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场青兕说髯陈——浅谈清初陈维崧对稼轩词的承继与发扬

觞客子

词场青兕说髯陈
——浅谈清初陈维崧对稼轩词的承继与发扬
   　　叶恭绰在《清名家词·序》中有云：词学滥觞于唐，流衍于五代，极于宋而剥于明，至清乃复兴。
　　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自清建立（1644）至辛亥革命成功（1911）这长达260余年的满清时代，诞生的清词人约1万余位，作品列20万首以上，这些都是以往各朝代所远远不能比及的。由此认为词在由两宋至极再经历元明两朝衰落之后，在清时期迎来了一场巨大的复兴，是绝无半点生造偏颇之意的。
　　那么，清词究竟为何能够得此复兴？从根本方面来说，这与清时“尊词体”的意识形态是密切相关的。由史以来，诗、文一直占据着文学创作上的正统地位，而词则一度被列入所谓“小道”、“小技”与“艳科”之间。而在从唐五代到宋初这早期发展史上，词仅仅是作为声色娱乐的“谑浪游戏”，尽管是词人自己亦持此见。因此，皇帝可以因为不喜柳永而御笔亲题“且去填词”，算是对柳郎的一番侮辱了，而王安石也以“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的语气来质疑晏殊的文品。当然，通过柳永、苏轼、辛弃疾等一代代词家先后在词的风格题材境界上作出不懈地拓展工作，才使得词逐渐成长起来并开始为正统士大夫所接受。然而，即便如此，词体在两宋时期仍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尊”，从创作上来看，是依旧未能摆脱“诗余”地位的。
　　这种现象使词在“寄人篱下”的客观环境中沉寂了很久，直至清朝建立后，始而完全爆发出来。康熙作为当朝天子已经能够视之“于经史诸书有关政教而裨益身心者”（《御制选历代诗余序》），这已经很明确地将词抬高到与诗及风骚平起的地位。这在某种意义上也促成了清初词体观念的一大变迁。而阳羡词派的领袖人物陈维崧，则是这一时期在词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创作中功高卓著的重要奠基人。可以说，清词的复兴，首功恰恰当归陈维崧与他的阳羡词派。
　　陈维崧首先以他在当时词坛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明确提出了“盖天生之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词选序》）的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词乃小道”的传统意识，以为“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夫”。而他本人，也不止是吹响了这一时代变新的号角，同时也成为身体力行的先驱者。他以空前广泛而又丰富的题材，绝大的气魄，绝遒的骨力，以及“词史”一番的忧愤思想，存词1629阕，词调400有余，成就历代词家之未有，也使词从实质上完成了从思想到形式的重大突破。
　　在评价陈维崧词作品的时候，当时以及时后的词家们，更多的是愿意将他与南宋辛弃疾作为类比。朱彝尊在《迈陂塘·题其年填词图》中写道“擅词场，飞扬跋扈，前身可是青兕？”孙尔准也道“词场青兕说髯陈，千载辛刘有替人。罗帕旧家闲话在，更兼蒋捷是乡亲”（《论词绝句》）。卢前云“中原走，黄叶称豪风。小令已参青兕意，慢词千首尽能雄。哀乐不言中”（《饮虹簃论清词百家》）。而陈匪石则直白陈维崧“导源幼安”（《旧时月色斋词谭》）。可见，从词的创作风格上，陈维崧词与稼轩词显然有一脉相承的共通之处。
　　蒋兆兰在《词说》中曾有语说：“陈迦陵纳雄奇万变于令慢之中，而才力雄富，气概卓荦。苏辛派至此，可谓竭尽才人能事。后之人无可措手，不容作，亦不必作也。”而事实上，陈维崧在“追步苏辛”的同时，也很好地注意到了延伸与拓展。这才成就了他的独特艺术风格。那么，他与辛弃词在词的创作中又有哪些显著异同点呢？我们可以在下面作一番浅要的分析。
　　首先，笼统上来说，他们的词，都属于豪放词风。然而，既然词体本不能潦草地划为“婉约”与“豪风”二格，我们只能浅显地认为，辛与陈的词，在风格上都是偏于豪放纵情的大气象的。近人王易在对词调声律的论述中曾说：“《六州歌头》、《水调歌头》、《水龙吟》、《念奴娇》、《贺新郎》、《摸鱼儿》、《满江红》、《哨遍》等调，则挥洒纵横，不宜侧艳。”而辛、陈二人习用最多的词调恰恰正是王易所云的“毗刚者”。据统计，稼轩择用《水调歌头》、《满江红》、《贺新郎》、《念奴娇》、《沁园春》、《水龙吟》6种142首，占词作总数的22.5%；而迦陵的同类词调共472首，亦占有词作总数的28. 9%。而声律偏“柔”的相关词牌作品，在数目上均没有形成大量集中的形式。这说明，辛陈的词，在风格上是显然偏于“刚”一面的。陈维崧正是在师法辛词的基础之上，将豪放词风更进一步。
　　其二，体现在二人填词时俚语技法的运用。这原是辛词在语言使用上的一大特色。而陈维崧也在词的创作过程中对平白口语也有大量移用。像他在《长亭怨慢·途次润州，水涩舟胶，柬何雍南》中即有“愁多于水，水却似真珠颗。纵使似珍珠，尽也有啼珠添上些个”之句；再如《河传·虞美人花》中有云“玉蛾扑遍花间路。谁飞去?纨扇今番误。有时粉翅凝花须。轻扶。问伊，如不如？”皆是以俚白俗语入词，自成特色。当然，辛公为词，向如李白为诗，时常给人以浑然吐气、自成笔章的感觉。像他的那一首《西江月》就有很好地体现：“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卧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全词犹如一番大白话，却能出口成句、自在成文，显示了辛弃疾在填词时的极高天赋。在这一层上，只怕是陈维崧尚且追达不到的境界了。
　　其三，是词句中经史典籍的化用。陈维崧在这一点上无疑也是受到了辛弃疾的莫大影响。邹祗谟曾说“词至稼轩，经子百家，行间笔下，驱斥如意。”但后人由于种种局限，在这一方面的发挥显然不足，而到迦陵词时，这一手法又重新获得了繁盛形态。《哨遍·酒后柬丁飞涛，即次其赠施愚山韵》正是这一特征的最充分体现。词云：
　　大叫高歌，脱帽欢呼，头没酒杯里。记昨年、马角未曾生，几唤公为无是。君不见庄周，漆园傲吏，洸洋玩弄人间世。又不见信陵幕年失路，醇酒妇人而已。为汝拔剑上崦嵫。令虎豹君门勿然疑。古人有云，虽不得肉，亦且快意! 君言在辽西，大鱼如阜海无际。
　　饥咽冬青子，雪窖人、聊复尔。土炕夜偏长，烛花坋涌，琵琶帐外连天起。更万里乡心，三更雁叫，那不愁肠如醉。我劝君、莫负赏花时，幸归矣。长嘘复奚为?算人生、亦欲豪耳。今宵饮博达旦，酒三行以后，汝为我舞，吾为若语，手作拍张言志。黄须笑捋凭红肌。论英雄、如此足矣!
　　其五，体现在两人词作中所反映的爱国精神上。勿庸置疑，辛弃疾与陈维崧的大量词作都急切地反映了词人沉痛的爱国情感。面对失地，辛弃疾不仅在词作中多番呼吁，传达收复河山的志向，抒发报国无门的慨叹，还积极主动向朝廷上书，甚至亲身投入抗金运动。这种精神流露在他的诸多词作中，一起不朽于世。而陈维崧的祖父陈于廷曾是东林党重要人物，而父亲陈贞慧更是明末四公子之一，著名的复社领袖。陈维崧本人幼承两代余荫，又深受陈子龙、吴应箕等爱国志士影响，而且亲眼目睹清兵进军江南大肆屠杀同胞百姓的悲惨现状，对故国的怀思不禁溢于笔端。而他的爱国词的题材，也不仅仅局限于对故国故君的缅怀，对民族英雄史可法的悼念，还体现在了他对民族苦难的深刻揭示。他的《贺新郎·纤夫词》、《八声甘州（说西江、近事最消魂）》、《贺新郎（天畔蚕丛路）》等作品皆是这一题材方面的重要代表，所记史事无不是悲愤哀鸣，血迹斑斑。而他的调寄《南乡子·江南杂咏》六首词云：
（其一）天水沦涟，穿篱一只撅头船。万灶炊烟都不起。芒履，落日捞虾水田里。
（其二）夔魍喧豗，枫根渍酒纸成灰。泽国不知山国苦。铜鼓，醉觋夜深作蛮语。
（其三）户派门摊，官催后保督前团。毁屋得缗上州府。归去，独宿牛车滴秋雨。
（其四）鸡狗骚然，朝惊北陌暮南阡。印响西风猩作记。如鬼，老券排家验钤尾。
（其五）万艘千船。今年米价减常年。乍可宣房填蚁穴。愁绝，不愿官家言改折。
（其六）笳盖从风，旌竿十丈压程红。卜式相如争匿笑。惊告：同辈屠沽并佣保。
　　这六首词，写尽了天灾人祸，百姓蒙受无穷灾难。而官府则横征暴敛，差役狰狞。可以说是一部完全不亚于当年杜甫“诗史”的“词史”了。辛弃疾当年同样有一些反映农村生活场景的词作，却多如《清平乐·茅檐低小》及《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等，正写照了田园生活的一层自然朴实清新。但陈维崧与其遭际不同，反映的内容思想也就明显有异。同时，辛弃疾所处的虽是南宋朝苟且偷安不思复国的境遇，但毕竟是一个相对和谐安宁的世界，而且还曾几度为朝廷起用，所以作品中所承载的多是词人的个人情怀；而陈维崧则身处乱世，亲历战火惨案，本人早在年少即险为明朝阉党杀害，年轻时又落选乡试，三十岁以后旅食四方浪迹南北，可谓饱受人间凄凉，直至康熙十八年，在其55岁高龄时，方才经大学士宋德宜推荐应博学弘词科试名列第一，授翰林院检讨。正是这几经沧桑的遭遇，才使他尝尽了世间甘苦，并在词的创作题材上有了一次伟大的突破与扩充，进而将词的文学地位一举抬升到与诗赋并列的新高度。这是辛弃疾当年尚且未能做到的，而陈维崧功勋显著。
　　所以说，陈维崧在继承与发展辛弃疾的词创作的实践过程中，完全奠定了词在文学上的价值基础，也迎来了清词的复兴局面。陈维崧本人，也无愧于“清初词坛第一人”的赫赫声誉了。阳羡派词人蒋景祁曾在《陈检讨词钞序》中有云：“读先生之词者，以为苏、辛可，以为周、秦可，以为温韦可，以为《左》、《国》、《史》、《汉》、唐、宋诸家之文亦可。”而陈维崧本人亦以为“豪苏腻柳”虽不同调却各有所长。正是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对词题材的空前开发，才为词的创作争取到了无限开阔的发展空间。

[ 本帖最后由 觞客子 于 2008-9-24 11:35 编辑 ]

旋风

再次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