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几个人知道林昭？！（事迹篇）

琴★狼

序

林昭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向上。一个民族的精神与气质，更集中凸现在这个民族女性的精神与气质中。林昭一个人的精神，囊括了整个民族精神中的精华。谁说只有燕赵之士才能慷慨悲歌，君不见江南女儿，不是须眉，愧煞须眉。她是中华民族的圣女，很多民族都有他们的圣女，从古代传到今天。几千年来，中国的女性一直处在被排斥、被漠视、被侮辱的地位，多少优秀的女儿，无声无息地湮没于荒草之间，直到不久前的昨天，她们终于闪耀出最璀璨的光彩，所有的中国人都可以骄傲地说：“我们也有自己的圣女了！”

圣女贞德会永远被法国人崇敬与怀念，她的事迹千古传颂，她的精神成为法兰西民族的精神支柱。而与贞德相比，林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贞德为保卫祖国而牺牲，林昭为追求自由与真理而殉难。她所经历的苦难比贞德尤甚，而她在苦难中所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执着，对理想和信念的忠贞不二，面对摧残、凌辱与死亡时超然漠视的坚韧，更是毫不逊色。

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艺术新思潮此起彼伏，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天才纷纷降世。但这个世纪的苦难如同它的繁荣一样令人瞠目结舌，到处是暴戾的统治者，人民的苦难与生死完全掌握他们翻云覆雨之间。每个民族都在这个世纪里书写着他们全新的历史，我们没有涌现爱因斯坦、毕加索、弗洛伊德，但我们有林昭。中国历史上，从未有人比她更热爱真理，也从未有人象她一样，将忍辱负重与慷慨赴死结合得如此完美，即便整个人类历史，能和她相比的人也寥寥可数。她曾经写过一首长诗来颂扬普罗米修斯，实际上，她就是普罗米修斯，新世纪的普罗米修斯，东方的普罗米修斯，现实中的普罗米修斯，化身为女性的普罗米修斯。她才不算最高，思想不算最深邃，但她却拥有珠穆朗玛似的精神，凭借这种精神，她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影响和贡献，这种影响和贡献完全可以和那些伟大的天才们相提并论，她是我们在这个天翻地覆时代中最大的骄傲，也是唯一的骄傲。她燃烧生命的火焰虽未能照亮她所处的那个黑暗年代，却必将照亮中华民族的千秋万世，因为有了她，我们这个民族在精神上不再是一片萧煞和死寂。她墓碑上的诗句必将永远在这片土地上传唱，令一切善良正直的人们热泪盈眶。

女性是美的化身，中国历史上曾经涌现出过不少知名的女性。权倾一时武则天和叶赫娜拉氏不过是几堆粪土；以美貌著称西施、昭君、杨玉环是男性的玩物，政治的牺牲品，她们的美是苍白的，易碎的，是易逝的浮华；李清照有才有情，孰几美矣，但她的才情只能照亮她的自身；秋瑾已经接近了美的真谛，却没有经历苦难的洗礼。张志新和林昭有着相似的品格、经历和命运，但她思想的高度和对真理的理解上都与林昭不可同日而语，使她的美带上令人遗憾的瑕疵。唯有林昭的美，才是最光彩夺目，最返璞归真，最夺人心魄的美，淘尽黄河所有的沙，金子终会浮现，那上面凝结了多少山川日月的精华啊。

有人说，有朝一日在北大的校园中，必将立起一座林昭的雕像。是的，会这样的。但一个小小的北大岂能容纳她的全部灵魂？她灵魂的光辉必将撒满整个中华大地，传向全世界。有朝一日，从安第斯山的之巅到撒哈拉的最深处，当夜幕降临之后，热爱生命的人们将在心底唱起一曲关于一位美丽中国姑娘的悲歌。多年以后，暴戾的专制者和无耻的走狗们在历史的垃圾堆中遭人唾弃，而当年被摧残被迫害至死的魂灵们却永远为人们所铭记。人们将怀着无限的思念，向自由与光明的前方徐徐行进。


一 家世和少女时代

江南的初冬不似北方，萧萧煞煞，或有悲风怒号，霁雪飘飞。江南的初冬是一场好梦初了，秋尽天南，冷雨敲窗，草木凋零，似一位少女刚送走远行人，开始了惆怅的等待。

一九三二年，十九路军在上海与日军作战，继而伪满洲国建立，在这百年之内，仿佛每一个年份都不得安宁。初冬的苏州，想必拙政园或是狮子林中并无什么游人，或多或少显得有些凄凉。十二月十六日，一个女婴诞生在这传说中的人间天堂。她是父母的头生子，取名彭令昭，乳名苹男，林昭是她成年后改用的名字。父亲给她取名令昭，有望她效学班昭之意。其实班昭有什么可效学的？除了有点小聪明，几乎一无是处，由此可见这位父亲的迂腐。

父亲彭国彦，早年留学英国，学习宪政，一九二六年又毕业于东南大学政治经济专业。一九二八年，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因为其人较为书生气，不谙官场迎逢拍谄之道，很不招上司同僚喜欢，不久就被调去苏北邳县去作县长。虽同为县长，苏北与苏州不可同日而语，实际上等于贬官发配。后来，干脆开了他的缺，于是他只好回老家赋闲，老家在在苏州山塘街，房子位于一杂货店后，是间普通平房，可见彭家日子并不宽裕。一九四五年，彭国彦到了上海，在中央银行当了一名职员。但到了一九四九年，中央银行随着国民政府的溃败而垮台，彭国彦只好再次赋闲。

母亲许宪民，一九零八年生，是苏州有名的新女性，社会名媛。冯英子说：“苏州出过许多巾帼英雄，然而我认为在现代的苏州女性中，够得上称为巾帼英雄的，许宪民同志应当是其中之一。在苏州的历史上，不可以没有许宪民的传记，不可以忘掉这样一个人。”她十六岁便在哥哥许金元的影响下参加革命，是苏州第一个穿上军装的女兵。一九三六年任第三战区上海淞沪三区专员。沦陷后，坐过日本人的大牢。一九四六年，在史良支持下，参加国民党国大竞选并当选国大代表，在众多有利身份的掩护下，资助共产党建立地下电台，提供收发电报场所，并帮助地下党进行策反活动。日本投降后任苏州县银行董事，《大华报》总经理、苏福长途汽车公司董事长。一九四九年后曾任苏州市政协委员。

大舅许金元，曾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苏州特别支部书记，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中遇难，尸体被国民党装入麻袋抛入长江中。

她还有一个妹妹彭令范和一个弟弟彭思华。

关于林昭儿时的事迹情景，由于当事人和知情人已故去多年，又缺乏日记书信可查，到如今已近乎轶失。我们只能从她的少女时代说起。日本投降后，内战很快便再次爆发，国共两党势同水火。林昭的母亲受兄长影响，瞒着家人暗中帮助支持共产党；而她的父亲，虽然知道妻子的作为，却不声不响，用沉默来表达对妻子的支持与信赖。当时林昭十五六岁，鸿蒙渐开，正在苏州教会中学读书，她受到了母亲的影响，对国民党的统治极为不满，视其为“黑暗的时代”。她心中神往共产革命，自以为找到了照亮前进道路的“火炬”。

很快，她就找到了共产党外围组织，为大地图书馆工作，被发展成为地下党员，同时也上了苏州城防指挥部学生黑名单。其实她的工作也就是为党跑跑腿，送送信，但革命工作是神圣的。为保存实力，地下党组织黑名单上的人撤离，但她没有参加这次撤离，从此也就和地下党失去了联系，也失去了那分好不容易得来的“荣誉”。

解放前夕，她报考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所学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试图通过在共产党建立的学校学习，今后为共产党工作，重新找到党组织。

林昭从来就不是那种吹嘘出来迷惑民众的英雄，偶像一般刻板，身上似乎自小就没有任何缺点，长大后更是大义凛然，不可亵渎。那时候，她只是个普通的勤于思索的女孩，象很多同龄人一样，偏颇、固执、叛逆，急于摆脱家庭的羁绊，证明自己的独立性，甚至有点不近人情。在她的家庭里，母亲是一家的主心骨，要想摆脱家庭的影响，实际上就是一个与母亲发生分歧与对抗的过程。是年，由于时局动荡，母亲希望她到国外留学，或是报考北大。但是她认为应该自己来选择道路，自行报考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录取后，母亲不许她入学，说，你要去，出去了就别再回来。她自然不肯妥协，于是母女俩赌起气来，林昭遂留下“活不来往，死不吊孝”的字据，负气出走，并把自己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以示决绝，一走就是三年。

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经过短暂培训以后，全国政权更迭，苏南新专的同学全部下到基层支援地方工作，遂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那时候，她热烈拥护和赞扬新政权，对党和对毛主席一片赤诚。在她给友人的信中，曾经这样写到：

“土改，谁都知道，是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

“现在我真是一无所求，就是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泽东）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在信中，她多次将毛泽东称为“父亲”。

对某种事物或思想的迷恋，会使人丧失理智的分析和冷静的头脑，蒙蔽人的视野。尤其对于一个十九岁的孩子来说，更是如此。工作队下到农村，急于立威，便把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里，将其冻得彻夜嚎叫，林昭把这称为“冷酷的痛快”。自然，在她当时的眼光看来，地主是敌对阶级，要想推进土地改革，就必先灭之而后快。土改工作队掌握着对地主的生杀大权，可以动辄抓打，甚至枪毙地主。以前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地主们如今威风扫地，也许真的很“痛快”，但同时她也意识到这种“痛快”的“冷酷”，说明她的良知在隐隐作痛。

“对地主的仇恨是这样，对爱国主义也一样。这种爱与恨，也同样是我前进的力量。当我看到了志愿军的英勇战斗的故事，从纸上的战云中探出头来，望一望窗外的恬静美丽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一些对工作的责任心。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 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她这样写道。她满怀着对未来的期待，心中想象着祖国美好的明天。但她没有清晰地意识到，什么样的事才是让祖国受难。祖国已经在苦难和蒙昧里挣扎了数千年，她的苦难还将继续。

虽然参加了党的工作，但她依旧苦恼，她受到排挤和打压。她读书，写诗，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她率直地指出一些看不惯的事情，譬如有的人抛弃了乡下的原配妻子，娶了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而遭到某些人报复性批判。当然，这些不是根源，根源在于她的家庭出身，谁叫她摊上一个旧官僚的父亲呢？这一时期，她恢复了和家里的联系，“活不来往，死不吊孝”看来只是一场儿戏，她离不开亲人的关怀，亲人也从未抛弃过她。于是她写信给家里，要求家里“交待”他们的“罪行”。这种通信关系，也被认为是没有与反动家庭彻底划清界线。在几次大会上，她曾被公开点名批评，以至于她一度想不通，想借生病的机会，回家休养。

但她依旧在追求“进步”，在一封信中，她这样说：“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一旦投入这洪炉不经烈火，不成器材……”

“我要向上，我要向上！但旧社会的遗毒、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如石块般拖住我的脚向下沉，到什么时候才能战胜它们！”

一九五二年，土改工作结束，林昭以干部的身份，被分配到《常州民报》、常州文联工作。担任《常州民报》副刊编辑，每日写报导为生。这些工作往往是刻板乏味的，到工人中去，采写。但是，真实的事迹是不能写的，必须经过“加工”，使之变得符合要求，符合“时代精神”。这种工作呆板僵化，写出来的稿子不仅千篇一律，而且违心者居多，使得她很快就对工作失去了兴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她也不甘心沉匿于常州一隅，每一只鸟儿都向往更为广阔的天空。同时，与家庭关系的改善，使得她重新思考母亲的诸多想法。于是，在一九五四年，她报考了北大。


二 燕园惊梦

一九五四年，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新闻专业。虽然在文学方面基础深厚，但她还是选择了新闻专业，希望能成为毛泽东时代最优秀的记者。报考时，名字依旧是彭令昭，但入学即改为林昭。入学后，游国恩教授十分欣赏她的才华，曾建议她转到文学专业，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但没有成功，也许是各方阻力，也许是林昭自己不愿意。

此时的林昭，正值风华。据同学们的回忆，这位“林姑娘”中等身材，文雅庄重，才高而体弱，眼神中闪耀着灵气和希望。她衣着并不耀眼，但讲究剪裁，走起路轻柔婷袅，说话不多，语调中江南味十足，吴人京语，别有神韵。那时候，姑娘们都迷醉于《红楼梦》，同学们管她叫“林姑娘”，让人暗自高兴。班上还有一位姓薛的女生，却不喜欢人们叫她“薛姑娘”。

虽然不能和蔡元培时代相比，但北大毕竟是北大，这里空气自由，思想活跃，到处是才华横溢思想深刻的青年，教授们亦是学富五车，令人心生敬意。林昭在这里读书，写诗，做她喜欢的事，心中充满了兴奋与喜悦。她读了些什么书已难以查清，但她的诗，很多是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毛主席的。很快，她的才华就得到了承认，第二年，她担任了《北大诗刊》的编辑。

第一年的新鲜感过去后，她渐渐发现哪怕是在北大，现实也并非想象中的那样美好。开始显得有些寂寞，落落寡合。人们对她的评价是“骄傲自大”、“不关心政治”、“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极浓”等等。随着年龄和见识的增长，她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一些作为。想起自己亲自揭发过母亲的一些“罪行”，痛苦地哭了。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她说：“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可见，这一时期，她已经度过叛逆的青春期，理智渐渐恢复，重新观察并思考人性。

一九五六年，《北大诗刊》停刊，《红楼》创刊，林昭任编辑，编辑部中还有与她关系亲密的张元勋。张元勋颇有胆识与见地，擅长独立思考，是不可多得的青年。当全中国都在对共产党毛主席歌功颂德，所有人都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合作化、公有化、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他和一些有思想的同学并不随波逐流，而是开始思考现状与未来，试图比较近百来各种思潮优劣，探索一条真正能把中国引向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道路。

北大并非世外桃源，是年，局势已是山雨欲来，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上台，波兰、匈牙利爆发了知识份子领导的民主运动。上台以后，赫鲁晓夫立刻展开批判斯大林的运动，一份披露斯大林暴政的秘密报告被提交并在共产党国家的上层间流传。这份报告也传到了中国，少数人看到了它。对此，毛泽东感到了担忧，斯大林曾经高高在上，权倾一时，不可一世，如今威名扫地，沦为千夫所指。他害怕自己也落得和斯大林同样的下场，于是决定主动出击，在敌人未动手之前，先将他们逮出来消灭。

一切都在筹划中。

《红楼》杂志在一九五七年元旦发了创刊号，封面一幅木刻图案，题字竟正是“山雨欲来”四字。这一天，北大学子集会狂欢，高呼“共产党万岁！”之类的口号，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引蛇出洞”的阴谋。

五月十九日，张元勋、沈泽宜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贴出了第一张诗歌体大字报《是时候了》，这篇右派言论的大字报很快震惊了燕园，人们打着手电筒，争先恐后地连夜阅读、抄录、拍照。到了二十九日，《红楼》编委会宣布将张元勋与李任开除，原因是他们参加了右派刊物《广场》的编委会。同时，还要开一个对二人的批判会，每个人都要发言，林昭也不例外。林昭说：“我有受骗的感觉。”好象张元勋一直以来都在欺骗她，如今终于原形毕露，因而义愤填膺。

这些天想必她一直处于痛苦的煎熬之中，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究竟是谁欺骗了谁？二十二日夜，闷热难当。十六斋东门外的马路上，一群“群体力量”正在召开“反右派斗争”大会。夜色深沉，方圆百米之内挤满了人。张元勋正是这次大会火力集中的焦点。发言者跃上餐桌，居高临下，慷慨激昂，声嘶力竭。可是黑暗中只闻其声，不见其人。餐桌几经跃上跃下，再加发言者顿足捶胸，振臂跺脚，往往发言未毕，人桌俱倒，于是下一个发言者又跃上第二张餐桌，取而代之。

“群体力量”们前呼后应，轮番登场，几近嚎叫，语无伦次。这时，一个女生在浓密的夜色中登上餐桌，她带着苏州味的普通话，不似女孩惯有之娇柔，音色浑厚动人，夜色中男子的叫嚷震耳欲聋，余音未绝，忽然传来如此沁人心脾的声音，沸腾喧闹顿时化作悄然。她说：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

“你是谁？”黑暗中有人在咆哮。

“你又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女生反问道：“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三十六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没想到一句成谶，十一年后，在她三十六岁之年，竟命归黄泉。

这天夜间，林昭在未名湖畔对张元勋说：“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是夜，她喝得大醉，僵卧了两天才起床，然后在桌上一张破纸上写下了“天之杌我，如不我克！此责其谁？”十二个字。

林昭并非因为赞同张元勋的言论而跳上桌子为他申辩，但她认为张元勋等人有发表自己见解的权力，而其他人也不能因见解不同就对人扣帽子，必欲打倒而后快。她感到痛苦而无法理解的是，一些有思想、敢作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疯子”和“魔鬼”。话语的霸权，思想的霸权令她夜不能寐。

那一夜成为她人生的转折，在她发言之后的第二天，出现了一张题为《致林昭同志》的大字报，她开始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接着，班上开始批判她。不久，她便成为北大八百名右派分子之一。右派人数占北大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这些人大多被发配往西北瀚海荒漠深处，在苦寒之地忍饥挨饿。一些人一去不返，命丧他乡，余下的熬尽年华，疾病缠身，苦守凄凉。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说随着运动的进展，出现了一些背离社会主义的言论，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六月八日后，“右派”已被明判为敌人。北京大学反右运动开始。其后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唯独她不肯检讨，在会上顶着干。人家说：“把你的观点讲出来。”林昭说：“我有观点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干，那你们就干去！象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好的，当然不好嘛。”

对于右派分子，有人落井下石，动辄欺凌唾骂，大部分人则避之如瘟疫。据张元勋回忆，他拿着饭盆去打饭的时候，遇上他的新生便将他喝住，先是唾骂侮辱，后将饭盆打翻在地，张拾起，又被打翻，如此反复多次，直到他们觉得乏味无趣之后，方才离去。这些少年，已初现红卫兵小将的峥嵘。这时，“《广场》小集团”已经被“粉碎”，沈泽宜“向人民请罪”，张元勋被监管，因为怕他逃走，派了两个同学监视他。两人的看管起初甚严，后来渐松。林昭倒是没有被监管，她整日在宿舍里读线装书打发时日。这段时间，他们两人经常见面。到了八月，林昭进入《中国青年报》实习。校内有个免费电话亭，他俩每日都要通话。林昭无事时便约张元勋进城会面，每次都在下午，张君回校已是深夜，末班车停开，他便步行从西直门回到北大。张元勋感激林昭为自己仗义直言，又以为林昭是由于为他申辩的缘故而遭此厄运，觉得自己欠她良多。而自己朝不保夕，无能为力，只有在此患难之际同她更加接近，同时不自觉地被她吸引。这大概就是爱情。但张君虽然有思想有见识，敢作敢为，在处理感情上却不见得高明。也许是因为东方式的矜持，也许是考虑到自己前途渺茫，未来扑朔迷离，自身难保，所以虽然他无比思念林昭，却为将这段感情深入发展下去。

八月中旬，林昭离京回沪，九月开学，她尤自未归，原来是病倒在沪上，咳血甚烈，只能在家修养。想必是因为心中抑郁，竟成了疾病。

这年秋天，右派分子们终有各自有了结果，随着反右扩大化的展开，林昭和张元勋等北大一千五百名师生被打成右派，这一消息传下，她陷在悲愤之中，不吃、不睡，终日泪流满面，她说她的心在流血！终于，她选择了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抗议，但被同学发现，及时抢救过来。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热爱的党和毛主席竟然抛弃了自己，把她推倒“人民的对立面”。由于这种对抗，被认定“态度恶劣”，须重判，于是被判劳教三年。林昭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但这又有什么用呢？后因新闻专业负责人罗列怜其体弱多病，经常咳血，冒险为之说情，幸而未发配至西北劳改，改留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在苗圃劳动。

十二月二十一日晚，张君元勋与林昭在北大门口新华书店偶遇，当时她围着围巾，连头都包着，还戴了口罩，只露出两个眼睛。两人遂悄悄一前一后步行到一片田野里说话。林昭说，要做好被捕的准备。于是两人交换了家庭地址，不能用纸笔记录，怕给人留下证据，只能强行记于心中。两人约定三日后再见。三日后，早晨，张君似乎嗅到不祥气息，欲逃往英国大使馆政治避难，不成，被秘密逮捕，判刑八年。后羁押于山东某监狱，释放后仍不得自由，只好在劳改队当了一名“二劳改”。

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北大新闻专业并到人民大学新闻系，林昭也随资料室迁往人大，燕园岁月结束了。

由于被划成右派分子，林昭永远没能从北大毕业。

四载燕园梦，一夕惊醒，四顾已苍凉。

芒果

LZ老愤青好久不见，我也正在看这个北大才女的资料~默哀吧。

琴★狼

三 被捕

如果说反右是灾难的第一波的话，那么接踵而来的大饥荒就是灾难更大的洪流。目睹和亲身经历这些灾难的人，如果不是良知泯灭，或是迂腐得不可救药，那么他们就会产生怀疑。但是，在当时，拔掉几个乱说话的右派分子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选择了沉默，鸵鸟一般把头埋到沙堆里，试图明哲保身。可是他们不这样做又能如何呢？站出来说话不过徒招灾祸。经过这场反右，中国为数不多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都被发配到穷塞旷野，惨遭凌辱与折磨，或一去不归，或被折磨得精气神尽丧，战战兢兢苦熬岁月。所以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面对铺天盖地的苦难，再也无人敢作异声，甚至连记录它的勇气都没有。林昭在初被打为右派的时候，曾经失眠、拒食，每日以泪洗面，甚至试图自杀。但没过多久，她就从个人的悲凄中摆脱出来，她的思想正在发生变化。

一九五八年的一天，北大右派刘发清在校门口遇见了林昭，被林昭强行拉去吃饭。饭桌上，刘发清情绪低落，委靡不振，什么也吃不下。而林昭却有说有笑，吃的津津有味。她说，这不是个人命运问题，举国上下，都在反右，这是一场知识分子的灾难。“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但是她思考的又何止仅仅是一场反右斗争，她在思考先前的理想，整个中国共产革命革命的理想、现实和命运。她的心中，正在推翻十几年来一直热爱并忠诚的那些思想与事物。先前自己视为不可动摇的真理的那些东西，是否真的是真理？如果不是，那么真正的真理又是什么？反右运动给广大同胞、她的朋友和她自己带来的灾难性命运转折，只是促使她进一步深思的一把钥匙。

刘发清不久便被发配到甘肃劳改。

来到人大之后，她便被安排在人大新闻系书报资料室接受监督劳动，同在一起劳动的还有刘少奇的前妻王前以及另一名青年甘粹，主要工作是为学校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

甘粹部队出身，被保送到人大新闻系学习，他因为凑名额，也被打为右派。林昭体弱多病，甘粹对她多有照顾体贴。两人平时一块儿进进出出，又是青年男女，于是好事之徒们眼睛便亮了起来，这些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中，又多了一个无聊的话题，说是林和甘在谈恋爱。交头接耳、窃笑、流言蜚语，总之是些很无聊可笑的行径。“组织上”也注意到这件事，于是找二人谈话，说是右派不能谈恋爱。这本是件子虚乌有的事，可是两人一听不干了，不是不让谈恋爱么，我们偏要谈给你们看看。于是弄假成真，两人真的谈起恋爱来。其实也不能完全说是弄假成真，他们应该互相都有好感，再加同病相怜，朝夕相处，日久生情，只不过是件水到渠成的事，只是火候未到。“组织上”的态度，反而促成了二人的关系，于是同出同进，毫无顾忌地拉手，经常手挽手在人民大学校园内招摇过市，在当时，这种做法可谓是“前卫”之极。

林昭喜欢甘粹而对张元勋却无所表示，大概女孩子们都很感性，切身的关怀和体贴更容易让她们感动，而那些胸怀理想者，她们只是将其当作志同道合的友人。

在这个时期，她写就了两首著名的诗：《海鸥之歌》和《普罗米修士受难日》。从这两首诗来看，她已经抛弃了过去的理想，认清了某些人的真面目，转而歌颂为人类光明和自由而受难的英雄。

每个星期天，她都会带甘粹去王府井教堂做礼拜，给没有任何基督教知识的甘粹讲《圣经》的故事，二人虽身为右派，为众人不耻，却其乐融融。到了五九年，两人决定结婚。然而结婚需要经过“组织”批准，再由校方开具的介绍信，拿着介绍信才能去登记。早在他俩谈恋爱时，“组织”上就强烈反对，又因为他们不顾“组织”的阻挠而相恋，领导们更加窝火，想结婚，门都没有。不仅如此，这个“组织”还决定拆散他们，九月，甘粹被发配到新疆农二师劳改营，一去就是二十二年，受尽地狱般的折磨。他为这段爱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想必后半生都是在悲哀与怨毒中度过。

恋人远流他乡，此去生死未卜，不知是否还有再见之日，哪个姑娘能不伤心欲绝？甘粹走后，林昭便病倒了，她的病是支气管扩张，到了冬天，整日咳血不止。于是提出回上海母亲身边养病，校方对此请求视而不见，只是一味拖延不允。

一九六零年初，病一日重似一日。但此时她的病情也传到了人大校长吴玉章那里，吴校长亲自批示，允许林昭返沪养病，接着，母亲许宪民来到北京，接走了林昭。

反右期间，兰州大学三十九名右派师生被发配到武山、天水两县农村劳改。这些右派学生虽深处政治和生活的漩涡之中，但理想依旧未曾破灭。在学校里，他们只是有些模糊的想法，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有些空谈空想。如今，到了农村，亲眼目睹了大饥荒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当时，一边是大饥荒，饿殍遍野，一边却是大放高产卫星，亩产动辄号称上万。为了应付检查团，农村干部发动农民，在一夜之间把所有的庄稼都移植到一块地里，检查团看了以后心满意足地走了，第二天，这些被动了根的庄稼便再也栽不活了。各种令人痛心疾首的情形促使这些年轻人更深地反思，成了真正的“右派”。历史系的学生张春元提议，办一份刊物，大家一致赞同，便开始筹办。刊物被定名为《星火》，他们深知办刊物的下场是自取灭亡，但他们义无反顾。

这些青年一次读到了《海鸥之歌》，深有感触，对诗的作者不禁充满了倾慕之情。真不知道这首诗是怎么传到他们那里的，当时没有互联网，但真理的呼声自然会传播开来。今天的互联网上，不知每天要湮没多少文字垃圾。

还是六零年，林昭在上海养病，经过医治和调养，她渐渐恢复了健康。这时，张春元和另一名兰大物理系研究生顾雁从天水千里迢迢来到上海，只因慕林昭知名。他们和林昭谈了创办刊物的事，林昭为他们拟定了一份办刊的纲领草案，并把自己的长诗《普罗米修斯的受难日》交给他们，让他们发表在《星火》上。

这群学生办刊物没有经费，便自己凑钱买了一部油印机，自己刻蜡版，印成了首期《星火》，八开纸，三十多页，先不能公开，仅在自己人中传阅。收录的文章中，有一篇一篇支持彭德怀为民请命（当时彭已经被打倒），抨击毛的倒行逆施。针对大饥荒的问题，有一篇文章认为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直接恶果（这观点多么准确！），还认为共产党已经腐朽，应该再来一次革命（不能责怪他们留恋暴力，在当时的环境下，看不到非暴力抗争的希望。）。鉴于中国没有别的政治力量，他们寄希望于共产党内部的同志，希望由他们组织“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起来革命。他们计划日後寄给各省市的共产党领导人，希望靠他们来修改中共的错误政策。

中文系女学生谭蝉雪，张春元的未婚妻，她是右派学生的头领。六零年春，她决定偷渡，争取外援。但没有偷渡成功，她被捕了。四、五月间，张春元和右派学生苗新久外出联络。苗新久归来了，张春元却一直没有消息。七月，张春元也被捕。右派没有合法的身份证，他们私刻兰大党委和天水地方政府的公章，伪造介绍信，出门用的是假证件。当局花了两三个月才弄清他们身份，终于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当时，《星火》只出了第一期，第二期仍在编辑中。

这时，林昭的老朋友，在甘肃劳改的右派分子刘发清已经奄奄一息。口粮减到每月二十斤，没有任何菜和副食，刘发清和很多还在苟延残喘的难友一样，浑身浮肿，躺在床上不敢动弹，生怕损失每千分之一个卡路里。这病是饥饿所致，无药可治，只好听天由命，或者说是在等死。危难关头，他收到一封林昭从上海寄来的信，信上还附有一个小包。刘发清拆开小包看时，里面是一些粮票。他颤抖着一张一张取出那些粮票，都是五斤一张的全国粮票，共七张，刘发清顿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林昭在信上说：“我知道你很困难，我也很困难，但是我很瘦，而且吃的很少，因此把过去节约下来的这一点粮票寄给你。”刘发清就是靠着三十五斤粮票，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最后他终于活了下来。在给林昭的回信中，他鼓励林昭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中去。他这样说，也许并非是不理解林昭，只是因为右派们的信件都要被拆开检查，发现有出格言论就要罪加一等，他也只好如此。后来又收到了一封林昭的来信，她说：“我于足下同舟人也，舟要靠岸吾亦可登。”再后来，就断了联系。

十月，参与《星火》杂志的三十多名兰大右派师生全部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些支持他们的当地农民。谭蝉雪、胡晓愚、何之明各十五年，中文系学生杨贤勇十年，生物系学生陈德根七年，化学系学生向承鉴十八年，苗新久二十年，顾雁、徐诚均十年以上。当地四十多岁的农民刘武雄十二年。杜映华是中共武山县委第三书记，受此案牵连被判刑五年。主犯张春元被判无期徒刑，但他象那些传说中热爱自由的好汉一样，不久就越狱逃走了。

几乎同时，在苏州老家养病的林昭被专程从上海赶来的警察逮捕，罪名“现行反革命”。此前，她曾致信张元勋青岛老家，但当张元勋大哥复信告知弟弟的情况的时候，她已被捕。

抓捕林昭时，她父亲彭国彦恰好进来，老人（其实并不算老，不过已经憔悴）当即变了脸色，口中喃喃道：我们家完了，我们家完了！言毕踉跄离去。这位一生郁郁不得志的老人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无路可走，近年来，这位曾经的一县之长，曾经留洋到过联合王国的大学生，一直在家中靠糊火柴盒补贴家用。他年轻时曾有一番壮志，但很快被现实捻碎。于是他把家庭的希望寄托在能干的妻子身上，可妻子也无能为力。后来，他又寄希望于有才华的大女儿，如今大女儿锒铛入狱，身败名裂，他意识到不久就将家破人亡，自己苟活在世上只是徒为亲人增加负担？一个月后，老人服鼠药自尽，当局称其为“畏罪自杀”。



四 囹圄中 上

在林昭的罪行材料上写着：“张（春元）回兰州前，林赠予一本现代修正主义纲领草案及自己写的反动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日。’后张、顾参考此书公然提出‘要在中国实现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将林的反动长诗编印在反动的《星火》刊物上 。”

被捕后，未经审判便先后被囚于上海第一看守所、上海第二看守所、上海静安分局看守所。入狱以后，她便开始写思想日记。狱方一度把她和一名叫俞以勒的基督徒关在一间囚室里，俞以勒被狱方认为是“顽固”，狱方希望两人信仰发生冲突，以至相互打击。但是，两人相处却十分融洽。林昭在俞以勒身上看到了基督徒信仰的坚韧、纯洁，并深为基督博大情怀所感染。在后来的岁月里，她虽然没有成为一名正式的基督徒，但基督的精神已经成为她精神支柱之一。

开头的一年多里，她在牢内音讯全无，母亲各方奔走也无济于事。后来，才渐渐有了信出来，可以带些钱和所需物品进去，但家人想和她见面很困难。家人都希望她在狱中不要生事，早日熬到刑满出来团聚，但每次得到她的消息，总是十分沮丧，因为她在里面“表现”很坏。每次通信，林昭都向家里要很多白床单，开初不明白她用来干什么，后来才知道，她将那些白床单撕成条条写血书。她用发卡、竹签、牙刷柄（在地上磨尖）刺破皮肉，一点一点蘸着鲜血书写。

我们可以想象在那暗无天日的牢房里，狱卒们是如何对待囚犯的。比如有一个女狱卒，曾被林昭蔑称为“不中用的警犬”，此人对待犯人非常残忍无情，林昭便与她针锋相对，毫不相让，指责她对犯人实施惨无人道的虐待。让我们想象一下两个女人隔着牢狱的门窗相互攻击的时的情景：一个穷凶极恶，掌握着打杀大权；一个绝不屈服，虽身为阿其那（满语：板上冻鱼），却掌握着道义。两个女人在那不见天日的地方誓不两立，相互恨之入骨，想必怨气冲天，几近歇斯底里。

她有时整天大呼“犯人也要吃饱饭”等等，直到呼叫到声嘶力竭，然后她就开始绝食。至一二天后他们将她送往监狱医院去吊盐水针。开始，她斗争的影响还不是很大，但她几乎每天都给狱方找茬，她的名字在狱中变得响当当起来，一些狱卒看守对她恨得牙根痒痒。当着些人当班的时候，她便高唱革命歌曲，大声要求给囚犯人道主义的合理待遇，如果他们不理，她会整夜敲打狱门。 难友劝她不要硬碰硬，鸡蛋碰不过石头。她说：“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亿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也会被击碎的!”她还留下了这样的日记：“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看起来，她似乎有些狂燥，失去了女性温柔的一面。当我们分析她为什么要选择抗争已经这样的抗争方式的时候，在她的日记里，找到了她躁动不安的原因：“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那些自称为镇压机关或镇压工具的东西，正在怎样地作恶，而人们特别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一代在这条专政的大毒蛇的锁链之下，怎样的受难，想到这荒谬的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名字而加剧时代的动荡，这个年青人还能不急躁吗？”

实际上，她的这种抗争并不象她所说的那样乐观，亿万个鸡蛋砸上去，顽石同样巍然不动，更何况，到哪里去找亿万个鸡蛋呢？靠自己的努力在黑暗的牢狱里打出一道光明来？这是痴人说梦。况且，即便真的打出一道所谓的“光明”来，这光明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在人道主义方面有所改善，即便让你们吃饱了，犯人依旧是为万众所不齿的犯人，所有的国家机器，所有的舆论机器，都在开动马力，把耻辱倾泻在你们身上。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光明”。难道这些她就没有想过吗？也许想过，也许她真的就是那样的执着。此时的林昭，已经完全认清了专制者的真面目，已经不会为谎言所困，不再迷惘。她的抗争，实际上是在给自己找一个精神上的寄托。她要的是抗争本身，而不是抗争的结果，她想借此向那个庞大的专制机器表明：我决不屈服！

她的反抗行为自然招来了更为残酷的虐待，在这些虐待之下，她病情加重，咳血不止。一九六二年三月，狱方通知许宪民，将林昭接出监狱，保外就医。莫非狱方忽然发了善心？或者有大好人从中出力？大谬不然，因为当时张春元依旧在逃，当局想以林昭为饵，诱捕张春元。

母亲到狱中去接林昭，她不肯走，母亲拉她，她就把住监狱的桌子，坚决不肯走，还说：“你以为把我保出来吗？还要把我抓进去的，何必多此一举。我要坐穿牢底斗争到底。”她如此看重坐牢受难，是否是因为受了基督的影响？后来，母亲找了个力气大的人，强行把她抱走了。这种举动多少显得有些孩子气，然而支撑她在狱中漫漫岁月里承受那些非人苦难的，正是这一片赤子之心，以及女性特有的坚韧。

回家以后，家人追问她为何索要白床单，她支吾其词。母亲摞起她的袖子，发现上面斑斑点点的切口疤痕，登时痛哭流涕，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这也是我的血肉呀！”

保外就医期间，她也没有闲着。七月，写信给北大校长陆平，呼吁他以蔡元培为榜样，营救受难学生。这期间，她结识刚从江苏滨海劳改农场释放的右派分子黄政，黄政曾在劳改农场里专干掩埋尸首的活计，江苏乃富庶之地，但每天都有多名劳改人员饿死病死，状况令他惊心，也让他深刻认识到国家再不能这样下去，决心做点什么。黄政遂与林昭、朱泓等人起草“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并联系到住在上海的无国籍侨民阿诺，请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据说，她还写了一部三十万字的《狱中回忆录》，但这部回忆录一直未能面世。写这么多字的作品是件很辛苦事，她又在病中，在如此短时间内便做了这么多工作，可以想见她的艰难与执着。

后来林昭和黄政又共同起草了一份中国改革方案，提出了八项主张，然而他们的活动早有人监视，十二月二十三日，林昭再次被捕入狱，黄政也随后被捕并判刑十五年。

张春元也被捕了，他重被关进专门收押重刑犯的甘肃省第三监狱。在此监狱服刑的杜映华被“释放”后，仍旧没有自由，而是在该监狱“就业”当了一名工人。六八年的时候（一说六**四年，但这年杜映华于六零年被捕，此时五年刑期未满，殊无提前释放的可能），张春元再次试图逃走，而且这次不是他一人逃走，而是串联其他犯人一起逃走，事败，张春元因“密谋暴动越狱”，被枪决于籍河岸边，一颗热爱自由的星辰陨落。同被处决的还有杜映华，他被指为张春元传递消息。

林昭被捕后投入臭名昭著的提篮桥监狱，这里是上海的巴士底、伦敦塔。未久，便开始了对她的审判，因“拒不认罪”，被重判，有期徒刑二十年。连外国人的都知道，中国的审判不是法官说了算，而是“上面”的意思。

狱中的情景，著名记录片胡杰导演曾试图采访当年的狱卒之流，但都遭拒绝。这段历史，今天仍只能凭只言片语管窥一斑。

到了提篮桥，她依旧喊口号，唱革命歌曲，和狱卒们对着干。有一次狱中的伙食忽然少了，也没了两周一次的“改善生活”。于是她带头喊口号抗议，开始时，呼应者寥寥，她便唱起《国际歌》，难友们纷纷响应，歌声震动监狱。（可笑的是，今天，《国际歌》这首共产革命的战歌，共产党员的圣咏，已经被禁，理由是“与时代精神不符”。）

狱方从未见过如此顽固的犯人，以为是碰上了神经病，便送她去上海精神病医院做精神鉴定。由院长粟宗华亲自执行，粟院长也许是出于保护她的目的，判定她精神不正常。或者这位院长真的认为林昭精神有问题，反正今天中国的精神卫生事业仍十分落后，顶着高学历、高职称的庸医随处可见。更何况在当时？这些人，他们心中有一个“正常人”的模子，这个模子里的人，必是循规蹈矩，思维不越雷池半步。超出这个模子之外，便是异端精神病。就象契科夫小说《第六病房》那位医生。所以这一鉴定并不能当真。这位粟院长，文革期间饱受批判之苦，其中一条罪名就是包庇反革命分子林昭和严慰冰（陆定一太太），郁郁而终。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她被剥夺了纸笔，从此一门心思写血书。这些血书写在各式各样的材料上，有床单、衬衫、废纸，甚至墙上。到她被害的时候，共写了二十多万字，有各式各样的文章和诗歌。人类历史上，如此执着的壮举绝无仅有。

狱方当然不会放任她，他们声称：“不制服你这个黄毛丫头就不相信。”回击是这样的：“原来你们还有一条黄毛丫头必须制服的条例，那也好，黄毛丫头除了奉陪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他们采取种种残酷虐待的手段，单号子、铐子、棍子，各种手段纷纷跟上，不知还有没有老虎凳辣椒水。在林昭的一些日记片段中，记录了一些虐待情景：“非刑虐待光是以镣铐，人们不知玩了多少花样。一副反铐，两副反铐，不行，时而交叉等等，至今臂肘之上，伤痛犹在。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性的在我绝食之中，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之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镣铐，从未为我减轻些，譬如暂时除去一副。天哪，天哪，这是真正的地狱，人间何世？”据以为曾经蹲过该监狱的人回忆，这些铐子的花样有“穿心铐”、“扁担铐”、“飞机铐”、“猪猡铐”、“吊铐”等等。狱卒们似乎钟爱铐子这一招，动不动就上铐子，最长记录用两副反铐，连续一百八十天！吃饭、大小便、月经都未曾松动过一点。

我们很难一一列举她究竟受过多少种虐待，据她亲口对张元勋所说。狱方将她投入到大号子中去，与社会渣滓们同居一室。每天晚上这些女流氓、娼妓们都要开会斗争她。这群泼妇根本不知道她犯了什么，只是拿些下流恶毒的瞎话骂她。她们骂她“不要脸”，“真是可笑！她们这帮东西！她们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她们竟然还知道‘要脸’！”于是这些婆娘理屈词穷，气急败坏，一齐动手上来厮打，群起而攻之。对于那些女犯来说，斗争林昭乃是她们“积极靠拢政府，与坏人坏事作斗争”，争取“立功”的良机。对林昭的折磨越是凶狠残忍，就越算她们“积极改造”、“靠拢政府”，立的“功”也就越大。林昭几乎天天在这群妇的撕、掐、踢、打中喘息。她说：“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有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钮扣撕掉，有时这些泼妇甚至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狱卒们）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么无耻，内心是多么肮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这群丧心病狂的妇人们身上，丝毫看不出女性应有的温柔，时代令她们人性扭曲，良知泯灭。手握权力的人处心积虑，想要把他们手中的权力尽量用到极限，而广大无权者对权势者惟命是从，千方百计迎合他们，生怕稍有抵触，便招来灾祸，为此，他们不惜出卖良知与人格，这就是中国的情形，不仅那个时代如此，今天仍旧如此。这个民族已经堕落。这些妇人的行径，无疑是在狱方的唆使之下进行，没有人撑腰，她们不敢肆意胡来。狱方甚至还给她们出点子，安排各种各样的花样。

狱方还指使狱卒试图强奸她，她被迫把衣服裤子缝了起来，衣服裤子缝在一起，方便时撕开，完事后旋又缝上。他们企图通过夺走她女性最珍贵的东西，来摧毁林昭的自尊心，自尊心被摧毁，斗志也就无存。不知道这种强奸的企图有没有得逞过，如果有，无论主使、教唆、执行者，都该遭雷劈、天火烧，世世代代永被诅咒！他们没有想到，这种禽兽般的手段，虽然会给人造成永远无法愈合的心灵伤口，却能成全一个女子的圣洁之名。二零零二年，巴基斯坦女子莫赫塔兰·马伊遭到四名男子轮奸，这四名男子在一个部族长老会的授权之下，光天化日之下，名正言顺地对一名柔弱女子犯下如此罪行。而他们的理由，居然是因为疑心莫赫塔兰·马伊的弟弟与该部族的一名女子有染，他们前来对此事进行报复，对莫赫塔兰·马伊施以轮奸之刑。在伊斯兰教世界里，一名女子，肉体与心灵遭受如此重创，她还如何活在世上？但勇敢莫赫塔兰·马伊没有就此忍气吞声，遮遮掩掩苦度残生，她四处上诉，对那些侮蔑、讥讽之词置之惘闻，甚至告到总统那里。当消息传开以后，巴基斯坦全国范围内，很多男士纷纷给她寄来信件，安慰她，鼓励她，其中有很多人表示，愿与她结为夫妻。后来，她致力与办学，倡导女性权力，成为巴基斯坦妇女解放运动的旗帜性人物。莫赫塔兰·马伊遭受了一个穆斯林女性最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耻辱没有摧毁她，却使她变得更加圣洁。对于那些拥有金子般心灵的人来说，苦难和耻辱，是洗涤他们灵魂的药水。林昭何尝不是如此？

真不知道那些人究竟使出多少毒计，甚至连最下三烂的招数都使出来了。他们给林昭喝下了毒的米汤，造成她腹泻、腹痛、虚脱，他们却在一旁偷着乐。

面对折磨，林昭除了继续写血书之外，另做了两件事。一件是绝食，一件是自杀。数不清她绝食了多少次，最长的一次是一九六五年，自三月六日交上血写绝食书后，至五月三十一日，历时八十天，天天写血书，狱方鼻饲流食。自杀有两次，一次于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吞食药皂，一次于同年十一月十日用玻璃片割破左腕血管，两次皆未遂。自杀行为令人疑惑，这似乎与她“要将牢底坐穿”的誓言相矛盾，但是通过分析不难发现，两次自杀，都不至登即毙命。她是要犯，被“看护”得很紧，稍有动静，便会被察觉，更何况自杀。她应该已经意识到自杀基本不可能成功，所以才选择自杀。那也许对狱方是一个震慑，犯人自杀了，他们毕竟要负失职之责。如不成功，让他们手忙脚乱一场，借此表达自己绝不瓦全之信念，万一真的成功了，也好趁此离开这个黑暗的社会，免得徒受凌辱。

琴★狼

五 囹圄中 下

这段日子里，林昭的思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呢？翻一翻她的血书，就能发现很多闪耀着人性与自由光芒的思想。其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三封，是研究她思想、政治见解的重要材料。可惜这些血书如今已被封存，很少有人能够见到，这篇小传中，只能选取一些流传出来的文字，作者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深表遗憾与惭愧。

先来看一看，她如何看待年轻时怀揣过的理想，和曾经视为真理的东西。

“这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昂的气质，欲以煽动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和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

她曾经热情歌颂过的“伟大领袖”，如今她又如何看待他呢？

“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护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辞藻的总汇和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

还有，她已经看到以暴易暴的结局，开始思考一种非暴力的抗争方式。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象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办法使它在血泊之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语言，诞生在那个言论极端不自由，思想极端被束缚的年代，诞生在一个牢狱之中，简直是一种奇迹。如果有人非要挑毛病，那么它们并非无懈可击。然而，即便在今天，看到这样的文字，依旧使人有振聋发聩之感。

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二十年有期徒刑的判决书被交到了林昭手上，次日，她刺破手指，用血在判决书上批道：“昨天，你们，那所谓的伪法院，假借和盗用法律的名义非法判处我徒刑二十年，这是一个极其肮脏极其可耻的判决。但它确实也够使我引为判逆者无尚光荣的，它证明著作为一名自由战士的林昭，吾至清操大节正气。”

后来，她写了一首名为《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的诗：

向你们，　　
我的检察官阁下，
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
无声无息，
温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读起这首诗，不禁令人想到乌克兰橙色革命期间，街头防暴警察列成队列，严阵以待，这时女士们纷纷走上前来，将鲜花插在防暴警察的盾牌上。那是多么美丽的场面啊！ 但那最后一句，“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将人惊醒。这不是在乌克兰阳光明媚的街头，是在中国暗无天日的牢狱中！

另有一首《血与自由的献祭》，写自己的鲜血，十分感人。

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洗吧！
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
谁能抹得去？

她初衷不改，狱方也只好使出亲属路线，希望家人的规劝对她多多少少能起点作用。于是亲属就获得几次探望的机会。具妹妹彭令范回忆，一次母亲与妹妹同去探望，只见她身体十分虚弱，只有双目神采依旧。母亲苦口婆心开始劝导，但她根本不为所动。她对母亲说：“你怎么这样天真，他们是不会放我过门的，我一定会死在他们手中。”母亲说：“你可以不让自己死在他们手中，眼光放得远些。”“这是不可能的！”母亲又急又气，痛心疾首：“苹男，你脑子放清楚一些，你死后谁也不会追认你为烈士的，你死在沟壑中，无声无息……你的所作所为，只会给我们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未等母亲说完，她抢着说：“那也只能对你们不起了，我为真理不惜任何代价！”

已经意识到必死无疑的林昭，这时大概只求速死。

一九六六年，张元勋终于熬过了漫漫的八年刑期，出狱以后，虽然自由依旧受到限制，但按照劳改队不成文的规定，每个新释放的犯人都可以回家一次，张元勋就是趁着这个假期赶往上海，前去探望林昭。并非随便什么人都能前来探望，必须是关系十分密切的亲人，他用的是未婚夫的名义，当他填下“未婚夫”三个字的时候，心中多少感叹？

见面之前，狱方用威胁的语气，立下种种规定限制，不许说这个，不许说那个。张元勋一一称诺，不求别的，只求见上一面。五月六日上午八时，他与许宪民女士同往监狱，被带到一间偌大的“会议室”中，先进来四位便装女郎，坐定，不知何干。后又进来二十余名带手枪的武装人员，纷纷落座。所有这些人一齐盯着他看，气氛紧张。

俄而，林昭终于来了，由一名警医一路搀扶，后有一配枪警士押送。她的脸苍白瘦削，披一件破旧不堪的上衣，围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块白床单，脚踏黑布鞋。手持小布包一个，卫生纸一卷。长发垂腰，半已斑白。最惊心的是：她头顶一方白布，上有巴掌大小一个鲜血的写成的“冤”字！

看见张君，她嫣然一笑。九年沧桑，几度梦里生死离别，至今物事人非。滴不尽相思血泪，开不完春柳春花，一朝相逢，万千愁绪，半缕欣悦，尽在于此。这一笑众人皆惊，黑牢数载，从未见过她的笑容。

张君起身，也想一笑，却忘了究竟有没有笑出来。旋坐定，隔案相对无言。监狱干部先来一段开场白，言政府关怀，特允尔等相见，必认罪改造云云。林昭抛出一句“乏味之至！”将其打断，而监狱干部对此习以为常，竟未动怒。

谈话开始，不久林昭便向张君讲述悍妇殴打、折磨她的状况，一边说，一边撕下卫生纸，将带血的唾沫吐在上面，团作纸团扔在脚边。她取下头上白巾，将头皮给张元勋看，只见那上面斑斑驳驳，都是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后又谈及自己必死无疑，望张君将其文稿，书信搜集整理成三个集子：诗歌集《自由颂》、散文集《过去的生活》、书信集《情书一束》。稍停，又言：“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弟皆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言未毕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一时竟不能止。数年来与世隔绝，饱受摧残，终于故人相逢，得将身后诸事相托，能不叫人悲恸感怀。今日有此一哭，来日死可瞑目。

众人皆无所适从，这一笑一哭，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禁愕然。

终于止住哭泣，张君从随身所携大提包中取出许多食品，有三种蛋糕、八斤听装奶粉、听装大白兔奶糖、香蕉、桔子、苹果。俱是张君头天从淮海路食品店购得，上海物价颇贵，而张君初出大狱，不知从哪里弄到那么多钱。狱卒拆开包装、撕破密封、撬开盒盖，用铁钎在奶粉中上下来回钻探数十次，终告罢休。林昭拿了一块蛋糕递过来，说：“你送来的这些东西，现在是我的了，我请你吃！”张君自然不肯，林也就作罢。她拿起蛋糕咬了一口，对狱卒说：“倒杯水来！”狱卒只好给她到来一杯开水。她一边喝一边吃，颇为自得。

张君说：“今天我们在这儿相会，可谓之‘篮桥会’吧！”蓝桥会是一个古代爱情故事，多种地方戏皆有此剧目，而“提篮桥”与之暗合。可怜蓝桥虽好，提篮桥却是一牢笼。林昭说，也算“井台会”。《白兔记》中的“井台认母”的故事，因为探望的还有她母亲，指她们母女相会。

监狱干部提醒，相会时间已经不多。林昭竟召张君“过来”。得到监狱干部允许后，张君绕过案子来到她身边。她说，赠你一首诗，当即口占一诗：

篮桥井台共笑之
天涯幽阻最忧思
旧游飘零音情断
感君凛然忘生死
犹记海淀冬别夜
吞声九载逝如斯
朝日不终风和雨
轮回再觅剪烛时

附言：“只是为了给终古留下真情与碧血，死且速朽，而我魂不散！”而后，她又从带来的那个小布包中，取出一物送给张元勋，原来是一只帆船，用包装糖块的玻璃纸先折成柳叶一般的窄条，再用这些窄条编织而成。小船用心精巧，有白色的帆，鲜黄色的船身和桅杆。后来监狱人员说，她有很多这样的东西，都是自己编的，在狱中大家都知道。

我们回顾林昭一生的时候，发现她不仅才貌出众，思想深刻，而且多才多艺，心灵手巧。她会画画，会作曲，从狱中编织出的这些精致的糖纸工艺品上，便可见一斑。如此兰心蕙质的女子，理所应当得到一份幸福，只可恨那非人的时代！

时间马上到了，只好分离，狱方许诺第二天还有一次见面。临别，林昭叮嘱：“明天再来，给我再送一盒奶糖，不要大白兔，要猫头的！”后来张君在上海的各家食品店找了一天，也没找到猫头奶糖。

他们还未离开监狱，狱方很快变卦了，第二天的见面被取消。张元勋在与许宪民等车时，街上行人车马来来往往，而未来茫然，想到这一次竟是诀别，泪水涔涔而下。第二年五月一日，张君不肯死心，又偷偷跑到上海，这时监狱已经军管，一切接见停止。

不久，张君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再次被捕入狱，直到一九七九年才得平反。

文化大革命很快爆发，她与外界的联系渐少，她的消息也日渐渺茫。幸而和她一起在提篮桥监狱坐牢的右派分子邱隐帆女士的日记，至今仍有保存，其中记录了林昭遇害前的一些情景。

邱隐帆女士是林昭的中学同学，一九六八年四月九日夜，春寒料峭，犯人均已就寝，这是喧哗声起，一名女囚被推入她们号子。微弱的月光下，只见她蓬头垢面，形似乞丐，进来之后一声不响，面壁而立。邱隐帆感到奇怪，起来细细端详这位新来的难友，细辨之下，竟发现是失散多年的老同学林昭，不禁悲喜交集。此时的林昭，上身穿一件破旧的灰夹袄，下身却用一条白床单当裙子，长长曳到地上。手臂上戴了一个黑套，上面用白线绣着一个“冤”字，发根扎一白手帕。后来，邱隐帆将这身装束成为“窦娥装”。几番劝说，终于把她拉入自己被窝中。

这间牢房，关押的都是未决犯，以上海各大中学校的女学生为主，俱是造反派眼中“死不悔改的牛鬼蛇神”。第二天，大家开了一个小小的联欢会，欢迎林昭的到来。林昭心绪不错，说自己已是八、九年老犯人，刚从禁闭室里出来。然后做了自我介绍，提到自己的案情，她显得十分气愤，认为自己的罪名是被强加的，毫无法律根据，荒谬绝伦。

日记中记录犯人的一些活动，早晨，到院子里点名，然后洗脸，接着在小院里跑步，十五分钟后吃早饭。那一顿每人发了一盒米饭，上面有几片咸萝卜，一点干菜，外加一碗菜汤。

四月十五日，是亲属探望犯人的日子，但林昭却没有见到自己的妹妹，大家为了安慰她，各自拿出家里人送来的糖果、罐头、猪肉等食品，搞了一次聚餐会。林昭说这大概是最后的晚餐，但深信我们中间再不会出现一个犹大。于是，大家拥抱。

四月十七日，林昭被提审，中午出去，晚上才回来，提审她的是一位地位相当高的人，这位高官向她下最后通谍：“只要你能够认罪，今后不在狱中写反动的诗词，有悔过的表现，我们可以网开一面，对你从轻发落，我们可惜你还年轻，有一些才气，这是给予你最后的一次宽大机会。”对此，她只是冷笑，不作任何答复。

二十四日夜，她似乎意识到了自己死期将至，彻夜未眠，嘴里念念有词，垂着头呆坐在床沿上，保持着一种似和尚坐禅的姿势，一动不动。

二十七日，接到另一份起诉书，罪名有三：一，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二，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三，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妄图进行反党的反革命活动。任何一条，皆可致死。

二十九日晨，被秘密审判。晚间，竟要拉出去处决。深夜，一狱卒率四名全副武装警卫士兵，掀开牢门，高呼：“303号出来过堂！”

满监囚犯皆惊醒，大家意识到她这是要被处决了，都神色紧张，呆呆望着她。而她却很镇定，从容不迫穿上一件平时舍不得穿的红色呢制新外套，取出一面小镜子，照了照，甚至还梳理了几下头发。登时显得无比凄美妩媚。

她走出牢房，一边笑着向难友们招手：“各位小姐妹，再见了！再见！”接着一步一步踱出女监的总大门，刚想唱《国际歌》，狱卒冲上来用棉团塞住她的嘴，她奋力反抗，嘶喊出一句：“妈妈！你在哪里？”狱卒便用布条封住她的口，既而又蒙上眼睛，被带走了。

（邱隐帆女士的这份日记，可疑之处颇多，剔其“不雅”为上文。）

另有一说，据其妹彭令范所言，林昭当天是被从监狱医院的病床上拖走的，其时体重已不足七十磅。

据说，就在当天，狱中开了一个全体囚犯参加的公审大会，林昭被带出来时，为防她喊口号，口中塞了一个橡皮塞子，此物入口，能随着人的张口而伸缩，越反抗越胀大，整个面孔会因而变形。同时颈上勒塑料绳子作为双保险。林昭痛苦难耐，脸色时青时红，犯人们无比惊愕，喊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林昭”之类）时竟无人响应，监狱干部大怒。

是夜，林昭被无声无息地处决了，不知死于何地。

关于她的死，另有一种说法。据当时一名青年祥祥的回忆（祥祥之母与许宪民私交甚笃），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左右，祥祥在龙华机场例行勤工俭学，看见两辆吉普车疾驶而来，停在第三跑道。两名武装人员从车上架出一名反绑女子，口中塞有东西。腰后一脚，踢跪于地，一枪，倒地后尤未速死，仍试图挣扎爬起，继而又中两弹陨命。尸体被抛入车后，两车扬长而去。祥祥说，认出了该女子就是大姐姐林昭。

她短暂的一生，只有匆匆不到三十六年，这其中，有将近四分之一的时光在监狱中度过。在这些日子里，她从未因贪图片刻的安逸而放弃抗争，直到死亡。从某个角度来说，她在狱中所受的那些折磨以及最后的死亡，是她自找的。不自由，毋宁死！她选择了受难，只为换来表达自由思想的权力和机会。她是自由的，她是全中国最自由的人。当她死后，她的名字化作自由的象征。她身上还洋溢着基督的精神，但她又不是一个纯粹的基督徒，也许在她看来，未来的自由和谐之邦，就是主之国。她是爱神、自由女神与美神的三位一体，却绝不需任何人来顶礼膜拜，当人们心中充满了爱和美，并准备去拥抱自由的时候，也就拥抱了她。数十年弹指一挥间，当我们回首那段历史的时候，一个永远无法磨灭的镜头便浮上眼前：她向我们走来了，沿着一条不归之路，踩着古代殉难者们的足迹，走向永恒。


身后

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下午，在林昭被处决的次日，一个警员在许宪民家楼下大呼其名，开门想见，来人面有无耻之徒杀人后快感得到满足的得意之色，向许宪民索要五分钱子弹费。言：“你女儿已被枪毙。”因为枪毙她，耗费了国家财产，这笔钱要由家人承担，真是强盗和匪徒外加流氓的逻辑。许宪民初时没听明白，等她明白过来，当即晕撅。彭令范取出五分钱将其打发走。

次日，母女到监狱去取遗物，只有棉袄一卷，全部拆碎检查过；床单数条，白布条若干，上面落满斑斑点点的血迹，似有所书，却模糊不可辨认；外加衣服几件。其余稍可留作纪念之物，一概全无。

后来，她们到提篮桥监狱、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高等法院询问林昭遗体的下落，问及遗体何在？如何处理？究竟是掩埋还是火化？掩埋于何处？骨灰安在？全遭拒绝皆不奉告。

许宪民其时已沦为专制的对象，岌岌可危。痛失爱女，令她的心彻底破碎。噩梦终于变成现实，毋须再为女儿提心吊胆，日夜奔波。她时常拄一根竹杖，挎一竹篮，在上海街头随着汹涌的人流起伏漂流，口中念念有词。一切皆已遗忘，不再有悲伤和欣喜，只是在人群中走来走去，似乎在寻找什么，既忘了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她游魂一般飘荡在人潮汹涌的上海街头，有时游荡到东边，有时又出现在西边。一九七三年，冯英子在上海街头偶遇一疯婆子，面无血色，目光迟钝，满怀忧伤。白发蓬乱，破衣油渍斑斑，鞋跟已失。说话时惶顾四周，似有惊恐之色，擦肩而过之后，疯婆子回头向她打招呼，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冯英子惘然，许久才认出原来时许宪民。

彭令范只好不让她离家，但她多次出走，每被好心人认出后，通知彭令范，她连忙去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她再次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当彭令范发现她的时候，她已倒在了外滩街头繁华马路旁的人行道上，遍体鳞伤，面颊青肿，口鼻流血，一只鞋失落远处，竹篮与竹杖已被踩扁和踩断。有人围观，有人视而不见匆匆走过。后来彭令范听说是被红卫兵小将打死的，他们说她是大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亲，林昭已被枪毙了，也不能叫这个反革命老太婆活着！一声吆喝，簇拥围打，拳脚交加，顷刻命绝！

彭令范一直在上海当医生，直到一九八零年，她筹到二十美元，以学生护照移居美国。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先在北德州大学获老年学硕士，后在霍普金斯大学获生物工程硕士，在巴尔的摩霍普金斯医学院做研究。现已入美国籍，定居于巴尔的摩。晚年换严重抑郁症，生活并不富裕。

彭思华现在美国加州大学任助教。

张元勋一九六六年重新被捕后，以劳改犯的身份在山东省章丘埠村煤矿挖了四年煤，七零年又被押至济宁某劳改农场，继续劳改。七七年，虽仍为劳改犯，但监管有所放松，他遇上了一个年轻女子，不嫌弃他已年过不惑，又身为劳改犯、反革命，甘心与之相伴。张元勋遂与之结为夫妇，七九年得以平反，被安置到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九四年退休。

甘粹也得平反，重回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资料室退休。在他与林昭最好的那些日子里，林昭曾自己作词作曲写下一些歌曲，两人一块歌唱。他回京以后，便找了音乐界人士，将林昭所作歌曲加以编配，至今他仍时时吟唱。

一九八零年，上海高级法院宣告林昭无罪，但这并不是平反，而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病”的缘故。侮辱仍在继续。

同年，多位同学故友为她举行追悼会，会上一副挽联广为流传，上联是“？”，下联是“！”

原新专同学和北大同学集资，在苏州灵岩山西侧为林昭立一衣冠冢，内有她的头发一绺，旧衣一套，照片一张。墓碑上刻着她的诗作：“自由无价，年命有涯。宁为于碎，以殉中华。”灵岩山还有抗金名将韩世忠之墓，有此良将做伴，稍可安慰。今天，灵岩山公墓附近有一群年逾花甲的老妇人，平日里大概以拾荒为生。当你向她们询问林昭墓地在何处的时候，她们会热情地为你带路，还会为你采来野花，并向你讨几块钱。

二零零四年，著名记录片导演胡杰称已经找到了林昭骨灰的下落，多年以来一直由一位女士秘密保存。不过，至今仍不能完葬。

作者曾经向一个漂亮女孩讲述过林昭的事迹，但那个女孩对此无动于衷。想到中国还有亿万象她一样的人，令人不禁悲从心起。上帝啊！原谅他们吧！他们麻木的心灵感受不到自由的召唤，如此高贵的灵魂也无法将他们触动。

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人格、尊严与良知。它对整个民族心理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且还将持续下去。今天的中国，升起一片片升平的笙歌，多少人在这笙歌中堕落，与文化大革命的差别不可谓不大。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渐渐远去，但国民的生存哲学依旧是几十年前那一套，那就是：要想在这个社会上舒适地生存下去，就必须先泯灭掉良知与正义感，再抛弃亲情与友爱，紧紧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权力，绝不相信任何人。在这种哲学的引导下，真被蒙蔽，善被耻笑，美遭践踏。人心被剖成两半，一半是对真理、自由、美好、苦难的麻木；另一半是对权力、金钱、肉欲的狂热。虚伪、贪婪、无耻是这个社会的主旋律，一个人如果做不到这三点，那他只能游离于社会的边缘，被排挤、被歧视、被侮辱与被损害。要是他还想再进一步，试图在这个社会上保全自己的人格，企图做独立的思考，那他的只能选择被放逐，被桎梏，彻底被排除到这个社会之外。

然而正是在这些少得可怜的被排除到社会之外者身上，凝聚着民族在灰烬中重生的希望。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去苏州，请到灵岩山看看林昭的坟墓。无需诗歌、鲜花与眼泪，甚至无需什么话语。只要你一声发自内心深处的，轻轻叹息。

主要参考材料：
胡杰：《寻找林昭的灵魂》，向胡杰导演致敬！
摩罗：《林昭年谱》
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
彭令范：《我的姐姐林昭》
江菲：《寻找林昭》
丁抒：《林昭与星火杂志》
邱隐帆：《狱中日记——林昭最后的日子》

琴★狼

芒果 发表于 2012-5-3 16:52
LZ老愤青好久不见，我也正在看这个北大才女的资料~默哀吧。

呵呵，这段时间去祭奠她的人不少，很是感慨啊！毕竟现在需要一些灰烬中的火种

千年一梦

一直都在关注林昭。前几日是她的祭日。

琴★狼

千年一梦 发表于 2012-5-3 17:04
一直都在关注林昭。前几日是她的祭日。

是啊，现在国内很多民主人士都在呼唤林昭精神

琴★狼

千年一梦 发表于 2012-5-3 17:04
一直都在关注林昭。前几日是她的祭日。

斯人已去，精神撼天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