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企业的9种坏毛病

上海 · 发表于 2012-9-2 14:39:57

有幸在家乡企业度过了一个月，感觉桐城企业有很多做不大的因素，比如耗损过大，最大部分是人力成本，而人力成本直接影响到设计成本、制作成本、销售成本和质量成本。

　一、人人相轻

　桐城人不是文人相轻，而是人人相轻，只要想轻视别人，总有相轻的理由。比如桐城人轻视外地人，老板轻视员工……就是不会相互尊重。

　在企业里面，就表现为学历相轻，学校相轻，岗位相轻。更搞笑的是理科轻文科，文科轻工科，市场轻技术，技术轻管理。我就常听到“他们技术部的水平不行，解决不了什么质量问题”、“他们市场部的人员素质太低了，基本的产品知识都不具备”……这样的废话加屁话。都是一个公司的，别人不行要伸手帮忙，站在那里说风凉话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每次大考，统计总分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然后依分数排名，根据排名自己挑座位，于是坐前面的就轻视坐后面的，老师还要说“你们坐前面的不要到后面去玩啊！”，估计桐城人爱轻视别人的坏毛病就是那时候养成的。

　二、缺乏团队精神

　人人相轻，自然学不会相互合作。加之私心重、视野窄、眼光短，所以桐城人在企业里面非常缺乏团队精神。

　桐城人很少会把团队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把个人或者部门凌驾于整个组织之上。开会讲话都是“我们市场部”、“他们技术部”，听起来不象是一个公司的，象有仇。

　一个社会也好，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也好，应该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不合作，就是不利己，都强调自己，企业内耗就多了，在我们公司，有40%的工作时间是去解决内耗的，因为部门间的摩擦太多，个人间的摩擦太多。所以我就感慨，老外几万人的公司都管得好，百来号人就象一盘散沙，这不是一个管理制度或者管理手段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三、疑心大，不诚信

　人与人之间特别不坦诚，大家总是相互猜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我知道他是这样看我的……”、“他肯定在老板面前说了我的坏话……”，人前不说真话，人后乱说坏话。于是，企业的市场问题、生产问题变成了人际关系的问题，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桐城人从小就被教育不要信任别人，到了读中学的时候就会耍政治手腕了，刚才还在一起踢球，转身就找老师打小报告。我的初中班主任就每天轮流安排人写纪律监察报告，桐城人活得不阳光，就是这样被教化出来的。

所以桐城人说谎跟玩似的，因为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都没上好这一课。进了企业，就是对同事不讲诚信，对老板不讲诚信，对客户不讲诚信。。

　我们跟老外打交道，有问题他们会当面指出，不管多难堪，但这并不妨碍他吃饭的时候跟你谈笑风生。所以老外开会，会上可能有 10种声音，但会后只有1种声音；桐城人开会，会上没人说话，但会后可能有10种声音。我们老板开会结束时通常会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全体沉默。一出会议室，跑到自己办公室门一关就开始开部门小会了，靠。

四、蔑视制度

　公司的各种制度不少，就是基本上没人遵守。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制度设计本身有缺陷，二是员工意识里根本就没有对制度的概念。

　桐城人很聪明，但不知怎么把“制度”这个东西（包括制度的设计和遵守）总是搞不好。我是学法律的，我一直认为美国今天之所以这么强大，就是立国时把管理国家的体系和制度设计好了，大家可以安心搞建设。西方人的制度设计有时候是可以用“精妙”形容的，而且对制度的执行在我们看来近乎呆板，而桐城人的聪明之处则是在于不管什么制度，都可以把它回避、歪曲、改造，直到这个制度等于没有。

　我上任以来推行制度化管理，其中的辛酸不足为外人道。很多员工暗地里说我是老板的监工，为了讨好老板不惜牺牲群众利益，真是比窦娥还冤。企业百十号人，管理半径变大，价值观的冲突变多，没有统一的制度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可是我们的老板们凭感觉管理惯了，用制度管理别人不习惯，用制度约束自己不习惯，员工被制度管理更加不习惯，所以上下一心蔑视制度。

　　五、政治敏感度太高

　企业的内耗多，有个原因是说实话的成本太高。大家喜欢猜来猜去，相互间不信任，本来只是工作上的问题，非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所以都不说实话。比如我对一个经理说“你处理这件事情有问题”，他可能会联想到我不喜欢他这个人，有意针对他。然后他会思考我为什么不喜欢他，是不是上次请客没有叫我？最后一定会找出一个理由来，于是误解就造成了。所以我现在强迫自己说实话，说出来至少还有消除误解的机会，不说连机会都没有了。

　桐城人的政治敏感度太高，多半是文革那会遗留下来的，再就是东方人特有的含蓄。不是说含蓄不好，非要学老外在大街上裸奔，但是含蓄得过了头，就显得有些小气和阴暗了。其实相互不信任会活得很累，自己累，别人也累。哪里有那么多的弦外之音？就事论事就完了。

　一个企业里面的政治气味太浓，跟老板怎样、跟二老板或老板娘怎样。那这个企业就极有可能成为清宫戏里的朝廷，明争暗斗，不亦乐乎。桐城企业搞着搞着就这样了，所以搞不长。

　六、犯“君子”错误

　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坏人不多，就象真正的好人不多一样。但桐城人很喜欢把“好人”与“坏人”这个本身就很模糊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一个人的企业行为。公司要炒人，就会有员工说：“他人很好，公司为什么要炒掉他？”

　我从不认为我们公司的员工中有坏人，我只评判他是不是合格的企业人，如果他搞婚外情或者同性恋，那是他的价值观和性取向的问题，并不能以此判断他对公司的价值。如果对公司没有价值，雷锋我也不会要。

　真正的错事10件中有9件是君子犯的，比如毛泽东与文革，斯大林与大肃反，小人并没有多少犯错的机会。桐城人往往给“君子”一个错误的定义，然后用它来掩盖事实真相。如果一个经理在符合组织利益的前提下做“君子”，与员工讲情义，这绝对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是违背组织利益去对员工做人情，那么这个“君子”不仅毫无价值，简直形同犯罪。

　老外讲“法理情”，把法律摆在第一位，但并不是我们在中学课本中学到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没有温情……”，他们只是先把人性定为“恶”，再用法律和制度来预防；桐城人讲“情理法”，先把人性定为“善”，出了事再事后惩罚，结果法律没有遵守，人情味也越来越淡薄，医院可以看着病人死，行人可以站在大街上看着歹徒杀人，

　桐城企业为什么很难做好绩效考核，因为桐城人喜欢做烂好人，不愿对别人作负面评价，所以绩效考核搞不下去。其实在当“君子”的背后，掩藏的本质是我们的经理人缺乏自信，害怕对下属作负面评价会引起下属反击而已。

　七、推卸责任

　我们公司的经理总抱怨老板不授权，权力太小，无法管理员工。可是遇到真正麻烦的时候，他们会把问题往老板那一交：“你看怎么办？”

　推卸责任的一个潜在心理意识是，看不见自己的问题。中国有句古训：“知天知地知彼易，知己难”，所以我们公司搞培训的时候，大家群情激昂，有如醍醐灌顶，可是一回到工作中，该犯的错继续犯。因为培训那会老师讲的问题他全分析到别人头上去了，所以出了问题自然是别人的责任。

　破坏环境是中国企业最推卸责任的做法。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得到1块钱的利润，也许我们后代用100块钱的代价也不能弥补。所以老外推行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表面上是一种标准，其实就是企业对品质的一种承诺，是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感。我们的企业自己对社会推卸责任，怎么去要求员工对企业负起责任？

　八、缺乏包容性

　一个人的成就有多大，取决于他的胸怀有多大。

　与自己不喜欢或不喜欢自己的人相处，是对胸怀的一个极大的考验。做大事的人的胸怀都是被反对者撑大的，就象李敖所说“男人的胸怀是被女人撑大的”一样。摩托罗拉的总裁高尔文喜欢驾船航海，万科的总裁王石喜欢登山，那都是练胸怀去了，人面对大海和高山的时候，心胸自然开阔，连心思都要透亮些。所以我总劝员工在工作之外多想想生活，多见见世面，多长长见识。老窝在办公室那点地方，做手头那点事情，怎么大气得起来？有点事就急了。

　人要在一个环境中才能碰到矛盾，而人一生中要不断地碰到矛盾，没有包容精神，一碰到不利自己的事情就跳，怎么跟别人合作？怎么解决矛盾？所以桐城人缺乏团队精神，也和包容性有关。

　九、缺乏文化性

　把包容性再延展开来说，就是文化性。人类创造的文化包括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它们分别发展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我这里说的是后一种。

　我始终认为，中国过了“五四”运动以后就基本没有文化了，到了文革就更加把以前的文化都丢了。其实中国的儒家文化有很多好的东西，结果我们没有发扬，却被新加坡发扬了，被韩国发扬了，最坏的是被小日本发扬了。

　桐城人喜欢形式主义，以为发扬文化就是上硬件，比如搞个文化节，修几座古庙，找几个和尚念念经。人民到了放长假的时候在人山人海里遛一圈，就以为自己文化了。其实文化不是这些物化的东西，它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是以人为载体的。穷不是不要文化的借口，因为没有文化会更穷。中国的企业做不长，做不强，技术和管理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缺乏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文化。别人搞了一百多年市场经济和企业，那种文化传统和底蕴是一种气质，不是画个浓妆就学得会的。现在有些企业一进去要军训，要把企业编的文化手册倒背如流，那不是企业文化，是受迫性洗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