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曾国藩“经济为学”的思想对桐城派的负面影响作者：879311042

蛰龙 · 发表于 2009-10-29 10:5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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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曾国藩“经济为学”的思想对桐城派的负面影响

摘要：曾国藩是对桐城派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人，特别是他提出于姚鼐“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不可偏废”的基础上，又提出经济之学，亦不可或缺，拓展了桐城文派的写作空间。但是，经济为学的思想突破了方刘姚以来的“为文之道”，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了桐城派，分化了桐城派的作家队伍，模糊了桐城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特色，为后来桐城派的衰败、消亡影响甚大。
关键词：曾国藩；经济为学；桐城派；负面影响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年间以进士入翰林，后擢升礼部侍郎等职。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回乡组建湘军对抗太平军，因镇压太平军有功，被封一等侯爵，达到其政治生涯的顶峰。曾国藩好古文，视己为方苞、姚鼐的继承者，因曾推崇桐城古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发展有重大贡献，兼之文章出色，被时人誉为“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
曾国藩对桐城派的贡献是很大的，编选《经史百家杂钞》，补充了姚鼐《古文辞类纂》摒弃经史的缺陷，扩大了桐城派古文学习的源流；曾为文又少禁忌，奇偶并用，使文章舒展有气势，雄厚有内容，使桐城派作品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更重要的是接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在理论上对桐城派进行改革，于桐城派标能够榜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以“经济”一条，使古文反映现实政治、社会问题，更实际有用。这就使桐城派古文从局促迂缓的狭小天地里解脱出来，适时向前发展。
但是，曾国藩对桐城派传统理论的改造，加上他对桐城派古文传统风格的突破，也给传统的桐城派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以下就曾国藩“经济为学”的思想对桐城派的负面影响这一问题，谈谈本人的看法，供大家批评，不妥之处，欢迎指正。

一、曾国藩“经济为学”的思想在根本上动摇了桐城派的作文理论
桐城派的理论体系萌发于清初的戴名世。戴名世生于清初，自幼受明末先辈熏陶，这使他的心中充满了对亡明的怀念以及对满清的仇恨，不尽乎“雅洁”的要求。他晚年曾对方苞说，优柔平和才是文章兴盛的标志。后来戴名世的悲惨遭遇和自己的危险际遇，让方苞对戴名世的话也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在其侥幸不死后，提出“义法”一说，以柔和的文章和谦卑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为桐城派的形成夯实了基础。方苞以后，刘大櫆成为桐城派的领袖。刘师从方苞，得文章义法，继承并发展了方苞的“义法”之说的古文理论，提出神气音节使说，使他成为桐城派发展史上继往开来的重要人物。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坚持“义法”之说，但又表示，“只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1]”于是在《述庵文钞序》中说，文章有三事，即义理、考据、辞章。将考据作为作文之事，显然是受到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不过也使桐城派恰到好处地取得了继续前进的途径。姚鼐并不空说为文之道，身体力行，编选《古文辞类篹》，以词必通雅、句必合法为标准选文，为人们提供范文，启示作文门径。《古文辞类篹》自问世以来，风行于世，是学习古文的最佳入门读本，也成为桐城派的最好宣传，被桐城派传人视为瑰宝。
从戴名世到姚鼐，从戴名世晚年的寄语到姚鼐的“文章三事”，桐城派完成了从肇始到鼎盛的过程，也使桐城派的理论体系从萌芽发展到完善。这个理论体系的建立，是桐城派立派之基础，也是桐城派前后延续二百年多年的精神支柱[2]。
姚鼐以后，桐城派缺少有创见的核心作家，开始由鼎盛转向衰落。此时，曾国藩出现了。为扭转桐城派的衰落趋势，曾提出“为学四术”的文学理论，即“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并指出“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辞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学；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3]”
此理论似乎给桐城派拓展了写作空间，带来了中兴气象。实际上，却是对方姚古文理论的背离和抛弃。我们知道，无论是方苞还是姚鼐，他们一生努力的事业是“为文之道”，讲的是作文之法，以文为中心。而曾国藩的“为学四术”，是“以义理为根本，以经济为目的突出地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4]”。二者是截然不同的。
曾国藩之所以会背离和抛弃方姚古文理论，是因为曾与方姚的人生遭遇和政治背景不同。身为朝廷一品大员，仕途通达的曾国藩没有经历过戴方刘姚的坎坷遭遇，也不可能体会到戴的无奈与冤屈、方的谦卑与柔和、刘的愤世与嫉俗、以及姚的清约与寡欲。在曾国藩眼中，看到的更多的是桐城派理论的不足和缺陷，而无法理解桐城派得以盛行天下的真正原因。因此，当他以自己的认识和观点来改造桐城派时，自然不可能与原有理论浑然一体。
曾国藩对桐城派的改造影响很大，大到后来曾国藩的理论甚至超越了方姚理论，另成一家，号为“湘乡派”。这对桐城派和坚持桐城派传统理论的人来说，是不可忍受的。由是引出身为“曾门四弟子”的吴汝纶在晚年提出“反俚求雅”，以“雅洁”取胜，试图全面恢复桐城派作文的传统风格[1]；张裕钊秉承桐城派宗旨，恪守桐城家法，讲求“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不可偏废”，也并不遵循曾国藩的“为学四术”。

二、曾国藩“经济为学”的思想模糊了桐城派的特色
桐城派自方苞起而闻名于世、自成一派后，便有着独特的文风。关于方苞的文风，学者认识观点较为统一，一般赞同刘开的评论，以为“丰于理而啬于辞，谨严精实则有余，雄奇变化则不足，亦能醇不能肆之故也。[5]”就是说，方苞之文精炼平实，澄清淡雅，寓意深远，简而言之曰雅洁，但气势稍弱，文采略乏。方苞文风的这一不足，至姚鼐提出“阳刚美”和“阴柔美”之说而有所弥补。方姚文风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包括古文发展的规律、方姚其时的政治状况以及方姚的人生际遇。桐城派的形成是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多种原因交织而成的动态发展过程，其中方姚雅洁的文风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6]。即是说，有桐城派就有雅洁之风，无雅洁之风便无桐城派。
姚鼐之后，桐城派作家中没有涌现出超越前辈的大家，对于“道统”和“文统”的维护，使他们拘泥于各种法度，古文创作越来越狭窄，此情形直到曾国藩的出现才有所改变。曾国藩在提出“为学四术”的同时，身体力行，积极作文，追求气象光明、雄奇俊伟之意境，扫除桐城派格调狭小之疾。
曾国藩从理论到实践对桐城派的改造，表面上使桐城派一扫衰微之势，显出中兴之态，但实际上使桐城派面目全非，偏离了方姚以来的为文轨迹和特色。可以说，这时的桐城派已不是真正的桐城派，而应该叫湘乡派了。现在，一般学者以为湘乡派是由桐城派发展而来的别支，笔者却以为湘乡派是曾国藩利用个人崇拜，嫁接在桐城派这棵大树上的别支，或者说是。这棵别支的生命，取决于曾国藩以及曾国藩所倡导的政治运动-----洋务运动的生命短长，其自身缺乏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桐城派原来风格的丧失，使桐城派作家的文章失去了与其他作家相比较相区别的自身特色，从而使桐城派的作家与当时其他提倡洋务、崇尚西学的作家杂为一流，也使他们的作品与他人的作品浑然一色。尽管在洋务运动时期，这种桐城派派古文风靡一时，毕竟这只是一种依附于政治活动的现象，不可能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
甲午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因北洋海军的覆没而宣告彻底破产，依附于洋务运动的那个桐城派或湘乡派也失去了生机。面对危局，一些桐城派作家开始反思，首先清醒过来的是吴汝纶。他在生命的最后八年中，致力于湘乡派古文向传统的桐城文派古文复归，重删减求雅洁，将古文还原为文人之文。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倡议虽得到很多桐城派作家的响应，却并未给桐城派注入新的活力，反而加快了桐城派的衰落[7]。其中原因应该有一点，那就是湘乡派的出现和兴盛割裂了传统桐城派的发展轨迹，使梅曾亮时期的桐城派与后来的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兄弟的桐城派之间出现了一个断层。此断层的存在，对后来桐城派的发展影响极大，这点应引起研究后期桐城派发展的学者的注意。

三、以“经济为学”为旗帜的湘乡派分裂了桐城派作家队伍

曾国藩利用自己在政治上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在治军之余，招募聚集大量学者文人，多达83人，一时间形成“天下文章在曾府”的盛况。其中最受曾国藩赏识的当数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四人，时人称为“曾门四弟子”，比之于“姚门四杰”。
从前述曾国藩的理论来看，曾国藩虽自述上乘姚鼐之旨，但在实际上，曾国藩本人并非桐城派的忠实信徒，当时吴敏树已指出曾国藩并不“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曾国藩亦自承认“斯实搔着痒处，往在京师，雅不欲混入梅郎中之后尘”。又说：“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文章与传统桐城派古文一般“清淡简朴”的作风也并不相同，确是事实。
由于作文理论、为文风格与传统的桐城派有着巨大的差异，再加上曾国藩显赫的地位和众多的幕僚弟子，一个新的文学流派产生了，这就是湘乡派。曾国藩选编的《经史百家杂钞》，可以说是湘乡派立派的礼炮。之后，黎庶昌与光绪十五年（1889）编选《续古文辞类篹》。《续古文辞类篹》的选录标准完全遵照曾国藩论文宗旨，对曾国藩推崇倍至。方宁胜以为，该书虽为姚鼐《古文辞类篹》之续，却与姚氏意旨不相契合，目的是为以曾国藩为核心的“湘乡派”作宣传[8]。
曾国藩表面上对桐城派的宣扬，在当时使桐城派出现了“中兴之状”，这吸引了很多桐城派作家的目光，或有意或无意地离开了传统的桐城派的阵营，加入到新的桐城派----即湘乡派中来。晚清李详在《论桐城派》论及此事说：“其（曾国藩）门下则有张廉卿裕钊、吴挚甫汝纶、黎莼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先生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
湘乡派的出现，使桐城派的阵营再次出现分裂。在这之前，阳湖派的产生让桐城派原本团结一致的队伍第一次有了裂缝，只是由于恽敬、张惠言的声望和地位均不显赫，而阳湖派也居于一隅，是以对桐城派的打击和破坏性并不明显。现在，湘乡派的出现，由于曾国藩的如日中天的政治地位，吸引了众多桐城派作家---包括一些核心作家的目光，并在不自觉间转到了湘乡派门下，这对本已不再稳固的桐城派队伍来说，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关于湘乡派对桐城派的负面影响，杨怀志说，在湘乡派的影响下，连桐城文人吴汝纶也几乎变成了湘乡派代表人物，桐城派似乎成了湘乡派的一部分[9]。这是不正常的，也是值得后人深思的，需要桐城派研究者的更进一步的探讨。

总上述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经济为学”的理论，对桐城派来说，决不是只有积极的影响和意义，还有存在着诸多的负面作用。弄清楚这些负面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认识桐城派的发展轨迹和桐城派在上一世纪初的衰亡，有可能为我们找到另一个答案，也能让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另一个侧面来审视曾国藩和他的理论对桐城派的作用。鉴于笔者的学识，本文还不可能完全弄清曾国藩“经济为学”的思想对桐城派的负面影响这一问题，以后笔者还会继续发文，探究所以。

参考文献：
[1]姚鼐：《与陈硕士书》，《惜抱轩尺牍》卷五
[2]陈辉：《桐城派形成原因之我见》，《怀化学院学报》，2008
[3]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二《问学》篇
[4]《安徽文化史》编委会：《安徽文化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5]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
[6]杨怀志、江小角：《桐城派名家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1] 姚鼐：《与陈硕士书》，《惜抱轩尺牍》卷五

[2] 陈辉：《桐城派形成原因之我见》，《怀化学院学报》，2008

[3] 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二《问学》篇，转引自杨怀志、江小角的《桐城派名家评传》

[4] 《安徽文化史》编委会：《安徽文化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5] 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

[6]陈辉：《桐城派形成原因之我见》，《怀化学院学报》，2008

[7] 《安徽文化史》编委会：《安徽文化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8] 杨怀志、江小角：《桐城派名家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9]杨怀志、江小角：《桐城派名家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