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sansan 于 2012-3-16 19:23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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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的报告,引起了全国热议,温家宝以全所未有的严峻语气呼吁,没有政治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进行到底。社会上产生的新问题就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革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今年春节前夕,中国掀起一股纪念邓小平南巡20周年的风潮,个中意义深远。 20年前,邓小平南巡,为当时陷入困境中的改革摇旗呐喊。最近几年,中国改革的停滞乃至倒退,由此社会各方,均呼喊改革需要新的动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最近几年,越南国势蒸蒸日上,其奥秘何在?
东亚崛起,群龙竞舞。以“升龙”为国都的越南,同为龙图腾之国,其现代化,亦与中国基本同步。目前,亚洲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而在其中,中国、印度、越南的崛起,日益引人注目。
“龙象之争”,世所关注,但是,越南的崛起,却有意无意被国内所忽略。事实上,1986年开始的越南“革新开放”,相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谓青出于蓝。
在政治领域,2002年,越南国会即可质询中央政治局等核心机构;2006年,越南在其十大上,就已经实现了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同年,越南加入世贸组织,国会议员实现了直选,国会甚至可以否决政府总理提出的关于高铁投资的计划;2009年,越南又实现了地方党委书记由党员直选的制度;2010年,越南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党政军及社会组织、国有企业副科级以上干部均需公开个人财产。
越南基本实现了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并且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行政权力基本不干涉法院运作。
在经济领域,越南亦成绩斐然。越南在革新之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100美元,目前则突破1000美元大关。革新以来,越南综合经济增长率,大约为7%左右,居东盟各国之首,在亚洲亦仅次于中国。2005年,越南更被联合国 “人类发展报告”,盛赞为 “一个同时达成发展与均衡的国家”,其基尼系数,为亚洲国家最低,可谓“藏富于民”。
越南改革,何以后发先至?
领袖“早死” 国家之幸
打破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是两种不同的能力。
在革命国家,由于革命领袖的巨大贡献,由此享有崇高的威望,由此从革命领袖,晋升为和平时代的全民领袖。
但是,由于领袖的威望由革命派生,于是继续革命乃至终生革命,无法完成自身角色换转的革命领袖,比比皆是,亦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一直到传统革命领袖自然老去,第二代领袖才有力量启动国家现代化的计划,这种案例,在世上的革命国家里屡见不鲜。
但是,越南是一个幸运的国家。其革命领袖与建设领袖,完成了顺利的过渡。
在越南,胡志明是无可争议的革命领袖,其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为越南全国所折服,为全国唯一具有最高权威的全民领袖。
而在1969年,胡志明即去世,在其去世之前,已经领导越南实现了独立,并且取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抗击美国、统一南北越南的重任,也完成了一半。
此时,无论谁继任,都只是完成越南现代化历程的六分之一事业,远远无法与胡志明相比,因此,胡志明死后,越南已经没有绝对权威,强势如黎笋,亦无法制衡党内各种势力,为越南政治的多样性,预留了巨大的战略空间。
胡志明的继任者黎笋奉行亲苏反华的政策,在国内推行极端政策,并引发中越战争。尽管如此,黎笋当政十年间,中间派和改革派,均存留相当的实力,并未像一些别国那样,被残酷清洗一空。
黎笋1986年去世后,继任的温和派长征,即利用其体制内程序,解放了被称为“越南的邓小平”的改革派领袖阮文灵。正是阮文灵的上台,促成了越南全面走上“革新开放”之路。
革命领袖早逝,造成的派系与力量平衡,使越南的改革力量生生不息,生存空间巨大。阮文灵虽然因为改革触动官僚阶层利益而下台,但是,掌管意识形态的所谓“北方派”却始终没有实现一派独大,越南国内亦从来无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残酷内斗。
自胡志明始,越南总共经历过八位总书记,其中,黎笋和农德孟当政十年以上,其它人都是五年左右,代际更替多,新老元老健在者多,越南由此形成了更多的互相制衡的势力。
在九大以后,越南更是形成了三驾马车的格局,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形成分权模式。而在人员构成上,越南形成了南方与北方派系、技术派与意识形态派系的平衡。
缺少强势领袖,使越南幸运地加速开启了现代化历程,整个国家和社会,逐步走向开放、博大与恢弘的气度。
1986年,越共“六大”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初级阶段”理论,主张容纳多种所有制;1991年“七大”提出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时代化的“胡志明思想”;2006年“十大”修改党章,明确提出“两个先锋队”概念,即越共“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劳动人民和越南民族的先锋队”。同时,连总书记竟然都进行了差额竞选。越南的改革,由此风潮千里。
领袖不幸国家幸,领袖强势国家灾,这种领袖悖论,在后发独立国家中普遍存在。
革命领袖的权威,如果不能及早马放南山,则权力的剑刃,必然伤及民族国家。丘吉尔虽领导英国人赢得二战,戴高乐带领法国人获得新生,但是他们却平静接受自己被民众赶下台。让领袖完成英雄自我消亡,而非纵容领袖以权力的剑刃戕害国家。这样的民族,方富有理性和血性。
领袖的早死,无意中去掉了越南的历史包袱,使其轻装上阵,升龙在天。
十年与三十年
越南革新开放能够迅猛推进,与其特殊的国家发展轨迹有极大关系。
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行至今日,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而其起源,其实已经在建国之初。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视为中国改革之始,事实上,中国政府在全社会启动改革,比这个时间要晚,大约在80年代初。由此推算,新中国在建国大约30多年之后,才推行改革开放。
当时,有经世济民才华的人士,已经在政治清洗中,靠边站了很多年。30年时间,整整跨越一代人,足以摧毁任何正茂的风华。后来培养的青年人,则由于教育的缺失,亦少有建设之才。因此,整个中国,在改革之初,上层改革的设计者和推动群体中,具有现代眼光和世界眼光者,可谓凤毛麟角角。“摸着石头过河”,并非托词,而是现实。
但是,越南却不同。
越南在1976年宣布南北统一, 1986年即开始革新开放。
在此十年间,越南的南北经济模式的优劣,对比明显。
南北分治的时候,越南的南方基本上由美国人经营,实行现代体制,经济相对发达,具有比较强的市场经济基础。繁荣程度,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泰国,甚至西贡被称为“东方的巴黎”。而在越南统一之后,在南方采取了跟北方一致的政策,对所有的企业实行国有化,对农村实行集体化,把资本主义“扫地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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