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辛亥革命老人潘赞化

惜抱书社

我的祖父---辛亥革命老人潘赞化



潘忠丘





我的祖父潘赞化原名世璧又名瓒华，后来改名为赞化，安徽省桐城西乡潘家楼人。1885年11月初四，（清光绪十一年乙酉）诞生于天津。当时他的祖父潘黎阁（讳青照）在天津任天津知府。潘赞化一直跟着祖父生活在天津，在他六岁时父母双亡。他十岁时，潘黎阁不满清政府的腐败，归隐回故乡，潘赞化就随祖父回到老家桐城生活，潘赞化十六岁时潘黎阁去世，潘赞化就随孀居的大伯母戴氏生活。

潘赞化的家庭是诗书传家，他的嫡祖潘江就是明末清初的大文学家、诗人。

潘江字属藻，号木厓。（潘赞化晚年在桐城创办的“木厓小学”就是纪念先祖）

潘赞化的祖父潘黎阁曾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幕僚，后任天津道台。他和中国近代教育之父的桐城名士吴如纶是挚友。（潘赞化在桐城创办的“黎阁”小学，是为纪念祖父潘黎阁。）



早期的革命活动



潘赞化早年参加的民主革命活动，是和他的堂兄潘瑨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潘瑨华生于1877年，长潘赞化八岁，从小和潘赞化都是随祖父潘黎阁在天津生活。所以他们虽然是堂弟兄，但感情却如同胞兄弟。

1900年潘瑨华任上海同文馆教师时，潘赞化就在同文馆读书。

1901年潘瑨华回家乡在安庆北门建“藏书楼”，和潘璇华（也是潘赞化堂兄，其事迹不祥）、潘赞化、陈独秀等 组织了“青年励志社”聚集有志爱国青年，讨论时局，倡导革命。后“青年励志社”被清政府查禁，潘赞化和陈独秀一起逃往日本。潘赞化考进“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后来“成城学校”一分为二：学习军事的部分改为“振武学校”，蔡锷、唐继尧等同学就分入“振武学校”，潘赞化因为近视不能学习军事，就和苏曼殊、陈师曾等同学留在改为文科的“成城学校”

1902年，潘赞化在日本和张继、蒋百里、冯自由等20余人共同发起组建旨在倡导革命的“中国青年会”。

1903年，俄国要胁迫清政府签订割让国土的密约，此事被国人知道后舆论大哗。在日留学的热血青年也纷纷回国举行抗议活动，潘赞化和陈独秀也毅然回国。

此时，潘氏三弟兄：瑨华、璇华、赞化和陈独秀等仁人志士在安庆发起了“安徽爱国会”，并于5月17日在“藏书楼”举办了抗拒强俄，痛斥清廷的演说。这次演说盛况空前，有三百多人参加。这就是史称“拒俄运动”的“藏书楼演说”。是民主革命在安徽的第一声。

当时“藏书楼演说”在国内造成很大的影响，上海发行的“苏报”详细的介绍了这次演说，并全文刊登演说内容。这触犯了腐败的清政府的大忌，在风声日紧，清政府就要抓捕“藏书楼演说”的首要分子的时候，瑨华、赞化等人得到消息，于是潘瑨华、潘赞化、陈独秀等人一起又逃往日本去了。

到日本东京后，潘瑨华考进警察学校，潘赞化则考进“早稻田大学预科”读书。后完成学业。

也就是在此期间潘瑨华和潘赞化由友人介绍晋见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兴中会”。（兴中会后和其他革命组织合并成为“同盟会”。）

1904年，潘赞化在陈独秀的嘱托下，以考察北洋警察的名义到保定联络吴樾，（吴樾字孟侠，安徽桐城人，保定高等师范学堂学生。）策划暗杀清廷中掌握兵权的重臣铁良。到达保定后，他和吴樾、张啸岑等朝夕聚谈，交换南北革命人士对时局的看法，商讨革命举措。他还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要努力唤醒广大群众起而救亡,救亡就必须推翻清室的腐败统治，同仁等进行革命，要能谨慎而不怯懦，要有勇气而不急躁。”这些话激励了吴樾等革命志士以暗杀的形式来实现革命目标的信心。

1905年9月24日在北京火车站用炸弹刺杀清廷五大臣，未果，壮烈牺牲。

1905年潘瑨华、潘赞化被派遣回安庆，与早期来安庆的革命党人徐锡麟取得联系。当时徐深得安庆巡抚恩铭的信任，任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在徐的活动下，潘瑨华被委任巡警学堂总教练，潘赞化到陆军小学（原武备学校）教日文，在国内进行革命活动。

1906年，潘赞化和孙毓筠、李光迥、权道涵、段云五人赴南京准备联络新军举事。然而由于孙毓筠是富家公子为人洒脱、办事不慎，形迹被江苏巡抚端方侦破，孙毓筠、权道涵、段云被捕，而潘赞化和李光炯和他们三人分开居住，幸而逃脱，乘英籍的“怡和轮”离开南京逃到上海。辗转回安庆。孙为清太傅孙家鼐之胞侄孙，在他这次被捕后，孙家鼐从中斡旋，孙毓筠才免于牢狱之灾，而权道涵、段云则被清廷判“永远监禁”――即无期徒刑。

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庆巡抚恩铭，率领学生军起义，攻占军械所，激战4小时，失败被捕，慷慨就义。清政府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潘赞化和潘瑨华也在清政府通缉之列，于是星夜逃亡。潘瑨华先逃回老家桐城，后逃至山中避祸。

潘赞化则逃往上海，辗转又逃至日本。考入“东京国立农学院”畜产兽医科，当时国内的牲畜以蒙古最多，为了更好的回国后学以致用，潘赞化还在“东京万国语言学校”学习蒙古语。在此期间，还曾到蒙古草原考察牧民养马、驭马之术。也就是在这一段比较安稳的时间内，潘赞化与表舅之女方世善结婚。

1911年，潘赞化毕业回国，在熊希龄督办东三省屯垦局内任技师。

在辛亥武昌首义后，他又和好友孙毓筠返回安徽，发动淮上义士响应革命，潘赞化投入老友柏文蔚部下，任新军教练。柏文蔚此时是新军第一军军长兼北伐联军总指挥，次年，挥军入皖后，就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潘赞化脱下戎装，接受了另一个重要的使命：就任芜湖海关监督。

后来因芜湖驻军龚振鹏反叛，并在芜湖发动“陶塘兵变”，潘赞化和潘玉良逃离芜湖寓居上海环龙路渔阳里3号。

1916年，袁世凯撕下共和的面具，正式复辟帝制。潘赞化马上离开上海同李烈钧、方声涛入云南连络“成城学校”的同学唐继尧、蔡谔起义讨伐袁世凯，并宣布云南独立。这就是史称的“护国军”。

潘赞化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部参议。

在东征途中，潘赞化兴致勃勃的赋诗一首：《东征道中同子白作》：“中原无地避强秦，沧海微尘寄一身。最喜滇南春意早，桃花万里送征人。”

在全国人民的声讨的波涛中，袁世凯春梦一场，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就被历史永远的钉在耻辱柱上。

“护国军”凯旋，潘赞化得到蔡锷手刻的“云南起义”的德制银打簧表一只，作为纪念返回上海。后来潘玉良1937年第二次赴法，潘赞化将此珍贵的纪念品送给潘玉良，潘玉良在离世前又嘱托友人王守义将此表带回，交给我们。这只表不仅是潘赞化参与革命的见证，更是两位老人半个世纪的旷世奇恋的见证。

1918年黎元洪任总统，孙洪伊任农商部长，潘赞化任农商部签士，潘赞化和潘玉良寓居北京。

后张勋复辟，解散国会，潘赞化又解职而去。

此后，北洋军阀混战连年，孙中山在广州宣言护法，潘赞化又去广州在孙中山先生麾下，参加护法之役。受孙中山之命入川东、鄂西，宣慰柏文蔚、黎天才、蓝天蔚、王天纵等军，由鄂西而问道至重庆返皖，

1923年潘赞化任滁州农林畜牧场场长。

1926年参加北伐，柏文蔚任三十三军军长，潘赞化任暂编第三师副师长与军阀张敬尧在安徽境内作战。

1927年北伐胜利，定都南京，潘赞化回农矿部任技士科长。



芜湖海关监督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要求清政府门户开放，让列强能自由贸易。1842年就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口岸，史称“五口通商”。

到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又增加“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1877年4月1日成立“芜湖海关”。英国马上在芜湖设立商行，以后美、法、意、日等列强陆续在芜湖设立商行。

当时掌管税收的是“总税务司”；管理海关进出口，和管理“五洋商行”则是海关。（“五洋商行”是外国人开办进口、贸易的主要五类进口物资：洋火、洋皂、洋纱、洋布、洋油）。“总税务司”是由外国人掌管，负责将所得税收偿还中国在各项不平等条约中的对外义务。因为当时，国弱民穷、国库空虚，清政府只有将税收大权直接交到外国人手中。

而海关则由中国人掌管，而后将所收关税上缴“总税务司”。

民国建国伊始，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各派系军阀混战连年。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都需要大笔的经费来支持。当时国弱民穷，在国内这个贫瘠的土壤上，己无多少油水可榨了。所以政坛人物和军阀都经常向或外国政府或外国财团或外国银行大笔借款，以应付政治斗争或军事斗争的需要。（仅孙中山先生是靠海外华侨的募集而筹集经费。）而借款的条件则或将税收或将矿山或将铁路抵押给外国，实际上是饮鸩止渴、透支国家资源，以应付当时的需要。

而掌管在中国人手中的各个海关，因为握有大笔关税的经济资源，所以就成了军、政两界的“兵家必争之地”。当时的海关税要按规定的数额缴交“总税务司”，而由“总税务司”汇付给外国银行或财团，以逐步偿还“外债”。交缴多余部分称之为“关余”，应上缴中央政府财政部，这类似于现代我国分税制中的“国税”和“地税”，“国税”上缴国家——雷打不动。而“地税”就由各地方支配。当时各路豪强觊觎的也就是这“关余”。

潘赞化就在这个关键地时候，被安徽都督柏烈五委派到关键的岗位――“芜湖海关”这个经济要塞，去担任“海关监督”，（“海关监督”即现在的“海关关长”）给革命党人谋划、筹措经济后援了。

潘赞化不负革命党人对他的厚望，当时国家动乱，纲纪废弛。海关人员同不法商行内外勾结，瞒报、少报关税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也成了海关人员谋收私利的手段。潘赞化则经常亲自到各商行、船泊上巡查，查到类似情况则严惩不贷。在管理上则想办法提高海关人员的积极性：将较之以前多收缴的关税部分，提出部分作为奖励。严厉的管理加上奖励手段使得收缴的关税大幅度地直增加。故而使“关余”部分也大幅度增加了。

在当时的体制下，这“关余”应上缴袁世凯的“财政部”。但潘赞化没有将“关余”上缴给“财政部”，而是交付到孙中山的“同盟会”去了，这就增强了革命党人的力量，削弱了袁世凯的力量。

孙中山先生后来到芜湖还约见了潘赞化，并赞赏、表扬了潘赞化的义举。

孙中山先生发动倒袁的“二次革命”，柏烈五密谋响应，柏氏手下芜湖驻军龚振鹏反叛，将柏烈五计划密报袁世凯的手下大将段祺瑞。并在芜湖发动“陶塘兵变”，逮捕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并险些将他枪决。这种险恶政治氛围，是日日风声鹤唳、夜夜草木皆兵，潘玉良为防止龚振鹏夜间密捕潘赞化，每夜不睡觉，手执手枪为潘赞化警戒。

晚年潘赞化回忆这段往事，称之为（潘玉良）“参加革命”，诗云：“长街民变逼陶塘

鼎革清廷兵马荒；九道门前勤护卫，持枪值宿小戎装。”

（潘赞化自注：是“参加革命”我们在芜湖十九道住，陶塘兵变我受嫌疑，陈仲甫被捕，还记得罢！兵变之夕，你把手枪为我守卫整夜不睡的事。）

潘赞化同潘玉良的感情不仅是儿女私情，而是革命同志了。，

潘赞化随后偕潘玉良同陈独秀一起逃离芜湖寓居上海，结束了仅一年多短暂的“芜湖海关监督”一职。



和陈独秀的生死之交



潘赞化芜湖离职后，就同潘玉良一起移居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洋里”3号。（今南昌路100弄3号）

同时，陈独秀原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刚从龚振鹏手中逃脱，但遭袁世凯通缉避祸移居上海，就与潘赞化比邻而居，住“渔洋里”2号。

渔阳里2号是老朋友柏文蔚的住所。此后若干年，他就一直在这里主持复刊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并在这里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后，又在这里设立中央局，主持中央工作

就是在此时潘赞化和潘玉良正式结婚，而老朋友陈独秀和夫人高君曼是他们的证婚人。

潘赞化和陈独秀的交往和友谊是几乎贯穿一生的，

从有资料记载的1901年，陈独秀、潘瑨华、潘赞化共同组建“青年励志社”始，直到1942年陈独秀在重庆江津脱离了一切党派关系孤戚的离世，还是潘赞化帮助料理了后事。

陈独秀去世后潘赞化还保持着和陈独秀家人的友谊。笔者开始记事伊始，祖父潘赞化就经常带我去同住安庆的陈独秀最小的儿子陈松年家探访，所谈内容已无从追忆，但去探访的次数之多，我还是深有印象。

潘赞化对陈独秀的两个同是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的儿子：陈乔年、陈延年，早期也接触很多，为了彰显他们的英雄事迹，潘赞化还撰写了“我所知道的安庆两个小英雄故事略述”刊行于世。

1901年的陈独秀已经22岁，在科举途中，虽举人落榜，但已是秀才。忧于国家形势的文章“扬子江形势论略”，已经出炉。

潘赞化的大哥也有24岁，在上海同文馆教书后，又复返安庆斥资构建“藏书楼”，并购进大批先进的杂志、书籍供有志青年学子读书、讨论国事。

而此时的潘赞化年方十六岁，正是学问日进，忧国忧民、热血沸腾的“愤青”，然而忧国无方，报国无门。正是这两位学问深邃、思想激进的大哥把处于彷徨之中的潘赞化带领上了革命和求学的道路。

可惜，潘瑨华因为身体有病，1921年，年方44岁就英年早逝了。

以后，潘赞化的生命轨迹和陈独秀的生命轨迹就忽分互合，始终交织在一起了。

早期的“青年励志社”、“安徽爱国会”“藏书楼演说”等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1913年，两人避祸移居上海期间，又共同参加了陈其美组织的革命活动。

1915年，陈独秀办起了旨在开启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杂志，潘赞化作为他的老朋友、战友，为他撰写稿件，则是责无旁贷。在“新青年”的第一卷第4期和第5期上，潘赞化以“潘赞”的笔名发表了“德国军神兴登堡元帅”和“法国名将霞飞将军”两篇文章。

1916年，袁世凯复辟，潘赞化这时去云南参加蔡锷的“护国军”去了。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被军阀抓捕，此时在上海“安徽同乡会”的潘赞化马上写信给胡适，请他设法营救。经各方努力，9月16日警察厅才同意“安徽同乡会”以陈独秀胃病为由，将陈独秀保释出狱。出狱后的陈独秀思想则是越发进步、激进了，开始接触、引进了马列主义，并在国内筹建中国共产党了。

1930年7月,陈独秀原配夫人高晓岚在安庆去世。陈独秀夫人高君曼获悉姐姐去世,急忙回安庆奔丧。安庆之行给高君曼带来无限伤心和悲痛,加上旅途劳顿,宿疾病情急剧恶化,咯血复发,兼又患上子宫癌并发症,以致一病不起,翌年病逝于南京。陈独秀当时在上海,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未敢露面,不能亲临殡殓,便托付潘赞化为之料理丧事,安顿善后。

1932年，陈独秀批评蒋介石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被捕拘入南京“老虎桥监狱”，直至1937年释放。此时，潘赞化和潘玉良正定居在南京，潘赞化和潘玉良就经常以朋友、同学身份去探望陈独秀“并与研讨国史文献、小学说文，并赠日用小费。”（潘赞化自传语）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内，潘玉良经常带去自己的作品与陈独秀探讨艺术。陈独秀对艺术的见解也有独到之处。他对当时的艺坛的风气很不以为然，把潘玉良当作知己。并且经常在潘玉良的作品上题跋，现已知的就有四件潘玉良作品有陈独秀的题跋。潘玉良的艺术风格“合中西于一冶”就是陈独秀首先提出的。

在此期间，潘赞化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满，有段时间隐居九华山，自取法号为：仰聃。在山中苦闷的潘赞化赋七律一首，以泄胸中块垒。诗云：“匈奴未灭不为家，□载风尘阴鬓华，故国已成俎上肉，时贤相厄眼中沙，白霜公子啁天水，卉铁道人练铁花。宇宙原来一桎梏，心藏丘壑自烟霞。”（□为一冷僻字，字形是“卅”字中间多加一竖，字意为四十。——潘忠丘注）潘赞化将此诗寄给陈独秀，陈独秀将其书写成草书中堂，现在这件珠联璧合的珍贵的作品珍藏在桐城博物馆。

抗战全面爆发后的1937年，陈独秀获释，辗转迁徙到重庆江津。潘赞化所任职的“中央实业部”也内迁到重庆。这时的孤傲耿介、才高八斗的陈独秀，已为任何政治势力所不容：蒋介石邀请参加“国防参政会”，他因政见不合，有杀子之仇，不宵为之；“托派”想拉他，他也不愿意；共产党方面，因王明、康生等诬陷他是“托派”、汉奸，而与共产党彻底决裂。

只有潘赞化这位老朋友，始终不离不弃陪伴左右，直至他走向生命的终点。

陈独秀曾书集联句：“□□□□□□□；四山风雨鬼神惊。”赠给老友潘赞化。（上联佚失－潘忠丘注）

我家现在还珍藏着陈独秀1940年书赠潘赞化的邓绳候送苏曼殊的一首七律：“寥落枯禅一纸书，欹斜淡墨渺愁予；酒家三日秦淮景，何处沧波问曼殊。”

1937年，因抗战南京的国民政府内迁至重庆，潘赞化也随之去重庆。1938年，重庆的国民政府因战时改组、缩编，解散实业部，潘赞化不再实业部就职。

此时，内地大批流亡学生也云集重庆，其中有不少安徽流亡学生处于失学的境地。潘赞化同其他安徽同仁发起“安徽旅川公学”，后改名为“国立九中”，潘赞化任总务长。

在此时，与被蒋介石释放的辗转过来的陈独秀重新见面，同时还见到从安庆逃亡到重庆陈独秀的小儿子陈松年。他们一家老小十余口，无任何经济来源。潘赞化将陈松年安排到“国立九中”工作，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这段时间内，潘赞化经常到居住在重庆江津鹤山坪乡间的陈独秀，讨论时局，研讨国史文献等。

1942年，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去世，潘赞化帮助陈松年料理了陈独秀的后事。（1947年陈松年将陈独秀迁葬回安庆。）



关注教育

1943年，潘赞化因与九中校长邵华意见不合离职，但还在“战时服务团”任职。（潘赞化称邵华为“党棍”）同年下半年，潘赞化凭借良好的身体素质和顽强的意志没有借助任何交通工具，由重庆江津步行四十余天行程两千多里，回到家乡桐城。

此时，日寇占领桐城，全家避祸至山中黄甲铺，日军退出桐城后，百业凋零、民生维艰，潘赞化被农会推选为“临时参议会”付议长。当时国民党的广西部队盘桓在桐城，广西部队就利用“临时参议会”作为征兵、征粮的工具，当时人民生活极为困苦，潘赞化为征兵、征粮事经常与广西部队抗争，甚至被他们拘留。潘赞化就坚决去职不干了。

自回桐城定居后，潘赞化就从事教育，以期开发民智。

在此期间，潘赞化创办“孟侠中学”，以纪念桐城籍的辛亥革命烈士吴樾。（吴樾字孟侠）

重新开办因日寇入侵而停办的，为纪念祖父潘黎阁的“黎阁小学”和纪念先祖潘江（字木厓）的“木厓”小学。

并创办“北园农场”，以改善畜种。

说起潘赞化热心办教育，也要从他的哥哥――潘瑨华和潘璇华说起。

桐城的硕学大儒吴汝纶在1902年在桐城创办“桐城公学”，由李德膏、史推恩、潘瑨华等襄助。以后该校多次易名，最后定名为“安徽省桐城中学”。这所学校桃李满天下，著名的学生有黄镇、朱光潜、舒芜、章伯鈞等，现在是国家重点中学。然而在办校伊始却常受到经费问题的困扰，举步维艰，几乎因经费短缺而倒闭。此时，潘瑨华联络同乡名士如史恕卿、李光炯、光明甫等先生共同商议，把桐城县所有公共财产彻底清理，得出大量资财，作为学校经费。

同时，将多余资财创立“桐城县立崇实小学”和“桐城县立女子小学”。

兹后，潘瑨华和潘璇华、潘赞化兄弟商议并向潘氏宗亲倡议把潘姓宗祠祀费和洲田所入设立纪念先祖木厓公的“木厓小学”和纪念祖父潘黎阁的“黎阁小学”，培养后起之秀。

潘瑨华又和李光炯在芜湖创办“芜湖职业学校”。

正因为潘氏一门热心教育，潘璇华在1928年被推举为“桐城县教育会”会长。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在安庆一所中学任教，该校的校长就是原“孟侠中学”的毕业生。他对当时任“孟侠中学”董事长兼校长的潘赞化充满了尊崇之情，他经常回忆起，潘赞化虽身为校长，但每天都亲自带领学生跑步绕县城一圈，平时和学生一起用冷水洗脸、洗澡。带领学生打太极拳，锻炼体魄。他的冷水浴的习惯，从青年时代就始终坚持，一直到去世。

和潘玉良生死不渝的感情



说起潘赞化和潘玉良的感情，是有一个相怜――相知――相爱――相敬的发展过程。

潘赞化在芜湖初识潘玉良时有两句诗：“可怜一样娇儿女，强抱琵琶泪眼淋。”这时潘赞化对潘玉良应只有怜悯之情。

在相识结合后，由于潘玉良的聪颖好学、进步神速，思想学识达到一定境界时，他们的关系就又上了个台阶，互相引以为知己了。

1937年初夏，潘玉良以白描笔法画《潘赞化头像》一幅，旁有潘赞化的题跋诗一首。诗云：“写字为难画更难，公麟妙意写琅玕；懸针古籀传真笔，周晁商彝一律看。”。诗中所提“公麟”就是桐城名人——北宋大画家李公麟，他是“白描画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李公麟晚年归隐桐城龙眠山修建“龙眠山庄”，自称“龙眠居士”，使龙眠二字闻名于世。先祖潘木厓辑录的桐城文集也以《龙眠正雅》和《龙眠古文》命名。

潘玉良有幅国画《马》，依我看，在笔法、意境上颇似李公麟名作《五马图》。

可以想见，潘玉良的画法由完全西法，而转而向中国传统画法中汲取营养，最后终于达到“合中西于一冶”的境界。

在解放后，潘玉良书信来要苏东坡的诗词，当时古旧文化一概列为在打到之列，市面上也无此类书籍可售，潘赞化只得将大姐潘晓钟书中的有关内容撕下寄给她。

潘玉良的国画上，常印有两枚篆文印章，一为“总是玉关情”一为“玉良铁线”，上面所介绍的“潘赞化头像”就印有“总是玉关情”印章。这种形式上是已经非常中国传统化了。可以肯定的说，潘赞化对她中国古典文化、艺术的熏陶功不可没。潘赞化在信中说：“非我不能知你，非你不能信我。”，他们的关系已经到了“互为知己”的境界了。

在潘赞化的信中，可以得知，潘赞化经常给她寄对她艺术发展有帮助的资料，如日本画家雪丹的画册等。

潘玉良后来的画法日臻“合中西于一冶”，开始独树一帜了。潘赞化对她的赞誉和敬慕也溢于言表：“你有坚决的志气勇敢的精神，要为中国在美术界中放异彩，为个人在艺术上争千秋，我总是赞成你的计划。”；“你的志气横贯古今，你的心胸包举四海。”；“你的志气一向刚强，一向不肯向困难低头，奋斗到底。你的艺术在一般人之上了，可算成功了。”；“以一女子为国争光，凡是中国人闻了都为你可喜可贺，”；“妹为国家争光，值得恭贺的，在世界美术之宫里，有此荣誉举动，不敢说空前绝后，真是空前的人物。你的成就半是天才半由你辛苦用功所得。”。（以上均为潘赞化给潘玉良的信中原文）这也就说明他们的感情已进入“相敬”的境界了。

至于他们感情的基调，潘玉良在1959年寄照片一张，照片的反面潘玉良写道：“赞兄：你的意中人的心，时刻在你身边。　1959年夏暑假时拍”，两位古稀老人尚能如此缠绵，足可以给他们的终生的感情作盖棺定论了！





晚年的潘赞化

1947年，潘赞化将和潘玉良在南京时所购的三十三亩地卖给中国殡仪馆，得款五千法币，，买下了安庆郭家桥33号（后改为四方城41号，又改号为127号。）一套老旧的住房，全家由桐城迁居到安庆来了。

在迁居安庆后，家里八口人仅靠潘牟一人的三十余元的工资艰难的维持，当时的住房是前后四进的，有段时间靠拆卖后两进的房屋的砖瓦木料，维持生计。

潘玉良在祖父的信中得知几个孙儿连肉都吃不上，伤心的哭了。因为当时中法尚未建交，通邮都必须经过香港，通汇更是不可能。情急之下，她哭求香港的一位老朋友每月代她汇款给我们，她的那位老朋友被潘玉良浓浓亲情的直率流露所感动，从此就帮她每月汇钱给我们，才渡过了这段最困难的时光。（潘赞化信：“看你的信，写：‘……哭求马太太寄钱，她可怜你哭诉你家孩子没有肉吃，才肯收下来代寄’ 等语。……连我都几乎落下泪来。”）

直到1953年4月后，潘赞化由章士钊推荐任职于“安徽省文史馆”首任馆员时，经济状况才好转。当时一般馆员工资是三十元，而潘赞化则是六十元。

潘赞化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有两句诗，表达对潘玉良和章士钊的感激之情：“生我父母，活我玉钊。”

潘赞化为了感谢政府对他的照顾，将唯一珍藏革命文物――太平天国旅帅酆谟史咏联珠稿本，献交给国家，曾受到省文物馆等部门的嘉奖。

惜抱书社

在1953年到1958年，是潘赞化和全家都比较安定的一段时间，家庭经济由潘牟和潘赞化两人支撑也比较宽裕。

自我记事始，就一直看到潘赞化用冷水洗脸洗澡，还鼓励我们弟兄用冷水洗脸。我同二弟潘忠共自小就经常随着祖父到城郊远足，增长见识、锻炼身体。他自己穿草鞋、戴草帽、佩眼镜、蓄美髯、拄拐杖，一副奇特既绅士又农民的打扮。我们弟兄当时还小，要我们穿普通草鞋怕伤着我们的皮肤，潘赞化就特地请人给我们兄弟俩打了几双小麻草鞋，而且在草鞋的鞋纽处用旧布片包缠起来。我们兄弟俩就是穿着他给我们特制的麻草鞋，带着小草帽，仿照旧时童子军的打扮，跟着他穿街走巷、跋山涉水。有好几次，在我们祖孙三人在郊区远足了半天又饥又渴在小饭店用餐时，饭店老板看到我们奇特的衣着、打扮，都既好奇又关心的询问我们。

每年清明，祖父都要带领我们两兄弟祭拜位于安庆西门某山上的辛亥革命烈士墓。

也经常给我们讲述安庆的吴樾街、玉琳路、锡麟街命名的缘由——都是纪念辛亥革命中舍生取义的烈士

潘赞化在文史馆的工作之余，同光明甫、房秩五等好友咏诗联词，课读子孙为乐。我同忠共弟还小，只能给我们讲讲故事，教读古文。而对大姐潘晓钟则每日还教其练书法，大姐的书法终于小有所成，在小学时就得过书法比赛第一名。潘赞化曾结有自己诗词“二明亮轩集”刊行于世。

祖父对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方面取得的成就还是由衷敬佩的。他在给潘玉良的信中说过：“人民政府苦干的精神是令人可佩服的。”

1958年大跃进时期，各地水稻亩产都放卫星，安庆郊区的某地也曾放过“亩产水稻四万斤”的卫星。当日的“安庆报”出过大红字的“喜讯号外”。祖父潘赞化看到后激动不已，马上买了好几份“号外”张贴在大门外，让更多的人分享喜悦和激动。

他一直用冷水洗脸、洗澡，仅过年时到外面浴室洗热水澡。他一直坚持打太极拳，并将各种门派的太极拳取其精华，自创了一套“三才太极”，不仅自己练习，还收徒弟教练。并且还在给潘玉良的信中传授给她，希望潘玉良能经常练习，以此强身健体。

我们住四方城的房子当时年久失修，经常漏雨。潘牟在解放后就成了“老运动员”，经常回不了家，于是已经古稀之年的潘赞化自己登上三米多高的屋顶“拣漏”。有次梯子没放好，潘赞化从屋顶上摔下来，幸而他身体素质好，仅受了一点皮外小伤。

他总是按照自己耿直、率真的性格为人处事，没有一点世故、圆滑。碰上他不愿见的人和事，他可以当场拂袖而去。家乡人对他的评价是“三爹爹人是大好人，就是容易得罪人。”

我的父亲潘牟因“右派言论”被“劳教”后，家里的经济状况和潘赞化的精神状况都急剧恶化。潘赞化在1959年春天被查出在大腿部患有“动脉瘤”，当时由于医疗条件有限，只能保守治疗，病情逐渐恶化，后期不能行走，只能卧床或由他人扶起坐在躺椅上，到了九月份的某夜间，“动脉瘤”破裂大出血而去世，享年74岁。

纵观潘赞化一生，自16岁被陈独秀和长兄潘瑨华带领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开始，到74岁去世，按潘赞化自己的说法：“自辛亥以来凡四十年，排满、讨袁、护国、护法、北伐、抗日、诸役，无役不从，无场不在，自问平生唯景仰孙中山先生思想外，未曾慕名位、声势而与背叛先生者同流合污，除以自己所学食俸薪外，其他毫无所取也。”

他对自己的评价应该说是很贴切、中肯的。看他的经历，在官场总是“浅辄即止”，除了在南京较为稳定的几年职员生活，他的生活一直是动荡的。他从未利用他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积累广泛的“人脉资源”为自己谋求稳定的、薪禄丰厚的官职。

在经济上，他是“所食俸薪，其他毫无所取。”，他早期的活动费用靠的是祖传下的一些田地，出租他人至陆续变卖，到最后变卖殆尽。后期费用除他自己的俸禄外，还要靠方氏夫人苦心经营陪嫁的“妆租田”的收入来支撑他。

他的家乡人看潘赞化虽是“辛亥革命”元老，但既不做大官也不赚大钱，讥讽他是：“车越坐越大，办公室越坐越小。”他亦不以街谈巷议所惑。（意思是潘赞化的官越做越小，坐的车由单人小车，变为一道挤大公车。而办公室则由大官的大办公室变为小官的小办公室。）仅仅是在49年至53年，由于工作无着，无俸薪所食，生活确实到了难以为继时才向好友章士钊求助。他对生活毫无要求，仅以“食以果腹，衣能蔽寒”为标准。也以此来要求我们。

祖父潘赞化已经离开我们有五十二年了，但他的形象还是栩栩如生的活在我的脑海里。他的精神也给我一辈子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