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者 英国《金融时报》$ f7 r! l6 [' l
许知远 就是在这里吧,吴越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更易? 一九零五年夏天,芜湖县长街二十号的这幢二层小楼必定显得逼仄狭窄,它装不下这几个青年的高涨情绪和激烈言语。他们在商讨如何去刺杀即将出洋的五大臣。这五大臣准备前往日本与欧美考察政治体制,以为清王朝可能实行的君主立宪做准备。 这一年,吴越二十七岁,他从读书的保定赶往家乡桐城,他的母亲生了重病。途径芜湖时,他来这里探望老朋友陈仲甫,后者正在这办一份《安徽俗话报》,还没有开始使用日后著名的名字——陈独秀。桐城隶属安庆府,而陈仲甫出生在安庆府老城内,两人算得上同乡,陈比吴小一岁。三十二岁的湖南人杨笃生和和二十岁江苏人赵声也在场,他们也是相约到此的。 他们或在新式学堂相识,或是通过朋友介绍,或是在东京时相遇过。这是那个时代的风尚,青年人四处游荡、结交、争辩、办报,有时他们还一起做炸弹。杨笃生是一个倡导用炸弹来暗杀的人,之前暗杀者普遍采用手枪,它的威力太小了,暗杀者普遍缺乏训练,也很少命中目标。吴越第一次看到在山谷里的炸弹试验时,大喜过望,仿佛找到了快捷的解决之道。陈仲甫与杨笃生就是在上海一起研制炸弹时相识,当时常来学习的还有一位满清翰林,他叫蔡元培。 他们生活在一个思想剧烈转折的年代,少年时都曾研读四书五经,准备成为儒家学者中的一员。但是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战争,惊醒了中国“四千年未醒之大梦”。他们是同代人中头脑最敏锐的,或许也是情感上最冲动的一群。旧的思想秩序坍塌了,他们迫不及待地接受新潮流。梁启超曾是他们集体的导师,用自己匆匆学习的知识,匆匆地告诉他们整个世界的模样。 但是,急剧变化的时代让今天的新思想变成了明天的陈旧物。重大的历史时间走马灯式的上演,一八九八年的百日维新,一九零零年的义和团运动,一九零三年的拒俄运动,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战争、废除科举……一八九八年时,康有为、梁启超还是激进派人物,到了一九零一年,则已被斥责为顽固的保皇派,更激进的革命派已经兴起。 那真是个兴奋、丰富、刺激而有混乱的年代。新学堂、新报馆和新书局不断建立,他们造就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未见的公共平台和学生人群。自由、平等、博爱、民权、进化、权利、竞争、欧化、国粹、尚武、保种、保教、立宪、革命、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生主义、军国主义、虚无主义……新名词、新概念,成群结队、相互矛盾地涌来。它们让一代青年既亢奋又迷惘,他们的头脑就像是各种思想的跑马场。吴越留下的自传中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切。早期,他阅读梁启超的《清议报》,所以就天天和别人谈论立宪,斥责西太后昏庸,而光绪帝圣明,倘若别人不同意康、梁的主张,他就排斥他们。但是当革命派的声音流行时,他又阅读《猛回头》、《革命军》、《皇帝魂》,他的思想又为之一变,感慨说梁启超几乎误导他了。 一场重大而激烈的争论已经开始——面对强权的欺侮,中国能够依靠由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强大,还是必须要通过一场革命、推翻满族人的统治来实现,这一小部分异族人压抑了广大汉人的能量,只要推翻它,中国的种种困境都可能迎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