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萌：锅巴的祸，底层的乐

米乐星 · 发表于 2009-4-21 12:22:30

《高兴》确实是一部叫人高兴的电影：农民刘哈娃改名刘高兴，怀揣梦想进了西安城，收破烂收得高高兴兴，死了的爱情活过来，组装的飞机飞上天。欢乐不等于弱智，据民间的说法，看完《高兴》，观众的智商普遍增长百分之二十五。不过，高兴得太容易了，反叫人不踏实，折返头来，“高兴”的合法性倒成了问题；面对底层，“以苦为乐”，该不该？
这几年，底层电影不少见，以苦为苦，从李扬贾樟柯，到刘杰王全安。阿甘一贯走的商业路线，和文艺不怎么沾边，而《高兴》可谓对文艺片底层形象的一次翻案。情节欢乐，发声方式也大不相同，以往沉默寡言的“受难牛”不见了，《高兴》的主人公们不但大声咧咧，还唱歌跳舞；亮堂堂的底色映衬下，“底层英雄”刘高兴模样整整齐齐，五富虽说满头尘土，可也脏得卡通，好像《史努比》里到处扬尘的小破孩乒乓。在形象的反差下，故事仍然是意想中的故事，只不过，我们看到了理想主义的修缮。
每个落魄的男青年心中都有一位无处安放的女神。十年来，贾樟柯写日记般带领着我们：《站台》里的钟萍，《小武》里的胡梅梅，《任逍遥》里的巧巧……刘高兴和孟夷纯的组合很容易叫人想起小武和胡梅梅，前者是拾荒者和按摩小姐，后者是小偷和妓女。区别在于，“婊子逻辑”没有继续在《高兴》里发挥作用，当小武攥着不再响起的传呼机蹲在公安局里的时候，刘高兴则手捧垃圾桶上开出的小黄花迎接女神归来。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不嫌弃我？为什么呢？是锅巴惹的祸。刘高兴孟夷纯们牵着手唱唱跳跳，锅巴惹的祸。不是巧克力，也不是月亮，是锅巴，好比一种阶级的标签和结盟。试飞失败的飞机撞进杏胡和种猪寄居的小屋，瓦砾飞扬，受害人的反应却很和平，毫无索赔的意思，为什么？因为阶级，当然，前提是无产。这种乌托邦式的底层联盟，在影片中形成梦幻般的保护膜，抵消了个体与外部世界短兵相接时理应发生的主体性幻灭。
“进城”对于刘高兴来说，如同获得第二次青春，而影片中始终持续的狂热情绪，正是青春期式的，spring fever。被按摩店老板娘赶出来，刘高兴和五富来到一大片麦田，五富抱怨城里“不自在”，高兴说：“挣了城里的钱，城里就是咱的城里，要爱。”青绿色的麦田里，白色的衬衫，五富手舞足蹈的哭喊，高兴闭着眼的伫立歌唱，原谅我，这分明是一出山寨版《关于莉莉周的一切》，而高亢又凄凉的《兰花花》代替了莉莉周空灵诡秘的声线，似乎是在表述某种中国式青春，不过表述的主体并不那么年轻了，或者说，《高兴》假设了特殊的青春期的维度和可能，这种青春，关乎身份转变，由“进城”伊始，它不属于生理的自发，却可以反过来支配身体的能动。当刘高兴蹬着板车穿梭在西安城的大街小巷，他感受到自己的新生，他可以大声宣布“我还想当破烂王呢”，像个模范的中学生那样给半身不遂的街边老伯献一束小花，像个雄心勃勃的少年那样鼓捣破铜烂铁组装的飞机。
“城里青春”飞扬成这样，是否违背底层表述的良心？若以现实相拷问，白日梦似的快乐自然会迅速破裂。可是，《高兴》又何曾是现实主义的？当阿甘用组装飞机替换掉贾平凹原著里的自行车，将默默死去的五富背在半空中颠簸到苏醒的时候，当死而复生的五富晕晕乎乎把一大口呕吐物准确地淋在大款的头上的时候，我们来得及抓住的，没有别的，唯独一瞬间粗野而缺乏边界的快活，好像一起分享了那一份没来由的青春热度，那一种不确定的幸福感。
是的，不确定的。正如刘高兴和孟夷纯的锅巴爱情。当孟夷纯想用“手艺”报答刘高兴的资助时，高兴落荒而逃：“我不是客人。”孟夷纯却默默地告诉他：“可我是个按摩小姐。”除此之外，关于生存逻辑对人生的限定，电影既没有过分强调，也不曾企图克服，即使是像这样的突然撞破或跳脱，也只是一笔带过。影片的许多叙事，因此停留在悬空中，追究不得。好比垃圾桶上开出的小黄花，美好却来历不明。歌舞则是影片的一道秘戏。拥有歌舞，就拥有了表现主义的空间，拥有了强化情绪的利器。“穷开心”的不断铺陈和放大过程中，直观的愁苦自然渐渐压缩减退，可也不至于消失，于是，在爱情关系的尴尬里，在一罐子毛票的寒酸里，在一切偶尔浮现的小龋龉里，叫人不经意地咯噔一下。如果《高兴》尚有悲意的话，那这悲意就来自于歌唱与破音之间的那段没有被抹平的空隙。
一千种苦难之后，我们终于在《高兴》里看见了底层的快乐。可快乐的理由似乎并不那么充分，这让我们烦恼。凭着这点，我们又可以反过来质疑，《高兴》根本不是什么底层电影，它太商业了，太省心了，华丽得那么山寨，又低俗得那么天真。当高兴蹬着板车昂首挺胸地飞驰而过，路人好奇地问他：“小伙子，你咋那么高兴呢？”高兴乐呵呵地回答：“因为我叫刘高兴！”说高兴就高兴！煽着风点着火，两手空空也能high起来！快乐就跟发烧似的，呼呼地冒热气，不管脚下是腾空。好在，那腾空始终没有被填满，当我们触摸到它的时候，心仍然会突突地跳，隐隐地疼。贫民刘高兴虽然是瞎高兴，不过还好，他毕竟没有扭头变成百万富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