月，哈佛大学生物系教授以及人文暨自然科学院教务长邦迪(McGeorge Bundy)开始审查我的资格，并讨论是否要对我开出和斯坦福大学一样的条件。在等待消息的期间，我心中不断翻来覆去想着这件事。直到现在，哈佛大学都还是采用这种方式来聘用自己的年轻教员来担任终身教职，只有当外校来抢人的时候，哈佛大学才有正面响应；而且即使如此，还是可能回绝掉一些很有希望的年轻人。

这儿的聘用程序看起来好像比梵蒂冈（Vatican）以西的所有事务都要来得沉重、迟缓，通常要花上一年或更久时间才能完成。不过，他们对我的案子倒是格外施恩，步调加快许多。最后我接到邦迪给我的聘书，而且我也决定要留在哈佛大学。如今每逢天寒地冻的剑桥 1月天，我穿越坎丁斯基（Kandinsky），走在装点着汽车污渍和狗尿的雪堆上时，心里不禁提醒自己：新英格兰的冬天的确令人难受，但是为了在全球最佳的蚂蚁收藏地点附近工作，这也算是合理的代价。P248

我相信，科学家可以粗略分为两大类：为了力争上游而从事科学研究的那一类，以及为了研究科学而力争上游的这一类。只有后者才是能够终身活跃在研究领域的科学家，我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我猜想，和我同属后者且献身科学的同僚们，可能也是受到某种童年梦想的驱策，而且他们的梦或许比我猜想的更接近我的梦，因为进化生物学已经成为博物学探险家的最后避难所。P258

现在，我可以不带一丝讥讽地说，才华出众的敌手真是使我受益不浅。虽然令我受苦，毕竟他们是我的敌人，但是我亏欠他们大大的人情债，因为敌手令我精力倍增，而且还驱策我踏上新征途。我们的富有创造性的生涯中，很需要这类人物。如同英国哲学家密尔( John s． Mill)曾经说过的：“当旷野中没有敌人时，老师和弟子都会昏睡在岗哨上。”

沃森（James Watson），DNA结构的发现者之一，正是我生命里的一位负面英雄。在20世纪50 年代及60 年代，他还年轻时，我发现，他还真是我见过的人中最令人讨厌的家伙。

他于1956 年进入哈佛大学，担任助理教授，而我也是在那一年开始担任同样的职务。沃森当时28岁，只比我大l岁。他带着自己的信念来到哈佛大学，认为生物学必须转换成由分子及细胞所主导的科学，而且生物学还必须改用物理及化学语言来重写。他认为，从前所建立的“传统”生物学（也就是“我的”生物学）中充斥着一批批才智平庸的人，这批人没有能力把研究主题转换成现代科学，只能扮演集邮者一般的角色。沃森还用强烈的轻蔑态度对待生物系24名教员中的大部分人。

在系务会议上，沃森轻鄙的态度更是射向四面八方。他特意避开寻常的殷勤及礼貌性对话，显然是认为这样的态度只会鼓励保守派留在四周。大家之所以容忍他的恶劣态度，是因为他曾经有过重大发现，以及这项发现所带来的结果。

在20世纪50 年代及60 年代，分子革命已经开始以山洪暴发之势横扫生物学界。沃森年纪轻轻即已赢得历史性的声名，顿时成为生物学界的卡利古拉（Caligula，罗马皇帝，生前即命令臣民称他为神）。他享有特权，能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态度随性而且极端不敬，并且还期待对方一定要把他的话当回事儿。在他心里，显然他是“诚实的吉姆”，——这是他回忆录手稿的标题，后来才更名为《双螺旋》（The Double Helix）。很少有人敢公开要求沃森把话讲清楚。

对我来说，沃森的姿态尤其令人痛苦。有一天，在系务会议上，我很天真地建议道，系里需要更多年轻的进化生物学者，以平衡发展；最起码我们应该把现有的人数从一名（就是本人）增为两名。我告诉洗耳恭听的教授们，史密斯（Frederick Smith）是作风新派、很有潜力的种群生物学家，最近才刚被哈佛设计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从密歇根大学那儿挖过来。我大略讲述了一下史密斯的优点，并指出教授环境生物学的重要性。我提议，按照系里的标准程序聘用史密斯成为生物系里的一员。

沃森轻声哼道：“他们疯了吗？”

“什么意思？”我是真的听不懂。

“只有疯子才会想要聘用生态学家。”这位分子生物学界的活神仙如此答道。

好一会儿，屋内一片死寂。没人开口为这项提名案辩护，但也没有人附和沃森的话。系主任雷文（ Paul Levine）出面终止了这个话题。他说，这项建议并不是当务之急，等到书面数据齐备后，我们或许会再找个时间来审查这项提名案。当然，后来我们并没有这么做。一直等到分子生物学家离开生物系，自创新的学系之后，史密斯才获聘成为哈佛大学生物系的一分子。

开完这场会后，我穿过生物实验大楼的中庭，返回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巴洪（Elso Barghoorn）从背后赶上我。他是资深的进化生物学教授，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古生物学家之一，是发现前寒武纪微化石的学者，同时也是位正人君子。

“威尔逊，”他对我说，“我想我们不应该再采用‘生态学’这个词，它已经变成脏词了。”果然不错，接下来那10 年间，我们多半不再用“生态学”这个名词了。但是，我后来才领会到这桩事件中所蕴藏的人类学含义——当某个文化准备消灭另一个文化时，统治者首先要做的，莫过于“在官方场合禁用其母语”。

吴砺

202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