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著名学者 最近,网传武汉纺织大学一名大三女生在求职时被割肾抛尸。警方出面声明,杀人是真,割肾则不存在。这次中国警方应该没撒谎,因为器官移植有供体与受体配型问题,不是活杀取肾就能完成的买卖。但中国的人体器官买卖猖獗,以及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人体器官供应市场这一刻意被淡化的事实却再次浮出水面。 中国存在两大极为肮脏的产业,一是人口买卖,二是人体器官买卖。前者源远流长,一直是社会边缘阶层的集体犯罪,直至近年才传闻有政府官员参与婴儿买卖,比如湖南邵阳市下辖的隆回邵氏孤儿案。人体器官买卖因为有供体以及一系列医学技术上的问题要解决,一开始就是有监狱当局与医疗机构参与的“经济活动”。本人一向认为这行业太血腥,不想触碰这个话题,但因为中国今后已经没有太多供底层求生的空间,犯罪领域的暴利空间也越来越狭窄,觉得还是应该分析一下,为何中国会成为人体器官供应大国。 在对中国器官供应产业化做分析之前,还得先将中国之所以成为人体器官供应大国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器官移植虽然是世界医学颠峰,但其在中国的探索与成熟之路,却实在有违国际医学伦理。因为作为供体的来源是被强迫剥夺了自由意志的囚犯。始作俑者还是政府。摘取囚犯器官做为器官移植的供体,这种情况不始于改革开放后,早在“文革”时期就开始了。因言论思想被定为反革命的江西李九莲被活杀取肾,据说就是因为某高干子弟患有肾病,需要器官移植;被判死刑的政治犯——《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的眼角膜,据其妹妹遇罗锦的回忆,被移植给了一位北京的劳动模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种器官移植手术的病例多了起来,虽然号召人们志愿参加死后捐献器官的慈善活动,但只有极少数人成为志愿者。相比于需要移植的受体来说,这样的志愿者是太少了,从各种渠道得知监狱囚犯仍然是人体器官的主要来源,但一则这是不宣之秘,二则中国人连监狱之外的人都没有人权,囚犯这种被视为另类的人权当然更无人关心。 说起来让人五味莫辨的的,中国政府官员首次被迫承认“中国的器官移植中的活体来源不到5%,95%以上的供体是尸体,而尸体几乎全部来自死刑犯”,是在2005年11月7日至9日世界卫生组织马尼拉WHO分部举行的会议上。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这次会议上,还承认了器官移植这项被誉为“21 世纪医学之巅”的技术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已开始临床尝试。但这项领先的医学科学,却没有任何科研论文能够发表在国际公认的学术刊物上,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医学界一直无法说明手术的供体来源、信息不透明以及回避参与器官捐赠的伦理问题。 这次WHO会议在中国有两个成果,一是《财经》杂志终于率先揭开了这一媒体禁制区域的厚重黑幕,那篇“器官移植:加快规制的地带”,是中国新闻史上值得纪念的一篇文章。二是催生了一个新的产业,即器官供体产业。急欲得到国际医学界承认的中国医学界,希望“尽快建立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人体器官来源途径。”但来源于志愿者死后捐献的器官实在太少,据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陈忠华教授透露,从2003年到2009年5月,中国内地仅有130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全国每年150万名需要器官移植患者的等待催生了一个“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与肮脏”的行业——人体器官买卖。 中国是一个资源稀缺的国度,但只有一样资源不缺少,即人。正因为这种资源的过度丰富,才会导致数个以人为买卖对象的行业产生,一是人口买卖,二是人的肉体买卖(即黄色产业),三是器官买卖。但如今前两个行业因其供给过多,价格普遍下降。据官方NGO调查报告《中国拐卖妇女现状》公布的数据,成年女性每名6000元到2万元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男婴每个2万元到4万元,女婴每个8000元到2万元。肉体买卖当中最值钱的“卖处”也在300元至数千元之间。只有器官移植成了一个新生的暴利行业。于是中国产生了一个寻找自愿提供器官的行业——人体器官买卖中介。对医学界来说,可以藉此得到合法的供体,其临床研究的成果可寻求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提供者多是贫而无依者,其出卖器官的钱,绝大部分被中介拿走,比如15万卖肝钱,供体只能拿到2.5万。据揭露的资料,并非每个供体都是自愿的,其中不乏被中介连蒙带骗强制成为供体者。总之,这条地下产业链催生了无数罪恶。(见《中国人体器官交易黑市猖獗 供体被当牲口豢养》) 为何不少人相信女大学生被割肾谋命之谣传?原因也很清楚:在中国这个无法无天的社会,如果不是人体器官移植受到各种医学条件的限制,比如无菌要求、基因配型、手术前后处理等,恐怕真会有丧尽天良者屠人取器官以谋暴利。目前这种器官买卖已经完全不考虑供体今后的生存权,比如供应者必需的术后护理、药物调整,长期随访以及康复期的治疗更是一概没有,即使有,供应者得到的那些可怜的报酬也支付不起。这种将人等同于牲畜的器官市场只会让中国蒙羞。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