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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号机密”如何奇迹般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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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27 11:30: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共“一号机密”如何奇迹般保存下来

    一批没有纸边的文件,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中。它们习惯上被称作“中央文库”,两万余件档案,囊括中共早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
    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从1927年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达22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中共“一号机密”就秘密存放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隐匿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眼皮底下。22年中,十余位地下党员接力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三人为之付出了生命。
    “备交将来”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机关被迫转入地下,秘密工作委员会在上海成立,并下设文件保管处,中央文库就此建立。
    时任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周恩来,直接领导着中央文库的工作。瞿秋白受命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在草案最后,瞿秋白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在“将来”两字旁边,瞿秋白打上了着重的圈点。
    从此,在旧上海的白色恐怖中,一批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开始了保护“中央文库”的艰苦卓绝的事业。
    张老太爷
    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的科长张唯一,代号“张老太爷”。张唯一保管中央文库时才30多岁,只因办事沉稳才赢得了“老太爷”的尊称。
    到1930年底,文库已经集中了20多箱文件。当时同样的文件共有三份。中共中央秘书处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份送交共产国际,一份送中央文库,一份经中央领导人批办,由中央特科处理。恰恰是与中央特科的横向关联,引发了中央文库最大的一次惊险。
    1931年4月,时任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使中央文库岌岌可危。幸而,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中共地下党钱壮飞截获,及时通知了周恩来。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张唯一携带文件转移。张唯一连夜将二十余箱文件分几次运往自己家中,中央文库躲过一劫。
    但中央特科负责保管的档案此时处在暴露边缘。周恩来派陈赓等人到处寻找。最终确认,中央特科的这批档案已被彻底烧毁,总算未落入敌手。经此一险,两个文库仅存一个,中央文库更显得弥足珍贵。
    不久,张唯一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后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的负责人。中央文库交到了第二任保管人陈为人的手中。
    孩子还好吗
    陈为人是老党员,曾两次被捕受尽严刑,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后经组织救出,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同志。他和妻子韩慧英是从假扮夫妻作掩护而最终走到一起的革命伴侣。韩慧英也是老党员。
    1932年正式接手文库后,陈为人将“张老太爷”家的文件,秘密搬至自己家中——一栋独门的三层小楼房:他将第三层改为阁楼,靠里墙做了一堵木板墙,两墙当中存放文件。
    陈家无论春夏秋冬,阁楼上总有一个不熄的火炉。领受保管中央文库的任务时,夫妻俩就曾立誓:“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
    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下斗争更为险恶,因地下联络点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张唯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照旧前去接头也被捕。韩慧英被捕后,装作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被吓得哭个不停。她用老家河北的口音说,自己是经介绍来这家做佣人的,第一次登门,其余一概不知。
    国民党特务还是把她关进了监狱,一年多后才释放了她。而张唯一则一直被关押到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才被党组织救出。其间受尽酷刑,未吐露半点机密。
    在张唯一和韩慧英被捕后的一次转狱中,两人有了擦肩而过的一次相遇。张唯一悄声问:“你家的三个孩子还好吗?”韩慧英明白,“张老太爷”问的是中央文库的安危,她肯定地点了点头。张唯一嘘了口气。
    吃不饱饭的老板
    的确,中央文库仍在陈为人的安全保管之下。每次出门前,韩慧英都和陈为人约好返回时间。一旦逾期,就说明情况有异,陈为人会马上带着中央文库转移。而知道中央文库地址的,只有这三人。被捕的张唯一和韩慧英守口如瓶,中央文库自然是万无一失。
    就在韩慧英被捕不久,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搬进了一位新住户。他就是化名张惠生的陈为人。陈为人联系不到组织,更不能找外人,只能咬牙租下了这栋属高档住宅的二层小楼。陈为人装作有钱的老板,对每月30银元的租金毫不在乎。殊不知,这已让他食不果腹。最后,陈为人把二楼的家具变卖一空,甚至铁皮罐头都卖光了,可一楼的摆设仍维持着一个老板的“表面文章”。
    1936年初,韩慧英出狱,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找到了陈为人,一家人终于团聚。通过一位地下党员,韩慧英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们这才知道,受党的委托,“瘦子”也在到处查访陈为人和中央文库的下落。
    生命的终点
    “瘦子”是中央特科上海负责人徐强的代号。陈为人和徐强约定在一家饭店接头。
    与党组织恢复了联系,陈为人的精神和经济负担都大为减轻。也许是终于放下了心头重担,他的生命之火,在使命完成之时,耗尽了最后一丝光亮。
    徐强在第一次接头时就发现陈为人沉疴日久,安全转交文库后,党组织安排陈为人住院。可是没多久,他就回家了,理由是怕引起怀疑。知道真正原因的只有徐强和李云夫妇。
    李云现已是百岁高龄,是唯一在世的中央文库保护人。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李云在一次纪念活动中忆起陈为人:“党组织让他住院,他说,‘我现在不能工作,不能再花党的经费了。’怎么劝都不行。我们只能找医生去他家里治,最后还是没治好。”
    1937年3月13日晚,陈为人重症病发,年仅38岁的陈为人在守护中央文库4年后与世长辞。这个使命,继续在其他人手中传递着。
    绝好藏身地
    从1937年起,中央文库由上海中共地下情报系统的徐强和李云保管。后来这个任务交给了地下党工作者周天宝。周天宝只与徐强单线联系,身份极其隐蔽。此外,周天宝的姨父是招商局大员,在大上海是一位头面人物。当时在法租界顺昌里,整条弄堂20多栋楼都是他姨父的私产。中央文库就被周天宝存放在姨妈家的二楼。
    法租界成了中共“一号机密”的绝好藏身地。即便日本侵略者,对租界内的这些旧上海上层也有所忌惮。中央文库“躲进小楼成一统”,在日军统治下的上海安然无恙。
    1939年,主管中央文库的徐强、李云奉调延安。文库交由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方领导,随即迁址。1940年秋,老地下工作者缪谷稔接任文库保管人。
    1942年的一个夏夜,吴成方忽然赶到缪谷稔家,带来一个坏消息:他们之间的交通员小郑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小郑名叫郑文道,他知道文库保管人的联络方式,危险陡然而至。可就在缪谷稔准备转移之时,吴成方又给他传来了危险解除的“好消息”,只是这是用生命换来的。郑文道被捕后,从押运囚车上跳车自杀未果,被抢救过来。到了日本宪兵队,他趁敌不备又跳楼自杀,用生命的代价严守了党的秘密。
    不久,缪谷稔因肺病病倒,中央文库交给了最后一任保管人陈来生。
    卸下重担的缪谷稔,撤出上海,返回江苏老家休养,却一病不起。继陈为人之后,缪谷稔成了为保护中央文库耗尽心血的第二位地下工作者,逝世时年仅39岁。
    小鱼钻网眼
    陈来生接手中央文库的时候只有23岁,是历任中央文库保管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保管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前后保管文库长达7年之久。
    陈来生接手保护中央文库时,正是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统治最严酷的时期。如何把20多箱文件从缪谷稔家安全运出来?陈来生采取了“小鱼钻网眼”的办法。
    陈来生动员亲戚,扮作小商贩,利用竹篮、面粉袋等暗藏文件,每人每次只带几份。他们七拐八折,绕过一个个明岗暗哨,竟从未被盘查。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转运,才将所有文件安全转移。中央文库被存放在陈来生亲手改造的阁楼里。档案被沿墙整齐地从地板一直码到顶棚,外面钉一层木板,糊上报纸,看不出任何改动的痕迹。而且夹壁墙被塞得严严实实,即便用手敲,也听不见空心层的声音。
    因为组织上困难,保管经费要靠陈来生自己解决,他就借钱开了一家面坊。用面粉生意为中央文库披上了毫无破绽的伪装。
    完璧归党
    1942年,陈来生接手保护中央文库后不久,就接到了调阅文件的任务。这次调阅文件的是千里之外的延安。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陈来生当时受命查阅的,就是“若干历史问题”的原始记录。
    他第一次拆开保存中央文库的夹壁墙。时值盛夏,阁楼没窗,房门紧锁,陈来生满头大汗地在堆了整整一面墙的档案中翻检。
    供检索的目录,只有当年陈为人写的《开箱必读》,相对2万多份档案,这份目录还是太过简略。陈来生足足用了十几天,才找出了中央要的几十件档案,抄出副本,由地下党送到延安。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南京开始国共谈判。其间,周恩来派代表团成员、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的刘少文亲去上海转运中央文库。
    接到指令,陈来生第二次打开了夹壁墙。刘少文带来两只皮箱,装下5000余份档案,把四分之一的中央文库送到延安。不久,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开始,中央文库暂停转移。陈来生照旧将文件封存在夹壁墙中。这一封,直到1949年解放,到了当年瞿秋白为中央文库定章程时所说的“将来”。
    1949年9月初,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档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由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1950年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将再次清点登记、分装16箱的中央文库文件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至此,中央文库全部移交给中共中央。
    如今,这批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原始档案,这段珍贵无比的中共早期记忆原貌,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充满了血与火、奋斗与牺牲的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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