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不可信，则“真相”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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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急于通过调查报告了解事故真相的人来说，调查报告未能如期公布，失望是难免的。不过，1998年6月3日，德国高铁发生了一场特大铁路事故，技术调查和法律审判前后进行了5年之久。为什么会如此呢？这不完全是因为事故原因本身的复杂，更重要的是，技术调查和法律审判都必须遵照严格的程序进行，来不得丝毫马虎。因此，对于此次动车追尾事故的调查，公众在关注真相的同时，也更应该关注调查的程序，是否依法科学可信。

每当出了事故，人们都自然会追问真相。可是，真相往往并不容易得到。湖北襄樊高莺莺案有真相吗？陕西野生华南虎照片事件有真相吗？诸如此类轰动一时的事件，有关部门说已经调查出真相，但不信者恒不信，就是因为，调查的过程中总是充满了程序瑕疵。程序不可信，则结论无法让人相信。

此次动车追尾事故调查，人们也曾经在程序上有个质疑，比如，最初公布的调查组名单中，铁道部官员赫然在目。在舆论质疑这会导致铁道部门自己查自己之后，国务院及时调整了相关名单，铁道部官员从调查组名单中被剔除出去。应该说，这在调查程序的可信性上，多了一些保障。然而，尽管如此，相关的调查程序目前仍然和真相一样扑朔迷离。

调查组成立以来，工作进展究竟如何，媒体和公众所能了解的信息非常之少，可以说，许多的调查程序其实都是不够透明的。事实上，按照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则现有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本身就存在不少可议之处，比如它对事故调查处理程序的含糊其辞。该条例规定，“事故调查处理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原则”，而没有把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也作为原则，说明它更重视的是结果而不是程序。

条例又规定：“事故调查组的组成应当遵循精简、效能的原则。”而没有把调查组的独立性作为原则。条例规定：“事故调查组成员应当具有事故调查所需要的知识和专长，并与所调查的事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何谓“直接利害关系”其实是语焉不详的，所以这次动车追尾事故调查组的最初名单中就有了铁道部官员。

此外，条例并没有规定调查过程应该尽可能保障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也没有规定调查报告必须及时向公众公布，相反，它倒是特别强调了“保密”的需要：事故调查组成员在事故调查工作中应当保守事故调查的秘密；未经事故调查组组长允许，事故调查组成员不得擅自发布有关事故的信息；事故调查报告报送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后，事故调查工作即告结束。事故调查的有关资料应当归档保存。

所以，在这次动车追尾事故调查过程中，公众能够了解到的信息可谓少之又少，只能眼巴巴地等着最后的调查报告公布，而事实上这个调查报告还未必会公布或者详尽公布。那么，在调查程序如此迷离、如此不透明的情况下，事故的真相，真的能够最终浮现于公众的眼前吗？就算最后调查报告给出一个“真相”，它又能打消所有疑虑、取得公众的完全信任吗？对于频发的事故，我们缺乏的其实不只是可信的真相，更有真正科学、严格、可信的查处程序。

正是由于这个程序存在太多模糊灰色地带，它才会始终给有些人以侥幸心理，纵然发生了事故，真相也还可以被隐藏，责任也还可以被推卸。于是，事故才会屡禁不止。所以，公众期待可信的真相，可是公众更应该期待科学、严格、可信的程序。建立健全这样的程序机制，才是现有权力缺乏制衡和监督情形下的致命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