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列传 / 赋帝

赋姑

桐城派四祖传记之一·戴名世列传 / 赋帝

    夫戴公名世者，字田友，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皖桐城孔城人氏也。因家居桐城东北之南山冈砚庄（现属孔城镇清水村，距市区12公里），后人遂称“戴南山”，亦因《南山集》案引发“文字狱”致其诸作遭禁毁而阴称“宋潜虚”。晚年自号“栲栳”，“栲栳”者，桐邑龙眠山之崇巅也。系清代著名古典散文家、史学家，桐城派奠基人、开山鼻祖，世谓“桐城派四祖”之一祖。《清史稿》有其传。克星为苏人左都御史——赵申乔。赵乃康熙帝之佞臣，实献媚邀功请赏之恶徒、极尽妒忌陷害贤良之能事一小人耳。    
    戴公褐夫，诞于公元1653年（顺治十年三月十八日），卒于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十日），虚岁六十有一。与康熙同月同日生而长帝一岁。其远祖出乎西周宋戴公，近祖桐城胜二公于明洪武年间徙自徽州婺源。兹引名世撰《戴氏宗谱序》云：“吾戴氏系出微子，为神明之胄，支裔最为蕃昌，蔓延于天下而莫盛于新安。吾桐之戴迁自新安，已三百馀年于今。家世躬耕读书，仕宦皆不显，而十馀世谱系皆存”。宋戴公者，乃微子之后裔也。微子者，为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新安者，婺源也。据戴其复康熙四十六年所撰《续修家谱说》云：“桐之始祖胜二公，则迁自徽之婺源，其为隆埠一源也，无疑矣”。名世之嗣子梦沧有《仓前墓记》，记戴氏迁居桐城之地点，云：“戴氏始迁居东郭之仓前，遂相沿曰仓前戴。仓前者，合族发祥之始基也。自二世祖仕谦开葬于兹，三世祖祯公及四世祖子璋，并子琼、子瓒、子珉、子□，五世祖文杰、文清诸公俱葬于兹，因为住城，而六世、七世补葬者，不可胜举”。其六世祖曰南居，南居有二子：面峰、友峰。七世祖曰面峰，面峰有二子：时翔、时章。八世祖曰时章，时章为名世高祖。时章有四子：震、露、霄、霖。九世祖曰戴震，为名世曾祖父。震有二子：宁、宗文，宗文早卒。十世祖曰戴宁，为名世祖父。宁有四子：硕、磻、砢、岷。十一世祖曰戴硕，叔父曰戴磻。硕生子二，长名世，次平世，女三。硕妻，名世母方氏也，“为方苞从姑母。温恭贤淑，年十八归戴氏敬事舅姑，敬礼夫子，和睦家人，内外无闲言，姻娅族邻，群奉为女宗”。田友与望溪（方苞，字望溪）系姻亲关系而长后者15岁，故戴公为表兄，方公为表弟。至名世辈业已第十二世矣。名世无子，叔父磻有六子（辅世、传世、安世、经世、济世、卜世）；辅世（堂弟）为长且与名世最善，辅世有三子，以次子梦沧为名世嗣子。从《桐陂赵氏宗谱》知，名世有一女为好友赵良冶第四子赵□裘之妻，生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死于五十九年（1720），享年三十有六。名世先后有两妻一妾，俱无子，仅一女，以堂弟辅世之子梦沧为嗣。石钟扬《戴名世家世考》亦载：“从梦沧于《南山集》案中幸免于难推测，其为名世之嗣，盖为其死后所追认。”
    昔者，戴公忧庵之母方氏，经南山冈返桐邑娘家探亲，遇玄鸟坠卵拾而吞之，遂有孕，怀胎七月，夜产名世。是时，其父硕往视，见红光盈天，紫云霞映，龙鸾驾射，瑞象环炫，笼罩府第，有慧星明而亮、耀而璨，自东而南，自南而近，焕然骤至，落于自家房表。三日后，有得道高士黄道人叹曰：“此文曲星下凡也，斯子异能焉！鸦巢生凤，池塘出龙；蒿草之下，或有兰香；茅茨之屋，或有王侯。然因脑后有反骨得『狂悖』『另类』『异端』之名而忤逆于世，乃至不得善终，身首异处”。云云。时人闻而愕然，奇之，莫之许也。
    盖戴公药身真神人也，自幼聪颖，少有奇才：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慧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一岁，能言合家诸人之姓名。三岁，能识两千零五百字。五岁，熟记圆周率五十位。六岁能文，七岁做诗，八岁填词，九岁撰辞写赋。十一岁，精通四书五经并倒背如流。十五岁观玩探研二十二史。记忆惊人，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十八岁前熟阅经史子集达5遍之多。“一日不读书，辄忽忽如有亡失；但得一书，往复观玩，可以忘寝食”（戴名世《与朱生书》）。二十岁授徒养亲，二十七岁所作时文为天下传颂，二十八岁以秀才入县学。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三十四岁），戴氏方游京师，得进太学国子监并结交在京诸名士，如刘齐、徐念祖、汪份、刘岩、朱书、方苞、王源、万斯同、刘献廷等。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三十五岁），以贡生补正兰旗教习，考授知县（待遇），因愤于“悠悠斯世，无可与语”，不就。遂后游历天下近二十载。漫游于燕、赵、齐、鲁之间，眼观六路；涉足乎河、洛、吴、越之虚，耳听八方。“三十功名尘如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自古文人奉孔子“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为立身之铭，于是乎，顿悟“莫待闲白了少年头”之遗恨后，于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五十三岁），赴顺天乡试，中第五十七名举人。次年参与会试未中，复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五十七岁）再试，中会试第一（会元，进士第一名），殿试以一甲第二名及第（榜眼），名嗓士林，授翰林院编修，供职于京，参与明史编纂。噫！自微子至此，戴姓族人中光耀门楣、名望鼎盛最为显赫者，莫大于名世也！
    且夫戴公品性高傲不羁，不随世俗，不耽世荣，克承家学，颇负盛名。素喜放言高论，指斥朝政，臧否人物，朝中诸公皆畏其口，心存疑忌。金天翮评戴氏曰：“负才自喜，睥睨一世，世亦多忌之”。徐宗亮亦称戴：“既穷而游，多愤世嫉俗之论，以是积学之士皆慕其才，与之交，而驰声利挟权势者，则畏其口而忌其能”。每每“酒酣论时事、吁嗟咄嘻，旁若无人，人颇怪之！”（戴《北行日记序》）。见王公贵族，一揖之外别无他语。因而“诸公贵人或且无故而欲摧之”。自游学四方后，其文名益盛，以诸生身份与达官贵人分庭抗礼。不齿于官场雷区之龌龊虚伪，痛心而疾首之；愤慨于士人以文域诗坛为争名夺利之工具，深斥而怒揭之。故得“狂士”之称，亦享“好骂人”之誉。戴曾云：“世多以仆为骂人，仆岂真好骂人哉？而世遂争骂仆以为快”。因以，其在桐城，在京师，“余居乡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妒余者号于市曰：‘逐戴生者视余。’群儿从之纷如也，久之衡文者，贡余于京师。乡人之在京师者，多相戒勿道戴生名”（戴《送萧端木序》）。其《与刘大山书》语：“古文多愤世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语获罪”。其在《与弟书》中慨然：“余生抱难成之志，负不羁之才，处穷极之遭，当败坏之世，而无数顷之田，一亩之宫，以托其身”。“余生平用意多悲，与世俗往往不合，人之所趋者就之，人之所必争者去之，萧疏寂寞”。为人如此，为文亦然。在《上刘木斋先生书》中言：“名世生于山林岩石之间，独立无与，徒以年少志大，不肯稍有苟且雷同，所为文字尤不悦世俗”。
    戴公自幼力学古文，自谓“佣书授经、窘若拘囚”，“以笔代耕，以砚代田”，“吾左手持觞，右手援笔，饮一觞得一句焉，吾醉而诗已就，而旷旷然，而熙熙然”。后因“家世零落”，“恒产尽失”，“名世家贫，无担石之储，佣书客游，乞食自活，家累二十口，嗷嗷待哺”，“非卖文更无生计”，同里潘江（名世之老师，笔者之先祖）誉其“文有迁、愈之风”。擅古文，嗜诸史，常以“史才”自负，留心明代史事，纲罗放失，访明季遗老，考求史实，广搜史料逸事，参互校订，不遗余力，以图私撰《明史》而求不朽，以寄其遗民之思，以扬其汉族文化之辉光。类同乎司马迁之于《史记》、欧阳修之于《五代史》，大有凭一已之力，成一代之史之雄心。一时之间，文名播于天下。宣称明末弘光年号不可废，亦采同邑方孝标（翰林、侍读学士，桐城人）《滇黔纪闻》所载永历事。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四十九岁），名世弟子尤云鹗抄录其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命名为《南山集偶抄》，戴名世、汪灏、方苞、方正玉、朱书、王源、尤云鹗均于书前作序书后题跋，即震惊朝野之《南山集》。其《南山集·致余生书》云：“……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褒扬肯定同情南明小朝廷并用“弘光”“隆武”“永历”三王之年号，换言之，批评清廷处理南明历史地位之失当，讵料犯清庭之大忌。虽然如此，《南山集》中尚有不少章节、言辞颇具民族意识与爱国思想，汇集大篇幅载述明末清初史实。史传文学如《朱铭德传》、《杨刘二王合传》、《杨维岳传》、《左忠毅公传》等，或歌颂抗清义士，或表彰入清隐居不仕、品节高尚之志士仁人。其中《左忠毅公传》记故明大臣左光斗事，较《明史》更为详尽具体。而如《弘光乙酉扬州城守纪略》一篇更为赞颂史可法守卫扬州、宁死不屈之英雄气概，并揭露清兵于扬州城破后屠城七日之滔天罪行，全然不知辟讳，竟直书其事，表露戴氏作为“信史”之胆略。此书一经问世，即风行江南各省，其发行量之大，流传之广，影响之赫，斯诚当时同类私家著作之罕见。正缘乎斯书，戴公之大名流布芳泽文坛两百多载，却也令其惨遭横祸而蒙冤遗憾千古，岂不悲哉叹哉也夫？
    康熙五十年十月（公元1711年，五十八岁），奸佞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基于《南山集·致余生书》中引述南明抗清事迹，将南明与蜀汉、南宋相比，认为未可以伪朝视之，并于《南山集·与弟子倪生书》中提及清开端应为康熙元年，顺治朝不得为正统，据此，以“所作书内，将本朝年号销除，将永历年号写入等大逆不道之语”奏上，疏参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今身膺恩遇，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精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为此特疏纠参，仰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谨之戒，而人心咸知悚惕矣，伏侯皇上睿鉴施行！”（《清圣祖实录》卷248，赵申乔奏疏）。康熙帝览奏，勃然大怒，大有“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之感，现天下承平，正可借此整饬“异端”，以收监谤防口之效，遂下旨严查。由是，《南山集》案发，逮系戴氏等下狱。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3月6日，六十岁，虚岁六十一）二月初十日被枭首于市，身被寸磔。敲山震虎、杀一戒百；剜猴示鸡，以儆效尤。清廷重臣大学士李光地亲自出面，“欲疏救于万死一生之地”，也“卒不可得”。戴氏族中，与名世五服相连，统皆斩首。此案株连数百人，死去者剖棺锉尸，存活者则延颈就戮，震动儒林，波及万方，为清初三大著名“文字狱”之最！牵涉者曰：方孝标（是时已死多年，剖棺戳尸），方苞、方正玉、汪灏、赵士麟、王英谟、汪汾等，亦牵连出版社、印刷厂、发行人、投资商，及藏有此书者、知情不报者，处置不力之地方官员者。最为恐怖可怕者，连及戴、方两族大批宗亲姻眷。按当时康熙批准屠杀范围云：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不分异性，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查出送部，律斩立决。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其十五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查出照例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据雍正元年刑部题参）。总计死于非命者，应有三百人之多，流放黑龙江宁古塔，拨与乌喇、白都诺等处安插，活着受罪者，当有四百人之众。名世一家百余口闻其获罪，自知难逃一死，全部沉塘自尽。如今此塘以“鬼塘”而名于四海，时闻冤魂痛哭泣号之声。据不完全统计，此案遭波及者将近千人之数。康熙摒除武力镇压汉人外，亦从思想舆论方面付诸严厉钳制，动辄屡兴大狱，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打击裁抑不驯服之文人骚客，《南山集》遂罹其难。亦为乾隆大兴文字狱树一恶例。自此，天下文人噤若寒蝉，避谈国事，以免招杀身之祸。时隔数个世纪，重述斯段酷烈血泪往事，犹感余悸未消而惴惴焉。
    嗟乎！斩首之日，初，苍天哭泣，山河凝滞，江海不涛，日月失辉，乾坤倒置。继尔，雨天连连，乌云惨惨，天昏地暗，寂风呼啸，哀鸿遍野，如鬼如魅。一概治罪，骇人听闻，大肆屠杀，惊天地，泣鬼神，致使桐城地区，腥风血雨，万劫不复，经年阴晦，千载奇冤。甚哉！求功名汲汲何其苦，弃利禄忽忽何其速！清代不仁至极也，其文祸之厉，殄灭剥丧之威，亦何其歹毒惨绝人寰乃耳。“刻日行刑，亲戚奴仆皆避匿，唯文友杨千木雇车与名世同赴刑场。刑后捧其首而棺敛焉”（方苞《杨千木墓志》）。戴钧衡所辑《潜虚先生年谱》于“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下云：“先生六十一岁，是年二月初十日卒。（堂）弟辅世自京师扶榇归葬于所居南山砚庄之南”。即今之砚庄东南500米处山坡上“榜眼坟”，面积100平米耳。墓圹不存，封土稍平，坟冢仅高出地面0.7米。有碑，文曰：“戴南山墓”。
    桐城戴兴撰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之《潜虚先生墓表》云：“呜呼，此故太史潜虚先生之墓也。先生之死，距今百三十年，村夫野老，尚能举其姓字一二。有知之士游斯地者，慕先生之学问文章，感其遭逄[逢]，辄太息无言而去。而先生之孙子，闻仅有存者，饿寒奔走，已不卜踪迹。所徂空冈之地，孤冢之前，岁时无复有过而问者。呜呼，痛哉”！
  “余向不识先生墓所，去年秋，偕文钟甫、王殿襄访得之。窃见冢陷碑欹，恻然心痛。今年春，约先生族孙某往修，给土人钱，命畚土筑之。钟甫、殿襄亦闻而至，至则大雨淋漓，衣具尽湿。强土人冒雨竣其事，余与三子冲泥蹉跌而归，不以为困也。既归，考其行略，篹为墓表，拟他日为立石焉”。
  “先生姓□氏，讳□□，字□□，一字褐夫，桐城人也。世人今隐其姓名，称之曰潜虚先生。先生生一岁能言，六岁从熟师受学，凡五年，《四书》、《五经》读已毕。少长嗜周、秦、汉、唐以来诸家之史，俯仰凭吊，论其成败得失。时作为古文，以自抒其意”。
  “年二十授徒他方，始习为科举之业。是时，时文风气不振，先生忧之，乃融会经史诸子百家之言，自辟一径而行。里中潘木崖先生奇之，曰：此文章风气所关也”。
  “年二十八，补县学生。康熙二十四年行选贡法，先生以廪生考得贡。前后督学使者为诸城刘公、吉水李公，二公俱以国士相待。岁丁卯，补正蓝旗教习，考授知县。厥后往来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所至，名公卿争相引重，而长洲韩，同里方舟、方苞、刘捷，长洲汪份，无锡刘齐，江浦刘岩，宿松朱书，吴越吴士玉，北平王源，此数人者，尤心折先生。先生与诸人计论经史，倡明文章之学，每有作，咸嗟叹以谓不可及”。
  “岁乙酉，中式顺天举人。乙[己]丑会试，中式一名进士。时安溪李文贞为总裁，揭晓，文贞喜曰：“此天下一人也，今出吾门下矣。”殿试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编修。越辛卯，文字祸起，以癸巳二月十日卒，享年六十有一”。
  “高祖时章，官浙江通判，署县令，有声。曾祖震、祖宁、父硕，皆邑诸生。宁以军功官江西新涂[淦]、乐安二县知县。妻元配李孺人、继配周孺人俱无子，以从弟辅世子梦沧为子。卒后，辅世自京师以柩归葬于先生居宅之南，题曰□南山先生之墓。先生居南山，南山其自号云”。
  “兴于[与]先生为同宗，居又同里，间从藏书家窥其著述，窃叹先生之才，凌迈秀发，不可一世。天之生此，宜非无意也。而乃少壮流离，百端困踬，垂老获遇，祻踵及之，天之所以待先生者何如也。先生在当时，足迹半天下，四方着才显名之士无不乐与之交；先生殁，同游诸君子以其获罪，当无遂无复敢道先生为人行事，浸寻日久，渐就湮没。故先生名在四方，而其著述、行为、家世、里居鲜能言其详者。再经数十载，将遂泯灭无闻，而斯墓且废毁于荒榛断棘中也。兴不敏，特用识之，以告来者。□□三月”。
    至于戴氏古文之理论、史学之成就，亦震古烁今，冠盖群伦，“自成一家之言”。其潜心史学研究，精心散文创作。其文集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异彩纷呈，光华夺目。才思擢发、出语惊人、隽逸磊落，乃闻名于世一文豪者也。为文主张“立诚有物，率其自然”，倡扬“道、法、辞合一，精、气、神并重”，其作品寓雄奇犀利于简洁朴实之中，匡正明末清初之颓废文风，为桐城派之重要奠基者，诚属“一祖”，梁启超谓：“桐城古文应推戴南山为开山之祖”。又云：“大抵南山考证史迹之恳挚，或不如力田、季野。而史识史才，实一时无俩”。徐宗亮语：“少负奇气，不可一世，文章学行，争与古人相后先，尤以史才自负”，其为文，周亮贞曰：“下笔超逸，雅有隽才”，于桐城派中自成风格。柳亚子叹谓：“戴氏与方苞齐名，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开山鼻祖”。晚年置宅於县之南山，又著忧庵记以述怀，世人遂尊称之为南山先生或忧庵先生。其大量著作书板多在清代遭禁毁，后世人隐戴公之名，称“宋潜虚先生”，盖以宋国昔为戴族之所出。道光间，族裔戴钧衡（系桐城派重要作家之一）广为搜访，排纂编次，易名《潜虚先生文集》刊行传后，使之免于湮没于世而不绝矣。
    观乎戴氏之文章，皆以史论、史传、游记、序跋为主。尤其感兴趣于史学，常倾慕于司马迁、欧阳修独撰《史记》、《五代史》。“二十年来，搜求遗编，讨论掌故，胸中觉有万卷书，怪怪奇奇、滔滔汨汨，欲触喉而出……欲将之名山中，洗涤心神，餐吸沆瀣，息虑屏气，久之乃敢发凡起例，次第命笔”（戴《与刘大山书》）。以期年老退隐名山，悉心专事著述《明史》，秉笔直书，以成“信史”，岂知夙愿未了而大难猝然临头。然《南山集》一书亦可名垂后世，足彰其志。其所写史论、史传等，堪称行游天下、考稽放失旧闻之一小结云耳。
    其史论言辞犀利，议论透辟，如《老子论》、《范增论》、《抚盗论》、《史论》云云。后世学者咸嘉誉其“才气汪洋浩瀚，纵横飘逸，雄浑悲壮，举动得《左》、《史》、《庄》、《骚》神髓”（萧穆《戴忧庵先生事略》）。其中《老子论》以为老子所言，多“涉历世故之道”，愤恨道教徒妄托老子为教主；《范增论》以为“定天下者必明于天下之大势，而后可以决天下之治乱”；《抚道论》以为“群盗”是“假手于文武大吏”，如斯官吏正为“国家之大盗”；《史论》认为《史记》、《五代史》为良史。综之，诚卓尔不群而真知灼见也。
    至若名世之散文，最佳者首推史传文学与游记。《南山集》今本卷六、七、八中数十篇传记，卷十一中五篇《日记》，卷十二《子遗录》，卷十三中四篇《纪略》等，既凸彰明亡之后坚持民族气节、隐居不仕之文人，又讴颂抛却一己之私、奔走于抗清事业之忠贞烈士，抨击“受人主知遇得富贵而反颜事仇者”之徒，讥刺欲求富贵而摇身一变、腆颜事清之无耻故明官僚。戴公以史迁为师，史传作品成就为最高，或谓“先生为文得司马子长之神，归熙甫后一人”（邓实《戴褐夫集跋》）。《画网巾先生传》为其名篇，堪称史传文学之佳作。此文应用白描之手法，形象生动、笔调新颖、刻画细腻、人物个性鲜明，通篇寓庄于谐，情趣盎然，一位“其姓名爵里皆不得而知”之反清英雄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俨然不二承继司马迁史传文学之优秀传统。其史传普遍笔法生动洗练而又述事周详，故梁启超赞其为“史才特绝”。《南山集》中一些游记散文如《游天台山记》、《龙鼻泉记》、《雁荡记》、《游大龙湫记》等，“空灵超妙”（方宗城《桐城文录序》），写山川景色颇细，文笔清丽生动无比。
    至夫戴氏所撰之讽刺小品文尤精，匠心独运。譬若《鸟说》、《邻女语》、《醉乡记》等均颇负盛名，拟人写物、以物喻人，针砭时事，入木三分，堪称绝作。《鸟说》借小鸟遭遇倾诉自己与身处底层人民之不幸，堪称短篇佳制。《邻女语》乃一篇寓言体杂文，写西邻女陋而善嫁，东邻女虽美而无聘之才，出现如此反常现象之原因为西邻女善于取悦世人，“随时为巧靡之涂妆”，而东邻女却不以媚世以邀宠，故终“无聘之者”。从而讥讽当时社会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埋没人才之丑恶现象。《醉乡记》则用一“天地为之易位，日月为之失明”之大醉乡讽刺当世。于醉乡中，少数清醒者却反而被醉客“指以为笑”。竟与蒲松龄《聊斋志异·罗刹海市》表现手法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不谋而合。深刻寓意，溢于言表，构思精巧，耐人寻味，斯诚杰作良构者矣。
    据进士出身之孙慧基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所撰《戴氏宗谱》序载：“戴氏之迁桐由婺源，分派距今二十世矣。桐之望族不下十馀姓，戴氏称极盛焉。会元南山公，海内名宿。少承其父霜崖公（戴硕，字霜崖）之教，学有本原，读书目数千言，上自三代两汉，山川图籍，石经篆刻，旁及诸子百家，靡不兼综而条贯，其资性然也。走笔为文，天怀浩荡，卓越古今，一空尘障，不拘拘于礼法，无意组织，自然成章。每一脱稿，艺林奉为圭臬。与同里方望溪、胡袭参先生，并称三杰。韩慕庐尚书尤引重之，谓文有仙心，非凡庸所能道其只字，此才一出，信乎足以起八代之衰”。其嘉赏有如此者!
    戴氏之作品，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仅为目前所知者，计中华书局版《戴名世集》282篇，笔记《忧庵集》174条，《宋潜虚先生文集补遗》佚文58篇，佚诗28首，《戴田有自订时文全集》407篇，凡949篇。
    其后，研究与翊护戴氏之学者，日益递增，尤以近年为盛。专著有清道光年间戴钧衡所辑之《潜虚先生年谱》，今有王树民《重订戴南山先生年谱》，石钟扬《戴名世家世考》与戴廷杰编《戴名世年谱》云。其他文论，亦层出不穷，新见迭出，蔚为大观。
   《戴名世年谱》为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戴廷杰（原名Pierre－Henri Durand）研究员所撰。戴氏颇具深厚汉学之基础，穷十年之辛劳，广搜博采，竟用汉语文言笔墨，撰成近百万字专著《戴名世年谱》，匪夷所思，实为难得！走笔至此，不禁赧然，若戴名世其人其事，何其研究成果不出于中土学人之手？继而思学术固无国界，专著出乎法兰西学者之手，正足以昭示汉学浸润寰宇之广，而戴名世二百年前之沉冤借此令世人详其始末，明其究竟，又何其幸哉！而于中华学人之激励，尤当铭感。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曾刊载王凯符、漆绪邦先生之《戴名世论》，其精辟结语称：“我们认为就戴名世的文论和散文创作对桐城派的影响来看，说戴名世是桐城派作家，甚至以他为桐城一祖，都是可以的，但也不能因为他与方、刘、姚是一派，就不能分上下高低。戴名世的散文，无论思想高度或艺术成就，都在所谓‘三祖’之上，这是毫无疑义的”。善哉！其公正合理评价尊定推崇之如是者，诚高见也！英雄所见略同，旨在斯言！
    呜呼！悲哉，千古之士，戴公。伟哉！乾坤大儒，栲栳。孔夫子曾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潘子今曰：“三人行必有小人”。小人之害且厉，小人之狡狯，若赵申乔之徒，吃人血馒头之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竟然送名世上断头台，而赵氏因此案立殊功，擢为户部尚书。惨烈自任，刑戮相高，文字狱不休，夷灭构祸不止，伴君如伴虎，杀人若宰羊，生民膏血涂草野，骸骼暴原隰，君臣相视如髦蛮草木，几何其不胥为夷也！
    潘史公曰：清代“文字狱”距今近三百年矣，戴氏辉煌之处即尽头——镣铐与呻吟、蒙屈与痛憷、怨怼与悲怆、衔冤与沉埋、冥灭与无闻，往往垂绝，无能道说者，史官秉笔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无穷，或道学不足以继述作，使294年前，废兴存亡之迹，奸臣贼子之罪，忠臣义士之节，不传于后世，来者无所考焉。惟桐城后学承祥，慨然以自任，盖潜心累年而后成文，其事迹实录，详于他传，而褒贬义例，仰师《史记》、《汉书》，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至于桐城派四祖之二祖《方苞列传》、之三祖《刘大櫆列传》、之四祖《姚鼐列传》，拟将不日面世，以飨同道，以祭先贤，岂敢怠哉，岂敢惰哉！
   （2007年元旦桐城派后裔赋帝潘承祥撰于中国文都望江亭）

赋姑

注意：此文被黑龙江绥化人王泽生剽窃后，他略作改动，就占据为己有。该文发表于中华辞赋网等10几家网站。发表于《中华辞赋报》，收录进入《中华新辞赋选粹》第一卷与《赋苑琼葩》第一部下卷。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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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笑山人

辩丽可喜 但易涉腐套 似此文说到忧庵公 觉文情悽怆而更多悲感 古人之可传处 今时痛哭有几人也:'(

竹笑山人

问候楼主新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