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很雷：方苞反清被康熙策反——受到利益诱惑而变脸

枞川优客

2009-02-06 09:21:09 《百家讲坛》
8 g8 \  }' j7 [; R" E5 J. o
从敌对到臣对
    大嘴——刘诚龙
7 N$ `' h& k" ?5 g- C    方苞考过好几次科举，开张都是大吉的，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参加岁试，得第一；康熙三十八年，参加江南乡试，又得第一；康熙四十五年，参加国考会试，得第四。如若照此一路考去，诚可蟒袍加身，混个市长省长什么的，但从此之后，方苞开始走霉运，一连考了五次，皆是铩羽而归，名落孙山，叫他好生懊恼。

4 X+ G5 s$ I3 M/ W4 E    知识分子对来自体制内的挫折，最容易萌发的是牢骚、怪话、不满和反对。宋江与吴用之属，在体制内混得不好，深感前途渺茫，索性就上了梁山；洪秀全一连科考数次，次次落第，也就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造反了。欲做奴隶而不得，就搞奴隶起义，这是许多人走的人生路线图。方苞到底是个知识分子，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要他占山为王，加入绿林，他可不敢。但是，不拿枪杆子作战，而拿笔杆子作对，一直是知识分子自以为的使命。也就是说，很多知识分子，进，可以御用，从而可吃骨头；退，可以造反，从而可立骨气。
" ^5 Z/ v1 ~6 {/ V1 Q) v    方苞开始当然选择的是“进”，但一连五次都是“不才明主弃”，退步原来可向前，他也就选择以退为进的“退”了。方苞反清，是有“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的，他父亲是明之遗民，其父亲好友杜濬、钱秉镫更是在清兵侵江南时弃笔从戎，拿起锄头、梭镖“闹革命”，他内心里当然有“阶级仇民族恨”；仕进途中蹭蹬不顺之时，他又与清朝搞“不合作运动”的李恕、万斯同常相往来，耳濡目染，不受一点影响肯定是不可能的。他的同乡与老朋友戴名世撰《南山集》，里头“语多狂悖”、“多大逆语”，方苞为之作序。方苞是文章大家，岂不知序是文章文眼？敢于为之作序，自然也体现出方苞的“政治态度”。此时的方苞，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觉得能够赢得生前身后名为头等大事，于是以“知识分子天然是统治阶级的对立面”之使命为己任。
    《南山集》案子一发，方苞的知识分子使命就完成了。康熙五十年，一直以做鹰犬为己任的左都御史赵申乔将《南山集》参了一本，康熙把戴名世这一事件作为一个大政治案来抓，戴被腰斩，牵连入狱者达数百人，方苞自然逃不掉，他也被解往北京刑狱，经“最高院”审理，决定“拟斩”。当把审判结果呈报最高领导康熙审定的时候，康熙有根神经被触动了，他力排众议，刀下留人：“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下武英殿总管和素。”康熙就这样成了方苞的救命恩人，不但救了其命，而且将其“连升三级”，把方苞放在身边当自己的秘书，谓为南书房行走。因其年老，奔趋佝偻，康熙对他还高看一眼，厚爱一层，特许他“直立行走”，“扶杖而行”，可以在殿内殿外拄拐杖走路，直把方苞感动得热泪横流。
* o% f* p2 J* F0 l5 S! M    康熙统战成功，从此，方苞也就摇身一变，从康熙的敌人变成了康熙的同志。方苞也不把康熙当敌人以笔相伐，而是当救星以歌相唱颂了。康熙把他纳到身边不几日，就命他作《湖南洞苗归化碑》。方苞适应能力超强，一下子“转变了身份与角色”，本来是做负面文章做惯了的，一天两天就做起了正面文章，而且一挥而就，文采斐然，甚得康熙赞许。“越日，又命作《黄钟为万事根本论》；越日，又命作《时和年丰庆祝图》”。文章做得特别合“主旋律”，让康熙赞不绝口：“此赋即翰林老辈中兼旬就之，不能过也。”此后，凡有文章，康熙都首先叫方苞过目—“方苞见否”？或者是“视方苞如何”？如此得到领导的器重，让今日之方苞再也不知道昨日之方苞了。他于是作了《两朝圣恩记》，“以志格外殊恩”。“格外”即“殊”，“殊”即“格外”，这个提倡搞简洁古文运动的方苞，激动得程度副词乱叠加了，翻译成时髦语言就是“最最恩”。
0 k  o% d" c( Q4 @3 M0 _    胡适博士也曾经“以志”过一次“格外殊恩”。末代皇帝宣统家里新装了个名唤“电话”的玩意儿，他觉得特别新鲜，特别高兴，就试着给人打电话闹着玩儿。宣统早听说有个“新人物”胡适博士，写新体诗很了得，于是就给他打了个电话，叫胡博士到皇宫里去耍一耍，胡博士简直是受宠若惊啊，连忙赶了过去，胡博士在其日记里记载道：“一见面，他称我为先生，我叫他皇上。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史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看看，官位都还没授呢，就把胡博士感动得一塌糊涂、不成样子了，若是真把他纳编进入“南书房”去当“行走”，不知道会是一副什么模样。胡适被皇帝召见，是如此激动；皇帝召见胡适呢，是闹着玩儿的。宣统在其自传《我的后半生》记载的是：“这里我要提一下在这短暂的而无聊的会面之后，我从胡适博士敦写的一封信上发现，原来洋博士也有着那种遗老似的心理。”现在一直还被供奉在自由主义神坛上的胡适，如果当时有机会当遗老，会不会去当呢？
    曾经要杀方苞的是谁？是康熙；曾经要救方苞的是谁？是康熙。不杀了，将其留命了，这就让知识分子的方苞感激涕零。这实在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好比是一只猫，把老鼠抓住了，抓住之后不剥其皮食其肉，只放在猫笼子关着，老鼠从此就把猫当救星以礼敬，这不怪异吗？
    方苞曾经是清朝的“反动派”，一下子变成了清朝的“革命者”，天天是臣“对曰”，从做反对文章到做廷对文章，从敌对到臣对，距离到底有多远呢？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大概对于一些知识分子来说，也是只长反骨，不反骨头的。看起来他们天生了一根反骨，在没有得到使用之前，对统治阶级总是又叫又吠，汹汹然，狺狺然，都是装着反暴政反独裁反专制的凛然模样，一旦成为其中一员，一旦成为既得利益者，一旦统治阶级给他扔了一根骨头，那么其角色变换比川剧演员换脸还快。所以说，从敌人到朋友，也许距离遥远，中间隔着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但从敌对到臣对，也许距离就很近很近了，其中只是隔着一碗浑浊的骨头汤。

(来源:《百家讲坛》杂志)

程璟

有两点基本不符合史实：
& C4 F; i3 l9 g# V0 v# z第一，钱澄之和方苞之父，谈不上是“好友”。钱澄之与桂林方氏的方以智兄弟、方授、方畿这些人可以说是好友。方仲舒比钱澄之小二十六岁（钱澄之比方仲舒之父方帜还大三岁）。从钱澄之的《田间文集》、《田间诗集》、《藏山阁集》等作品中也看不出与方仲舒交往很深。
& a& z* q5 b! S. `0 R第二，方苞享年八十二岁（生于康熙七年戊申，卒于乾隆十四年己巳），康熙五十年辛卯《南山集》案发之时，四十四岁，不过壮年或中年，也不谈不上“年老”。戴名世年长方苞十五岁，戴名世可以说“年老”了。

[ 本帖最后由 程璟 于 2009-2-13 23:10 编辑 ]

程璟

钱澄之的桐城好友中，除了上述桂林方氏人物之外，首推潘江，其次是左氏兄弟。

春江花月夜

感觉有点戏说的成份。仔细看方苞的作品，他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国家大政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

wuxing1983

不好讲1~~~~~~~~~~~

鼓肚子

对我来说，是学习，或者是长见识

觞客子

刘诚龙是什么人？不认识。但看过这段文字，我只能对他的学问嗤之以鼻。
学问不在于深浅，最重要的在于态度。对于一个事物毫无见识，就开始乱发态度，令人痛恨。
别个不说，就拿他评说胡适之先生面见溥仪的故事，就令我十分恼火。适之博士是我在中国文化中最推重的三个巨人之一，可以说，没有适之先生，就没有新文化运动，至少中国的文化还必须滞退很多年。新文化的真正领袖，就是适之先生，而不是后人抬举出来的这个那个！但一个领袖的所有言行并不是这样被一些妄人胡乱猜度的。不了解适之先生，可以去读他的日记，去读他的年谱长编，去读他的晚年谈话录，这些都可以。为什么在根本无知的情形下就要妄自断论呢？适之先生领导了新文化，也毕生提倡新文化，但他不是一个盲目的“革命派”。他不仅面见过溥仪，还与传统京剧大师梅兰芳交情甚好，并帮助梅兰芳赴美欧演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可这说明什么呢？当时就有很多人对适之先生的这些行为表示不满甚至怀疑适之先生的立场。诸如鲁迅之辈，就以报纸将其与梅兰芳相提并论而以为耻！可什么是领袖？领袖最基本的一条就需要兼容并畜海纳百川的精神！适之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他几乎巅覆了整个中国的旧文化时代，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文化时代。但他在国学上的深厚造诣与杰出成就，使他不容置疑地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国学大师之一。他的很多国学成就甚至至今无人能够超越，例如他晚上在《水经注》研究上的成就。他还给整个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考证精神指明了道路并树立了最鲜明的榜样。这样的人物，才可能统一起“全盘西化”与“整理国故”这两个看似矛盾不可协调的认知精神。
% S, C2 w; Q7 N; |& R所以，这篇文字的作者，他的基本态度就是令我极度鄙夷的。以这样的态度，不可能做好任何学问。他唯一的能耐，就是依赖一些新奇的主张去制造哗然的舆论影响。换言句，他就只配做一个哗众取宠的跳梁小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