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张知行参加河北抗日游击战的一段经历

zhumin · 发表于 2011-7-5 13:49:54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先父立即终止了在南京中央陆军大学的学习，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随冯玉祥先生先后在沪宁线第三战区、津浦线第六战区前线督察。至年底，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抗战中心移至武汉，先父则转至鹿锺麟将军所在的军法执行总监部工作。1938年5月，蒋介石任命鹿锺麟先生为河北省主席、河北游击总司令、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前往河北日寇敌后打游击。鹿先生立即任命先父为河北游击总司令部参谋长。先父欣然受命，以偿其直接打击日寇之夙愿。
此次安排鹿先生去河北打游击，原是冯玉祥先生的主张与推荐。冯先生自1930年中原大战失势后，便挂名赋闲，虽然1933年曾以他所率之西北军组织抗日同盟，与日寇正面交锋，收复察哈尔北部四县，但终因蒋介石掣肘，抗日理想未能实现。此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曾说：“蒋如抗战，我拥护他；如果他投降日本，我自己可以到河北去，与八路军联合起来抗日。”
冯先生率领西北军在河北驻防已久，从原河北省主席宋哲元，继任主席冯治安，到在卢沟桥与日寇交锋的赵登禹、佟麟阁，均系冯先生旧部。而多年来散落在河北民间的西北军人员与枪支也不少，如以鹿锺麟的名义号召，将这些人，枪组织在一起，不仅可以形成一支实现自己抗日夙愿的武装力量；亦可为自己将来的出路做准备。另一方面,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河北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势力也得到很大发展。如将这些武装由中央政府命名，与八路军联合，华北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将颇为壮观。
在鹿先生离开武汉之前，冯先生特别介绍他去见八路军驻武汉代表周恩来。周先生热情地向鹿锺麟介绍了八路军在河北的情况：一路是129师师长刘伯承在冀中一带，另一路是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在冀南一带开展活动。同时分别由吕正操，杨秀峰配合作战部队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周先生表示希望在鹿锺麟的领导下，充分发动抗日力量，与日寇展开抗日持久战。同时还允诺通知徐向前部队届时前去迎接。
冯玉祥先生的建议为何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呢?虽然蒋绝不愿意冯先生东山再起，但是他对共产党在华北敌后迅猛发展更是怀有戒心。而此时面对日寇猖狂的大规模进攻，又实在无法分兵前往华北敌后。有了冯玉祥先生的建议，在政治上可以名正言顺地箝制共产党；在军事上又可不发一兵一卒来牵制日寇兵力，配合正面战场上的作战。至于财力方面，原河北省银行尚存一千万元旧钞，已经迁移西安保存，正好派上用场。不过为了确保鹿锺麟先生不倒向共产党一方，在人事上蒋介石特意安排了积极反共的王孝绪任省政府秘书长，王承曾任教育厅长，又任命了由康泽保荐的张荫梧为民政厅长。而此时张荫梧已组建了有五，六千人的“河北民军”是一股颇具实力的顽固力量。
1938年6月鹿先生带着他在武汉组织的文职人员前往洛阳，临行前冯玉祥先生特拨一手枪连以壮行色。行至许昌，遇见由北方战场调防张自忠军长和刘汝明军长，张军长又拨一手枪连，刘军长更拨给鹿一个营。如此，鹿锺麟先生总算有了一些可以直接指挥的兵力。
在洛阳，全部人员都驻在西工兵营，着手筹建各项工作。为表示与共产党合作，特意安排杨秀峰（中共党员，时任共产党冀南行署专员）为省政府委员会委员；申伯纯（中共党员）为游击总司令部政治部代主任。另外任命韩梅岑为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书记长（1949年后为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后被定为右派）、朱玉清等为委员，来庆霖先生为游击总司令部军需处处长，曹松山为副官长，张景华为参谋处处长。与此同时一方面派邵鸿荃先去河北查看行军路线，一方面派梁蔼然（1949年任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秘书长，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等职）、金允良去西安接受原河北省政府所留档案、文件、印信及河北银行的1000万元。
7月底一切就绪，鹿锺麟和先父率将近千人的队伍渡河北上，经山西西南部向河北进军。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整个队伍只有极少数人员有马可乘，驮运辎重的骡马也少得可怜。先父回忆当时鹿先生和他都把坐骑让给各部门用来驮运文件和档案。时值酷暑，非军事人员又多，每天行程不过四，五十里。但鹿先生和先父仍保持西北军军人作风，带兵极严。先父记得当队伍经过晋城一带时，有人向他报告一士兵调戏妇女。先父大怒，径直禀报鹿先生，立即召开全体人员大会，由鹿先生亲下命令将该士兵就地枪决。接受这件事的教训，先父经鹿先生批准，令副长官长曹嵩山立即组成督察队，对行军途中的休息，宿营做事后检查，凡违反军纪者一律严惩。
行至山西长治县城，队伍休息三天，鹿先生带着家父与申伯纯、韩梅岑到附近的八路军总部会晤了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受到热情接待。双方开了两次座谈会，交换了对抗日战争及当时河北形势的看法。在会上，彭德怀表示衷心拥护第二次国共合作并肩抗日的主张，并向鹿先生建议要彻底整顿零散抗日武装力量，放手发动群众。座谈会后，彭总与鹿先生和家父等人合影留念。（此照片家父珍藏多年，“文革”中为达到迫害彭德怀及吕正操等人的目的，被当时的中央军委一些人搜走）。分手后，彭总特意派朱瑞送鹿先生和家父的队伍去河北。
队伍行至辽县松烟镇时，先期派到河北探路的邵鸿荃回来了。他带回几位前来迎接队伍的定县士绅，这几位士绅说了八路军的一些好话，也流露出了一些对共产党和八路军一些做法有些不满的情绪。这无疑给那些反对国共合作的顽固势力增添了破坏统一战线的借口。他们便以此为依据，背着家父竭力向鹿先生吹风，企图动摇鹿先生联共抗日的信念。
队伍行至路罗川拐儿镇，前面就要穿越太行山，过平汉铁路进入河北南部了。当时日寇对平汉铁路封锁极严，铁路沿线是五步一碉，十步一堡。白天铁甲列车在铁路上往来巡逻，一到夜晚，探照灯又把大地照得如同白昼。为了能安全快捷的穿过铁路，家父向鹿先生提议，将一些非战斗人员和老、弱、病者留下，由专人负责照料。鹿先生同意家父建议，在路罗川设留守处，由张景华负责带领留下的人员。同时派人与朱瑞一道先往冀西八路军根据地联系，由他们派出部队掩护，使队伍安全通过。1938年9月初，大部队抵达邢台的南宫县冯官村，到达当晚，徐向前亲自主持召开了八路军欢迎大会。
鹿锺麟先生衔中央政府之命来到河北，影响极大，各地军民纷纷前来联络。当时比较大的队伍有侯如墉部，赵云祥部，丁树本部，乔明礼部。鹿先生将他们编为四个纵队。1939年初，河北抗日游击总部改为冀察战区。在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推荐下，蒋介石任命石友三为冀察战区副司令兼察哈尔省主席。石友三率部进入河北。此时鹿锺麟先生麾下已有七，八万兵力，可算是一支不小的抗日武装力量。这些队伍在初期与日寇打了不少次的仗，缴获了很多的枪支和给养。其中丁树本部缴获最丰。但这些队伍本来就良莠不齐，各自为大，在当时的环境下来不及对他们进行很好的整顿和教育，以致于他们慢慢地就不完全听从鹿先生的指挥，又不肯彼此相互配合作战，到后来随着战事的发展，有的溃不成军，自消自灭：有的投向八路军（如李长江部），个别的因与八路军发生争执，摩擦而被消灭（如张荫悟部，侯如墉部）。
鹿先生初到河北，抗日工作进行得十分困难。在到达南宫的第三天，即召开河北省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如何开展工作。会上杨秀峰提出请鹿先生对原有冀南行政公署所辖二十几个县县长正式任命。张荫悟则反驳杨，说共产党既然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就无权在冀南建设独立的政权。杨这样做，是想通过鹿先生的正式任命，达到其合法化的目的。为此杨和张二人在会上争吵起来，迫使鹿先生只好宣布暂时休会，第二天再议。第二天继续开会时，张荫悟提出了可以给县长任命，但冀南行政公署必须解散，政权归河北省民政厅，杨秀峰当然不能同意，二人在会上又剧烈争吵起来使得会议根本无法进行。
家父听到会议情况禀报，十分着急，认为如此僵持下去，将无法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便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将冀南、鲁南、豫北边区的二十多个县一分为二，国、共各占一半，各自在所辖区内开展活动。很显然这个方案既满足不了国民党要达到“政令统一”的愿望，又违背了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的主张，势必遭到国、共双方的反对。
为了解决问题，由家父草拟，以鹿先生的名义去电蒋介石，请求撤销冀南行政公署，由民政厅直辖各县，但任命杨秀峰先生为民政厅厅长。蒋复电同意撤销冀南行政公署，却不同意任命杨秀峰为民政厅长。如此一来使得张荫悟辈更加跋扈，同时也显露出了蒋介石对鹿先生的不完全信任。
鹿先生初到河北，声势很大，立即招致日寇的注意。日寇企图在鹿先生尚未站稳脚跟时将这支抗日力量予以摧毁。很快，敌人发动了第一次扫荡，由石德路沿线进犯南宫。得到日寇要来扫荡的情报后，在鹿先生指挥下，家父立即安排部队保护全体行政人员撤退到衡水县农村隐藏起来。扫荡结束后这些人员安全返回，驻扎到淄村。
就在仓促转移过程中家父发现杨秀峰和冀南行署的人员并未同行因担心他们遭到日寇袭击，家父立即派出手枪连的官兵四处寻找。当时家父彻夜未合眼，焦虑地等待，但直到日寇扫荡结束，我方人员返回淄村，仍未见到杨秀峰一行人员的踪迹。鉴于此情，王承曾、王孝绪便以杨秀峰临战逃脱为由，提出给予其撤职处分。二王在未与其他人员沟通意见的情况下，径直找到鹿先生陈述杨径自离队的经过，得到鹿先生的默许后就贴出“杨秀峰逃走，予以撤职”的布告。家父看到布告后十分惊讶，深感不安。他向鹿先生指出这种做法很不妥当，表面上看是对杨秀峰不听指挥，临阵逃脱的处分，但实际上事关国共合作的大局，应当慎重处理。果然没多久，杨秀峰随即派人暗中四处张贴布告，宣称“鹿锺麟溃逃不知去向。”从此后杨秀峰就再也没有回来，河北省抗日游击战中的国共合作已经名存实亡。
1939年后，国共双方正面摩擦不断，一些驻扎在元氏县的收编部队相继遭到八路军的袭击甚至被全部歼灭。一次侯如墉要求司令部派人去指导工作，鹿先生命朱玉清前往，当时有人建议朱玉清多带些武装随从人员，但是朱坚持认为这次行程已经通知友军（八路军）不应发生误会，孰知朱出发当夜即遭八路军埋伏黑暗中被乱枪打死。没过多久，侯如墉部被全部歼灭。此时张荫悟依仗其所部人多枪多，不经请示，为了报复，在鹿先生和家父事先不知晓的情况下，径直袭击八路军在河北深县的机关，杀害中共干部多人。虽一时得手，但不久就在束鹿遭到八路军的痛击，所部如数被歼，只有张本人困在一农家院后，跳墙逃脱，径自潜回重庆。张荫悟回重庆后四处控告家父通共，鹿锺麟先生袒共，更加深了蒋介石对鹿先生和家父的疑心。
日寇第一次扫荡未成，于1939年2月春节前又发动了第二次扫荡。这次日寇以九路人马前来围剿，势在必得。一天傍晚部队得到情报后仓促撤离，这时家父住所的房东薛老大娘正在蒸黄米年糕，见此情景，急忙从锅中拣出一大水瓢年糕，塞给家父，让他在路上吃。队伍连夜开拔四十多里，从此在冰天雪地里与日寇展开了周旋交战。双方发生了多次激烈的战斗，每次激战，家父都是在最前方指挥。一次在薛家吴村，他和鹿先生站在房顶上用望远镜观察日寇攻击动向时，敌人发射的一颗迫击炮弹突然落在他俩身边。所幸家父和鹿先生安然无恙，而在旁边的军需处处长却深受重伤。在日寇重兵包围下，鹿先生和家父率队打打走走，进进退退与之周旋。经过二十多天的激烈战斗，鹿先生和家父身边只剩下为数不多的随从人员，而此时收编的队伍却一个人的踪影也见不到，就连副司令石友三也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躲起来了。
当部队撤到铁路路西，彻底摆脱日寇追击，重新回到路罗川时，鹿先生对部队和机关进行了整顿。将两个手枪连编成一个特务旅，把机关人员组成一个粮服处和一个干部训练班，在贺家坪住下。6月，彭德怀到山西，约鹿先生到辽县下庄会晤，商谈如何处理双方磨擦的问题。鹿先生遂带王承曾、王孝绪、韩梅岑、梁蔼然等人前往。会前梁蔼然在申伯纯的指示下将二王一向散布的反对共产党的言论收集归纳在一起，准备在会见时当场提出，好由彭一一驳斥。果然，在会上，二王均不能当场心平气和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于是梁蔼然便在会上宣读了搜集到的二王攻击八路军的言论：共产党、八路军在河北1）游而不击，阴谋夺权;2）敌来我走，敌走我来；3）保存实力，壮大自己；4）名为抗战，实为篡权；5）苦了百姓，富了自己的五条言论。彭德怀对这些不利于抗战的言论逐一严厉驳斥，并对抗日要打持久战，要做长期艰苦的努力等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会后，梁蔼然便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以后便在鹿先生身边做情报工作。
这次会晤结束时，彭总又单独约见韩梅岑，与他做了一次长谈。彭指出：河北的问题不在鹿先生身上，二王才是关键，只有拔掉这两个老顽固，国共合作才有希望。彭德怀的谈话热情坦诚，使韩梅岑大受感动，他回来对家父说：我若不是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的负责人，真想跟彭德怀走了。（十年以后，韩果然脱离了国民党，到辽宁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十九年后被定为“右派份子”遣送回原籍）
此次会晤过后不久，蒋介石派黄百韬（当时名黄焕然）来接替家父的参谋长之职。此举表面上看是对家父的惩处，实际上仍然是对鹿先生的不信任，派黄来监视鹿先生的。鹿先生不得不接受这一决定，却不放家父离开，而是将家父改任中将高参，继续随他办公。黄百韬来任上后，见鹿先生虽号称领有数万人马，却谁也指挥不动，再加上敌后生活艰苦，三个月后便藉口回重庆汇报，一去不返。
紧接着蒋又派朱怀冰率九十四军进入河北，名义上是来帮助鹿先生的河北敌后抗日，实际上是以朱来接替鹿先生的。因为在此之前数月就已停止了对鹿先生部队的物资供应。在此种情况下，鹿先生不得不递上辞呈，率部返回大后方。在返回途中，不仅要防备和回击日寇的追袭，另外还要穷于应付八路军的袭扰。往往在行军途中部队刚刚埋灶做饭，不等饭熟，八路军就追上来了。大家只得空着肚子赶路。另外，路罗川的留守处也被八路军包抄，张景华虽被拘留，但还属优待。数月以后被放回。至于朱怀冰的九十四军，在进入河北不久便被八路军歼灭，连他的小老婆也成了俘虏。
至此，国民党再也无力派兵进入河北了。但是为了保留冀察战区的番号，只得由驻在洛阳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兼任冀察战区司令。家父在和卫立煌办完交接手续后，与其他所留人员均并入第一战区，后被任命为第一战区副参谋长。鹿先生回重庆后，蒋介石竟然不闻不问，既不召见，也不责备，更不安排新的工作。一段国共合作的河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便不了了之。

zhumin · 发表于 2011-7-5 13:53:27

《先父张知行参加河北抗日游击战的一段经历》作者为张知行老的大女儿张幼芳。上文遗漏，特此补正。致歉。

一苇过江 · 发表于 2011-7-5 13:58:49

　　张知行（1901-1995），原名骏，安徽桐城人，生于北京。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陆军大学特别班第2期毕业。早年在西北军任职，1923年任陆军检阅使署学兵团1营营长， 1926年任第15混成旅45团团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军官学校副校长，1930年任反蒋联军第2方面军第1路军直属特务旅旅长，参加中原大战，1936年7月任第32师参谋长，1938年任第1战区河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1941年任冀察战区参谋长，1944年任第6战区副参谋长，1945年6月任第11战区副参谋长兼兵站总监，1946年底任保定绥靖公署参谋长，1947年任联勤总部第8补给区司令，1948年任联勤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同年9月兼任联勤总部重庆指挥所主任，后与中共取得联系，脱离国民党出走香港，从事策反工作。1955年回到北京，任国务院参事，1989年加入中共。（来自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