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的死亡之谜 关于李自成的死事问题,自清初以至现在,只就死地和终年来说,已知的至少有14种说法,300多年来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谜案。
阿济格是当时奉命前往征讨李自成的清军主帅,从顺治二年闰六月,一连向大清朝廷送去几次告捷报功报告。最早的报告主旨是“流贼巳灭,李自成巳死,贼兵尽皆剿除”(见《清世祖实录》卷十九)。后在清廷追查之下,再次送去报告,仍一口咬定“李自成身死是真,战败贼兵凡十三次” (见《清世祖实录》卷十九)正当清廷信其谎报,降旨宣告中外,赞其“劳苦功高”,“宜即班师”,并祭告太庙、天地,“敬告武成”(见《清世祖实录》卷十八)之时,阿济格突然变了腔调:“贼兵尽力穷窜九宫山。随于山中遍索自成不得。又四处搜缉,有降卒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识李自成者往验其尸,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见《清世祖实录》卷十八)继之又报告说:“闻自成逃遁,现在江西。”(见《清世祖实录》卷十九)这些被录入实录的奏报,就是后来《纪事》所记李自成生死两个传闻之所本。 清廷收到后来的这些奏报,巳在宣渝中外,祭告天地、太庙之后,因此极大震怒,不得不给阿济格以相当严厉的惩罚。在顺治二年七月阿济格班师回京时皇帝所颁之诏谕训示,《清世祖实录》卷十九记此诏谕之内容说:“此次遣人迎劳,原以兵丁远行劳苦故也。至于王及行间大臣,本应遣官特迎。但尔等先称流贼已灭,李自成已死,贼兵尽皆剿除,故告祭天地宗庙,宣谕中外。后又言自成身死是真,战败贼兵凡十二次,则先称贼兵尽歼者,竟属虚语。今又闻自成逃遁,现在江西。此等奏报情形前后互异,以此谕众,已骇听闻,况经祭告天地宗庙,岂有如此欺诳之理?……” 在清档中还有一个《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此书卷三还附录有阿济格受惩处的一道上谕,云:“英亲王阿济格秉心不纯,往追流贼,诳报巳死,又擅自沿边索马,且向巡抚嘱托公事,过迹昭著,巳虽前此亦有微功,究不足以抵其罪,黜爵实由自取,至其子孙前俱降为庶人,削其宗籍。”皇帝有此谕旨,阿济格等班师回京之后,不但未蒙奖叙,反因欺诳等罪遭削爵之惩处,那么阿济格前次奏报李自成已死于九宫山之说,显然亦是不可信之诳语了。主帅的报功疏如此诳言欺蔽,有关李自成的生死存亡问题,岂不成了难解之谜? 南明江楚应皖总督袁继咸在顺治二年所撰《浔阳纪事》中记云:“(乙酉三月),闯东窜沔汉,宁南(侯,指左良玉)告急,余躬邓林奇等屯蕲春,与楚师联络。闯扼不敢东,乃从潜、沔之沙湖出上牌州。左旅不成,贼遂南渡,败马进忠、王允成等于荆河口,武、岳大震。余度闯避重兵,必不趋武,必由岳(州)犯(长)沙。”此外,《南疆逸史》卷九、《明史》卷二百七十七《袁继咸传》也有类同记载。《永历实录》卷十三:“弘光元年(1645)春,自成再败于秦,由商洛走襄樊,追兵复至,自成仓皇渡(长)江,(李)过,(高)一功与田化龙、贺锦、党守紊、刘芳亮、刘希尧、李来亨、刘体纯、袁宗第、牛万才、陈光翠、塌天豹等皆从,自白螺山至城陵矶百余里间,截江求渡。”、“自成东渡,南望大江沧茫,山川缪错,卒不知所向,唯见清骑西来,则益东走,遂由巴陵北境奔入江楚界,南渐浏阳,北迄通山,东抵宁州,鸟惊兽逸,掠食千里,武岳间居民惊贼猝至,亦不知所自来。”《水历实录》卷七;“李自成为吴三桂所追,数十万骑临江求渡。”“而李自成渡江,如入无人之境”,“其部贼数十万,大掠巴陵,南至湘阴、浏阳,何腾蛟不知其为自成部贼也。”以上关于李自成渡江入湘皆为当事人所记载。 何璘曾于清乾隆时出任澧州知州,撰之《澧州志林》,此书卷二十二中有《书李自成传后》一文,由此已可知,早在何璘未到澧州之前,当地就已流传着各种有关李闯王的说法,何以为“李自成实窜澧州”,石门夹山寺奉天玉和尚即李自成。《永定乡志》“兵唯”中记载:顺治二年,大旱饥,袁宗第、王进才破慈利;九月……李自成余部抗清,占据永定卫城。……顺治五年清军占永定,同年,南明师堵允锡率马进忠,退止永定,与清军守备周运熙对峙,各自分屋取粮,逐户抽丁;冬,李过、高一功等退永定山中,时出时没。顺治六年八月,清军永定营游虫洪里达部击杀李过高一功部数千人,李、高退归州。”《慈利县志》亦载:“顺治十五年,闯贼余党尚结营石慈九永山中。”《永定县乡土志》亦有记载:“明季野拂自夹山寺飞锡此山。野佛为李贼余党,事败,削发为僧,竟逃天诛。”《永定县壮志》卷三地理亦云:天门山寺,旧寺在山顶之束,号云梦山,复移之西峰,号赤松山。……相传有野佛自夹山寺飞此山,野佛为闯贼余党,事败削发为僧,竟逃天诛。何璘所书“李自成实窜澧州”,地方志记载其余部顺治二年九月至顺治六年八月先后四年驻守永定,且在顺治十五年闯贼余党尚结营石慈九永山中,野佛又何以自夹山寺飞于此,莫不是李自成的最后隐秘地在永定?
穷乡僻壤的怪事 张家界市永定区双溪桥乡徐树坡村寒水溪旁的密林中有一座规模庞大的李氏祖上坟墓,即清代忠义大夫李必稝之墓。墓的外围有一米宽、两米多高的围墙,墓门两进。墓志铭曰:“公乃茂禄之子……四邑(辰州、澧州、常德、永顺)七县当梁,良田千顷、阡陌云连,举火万家,慈善养孤,独以惠困,施棺材以泽枯骨,四乡设馆以治愚,纳曲艺方人,以歌尧舜娱庶民……捐军饷十万两”云云。李必稝的豪宅就在他墓葬的山下溪谷,从现存的遗迹来看,其规模宏阔,修建奢华,墙垣高两丈有余,房屋均系砖木结构,园内是亭台楼阁、戏台剧院,园外有前、后花园及田坎整齐划一的良田。传说那时每天向他家送粮食的人络绎不绝,以致“灶内不熄火,路上不断人”,在周围七县均有田庄驿站,共修建了1700多栋庄房,仅在双溪桥为18位管家就修建了9处80多扇砖木结构的住宅,故而这一带流传着“双溪的屋,李家的谷”之民谣。据说,那时从徐树坡到桃源去的一百多公里的山路,李家每年派工斩草护路、请石匠补修成全程石板路。沅陵县七甲坪那时修建的的皇后桥、李家沟桥,慈利溪口、大庸鹭鸶湾及沅陵洞溪的渡船,均系李家捐资修建打造。还有,当年清朝时任台湾镇守总兵刘明灯还乡大庸时,正遇李必稝过世,刘明灯都前往吊唁,如今在这一带还流传着“刘明灯点主,一步三拜”的典故,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李必稝在当时是一个很有钱财也是很有威望的一个人物。奇怪的是,他既不为官,也不是经商的,而且智商不高(该地流传有“稝稝儿数猪一双一双”的典故),这么多的钱财是哪里来的?让人觉得这人肯定有着极其隐秘的身世。 在与双溪桥乡相邻的沅古坪镇原文化站站长龚建业老人曾发现一块清初时期刻于一块青石上的“李氏方與图”(即疆防联络图)。图中标有“悬鼓坪”即现在沅古坪;旁边标有“兵粮”即为囤积兵粮之所(具体位置待考);还标有“﹋﹋战墙”即军事城墙(城墙遗址尚存);以“兵粮”处为中心通往澧水、沅水的七条溪水要道上分别标注有“禄、汉、三、榛、檉、林、檏、松”等字样。在上图标注“禄、汉”的位置就是通往澧水的寒水溪。这里也就是双溪桥乡徐树坡村。在这个隐秘的山村,一条丫型溪流即寒水溪从天罗山(又叫天乐山)和古家山的中间向东北方向流入澧水,两面山高海拔900—1000米,溪谷海拔168米,溪长5公里。该村的半山坡上有一座清初时期修建的规模庞大的纯军事防御性质的城堡,城墙十分坚固,四周高近三丈、宽丈余,全是用石块垒成,占地20亩,城墙上均有枪眼射击口。城堡中有用于练兵的天塔,里面的房屋全是用小青砖和石条砌成,新中国解放初土改时这里安排了60户人家居住。现城墙相对完整,部分房屋残墙犹存,几壁烽火墙至今仍完好无损。在该城堡对面天罗山山顶修建有一座准军事性质的庙宇,占地近4亩,寺庙内有正殿、双耳房、厨膳房、天塔等,其正殿疑似宫殿,庙宇四角钟鼓楼实为哨所或碉堡,有枪眼射击口、弹药孔,其断垣残壁,遗址尚存。图中标注“三”的地方,在现双溪桥乡的高家溪,这里除建有李氏宗祠外,还建有军事防御设施的洞府,长五里,高十余丈,宽10-15丈不等,洞口外墙高4丈余,上有射击口分三排共120多个,内有石碾、水井、石桌、石凳、土灶等供上千人生活的设施若干,此洞是一夫当关,万夫难攻(现时该洞洞口被高家溪水库所淹没)。图中标注 “﹋﹋战墙”处,就在沅古坪的飞潭旁边,如今这里叫“飞擂坡”,在飞擂坡上方有一片开阔地,那里修建了一公里多长的石砌城墙,宽丈余,有射击孔,还有碉堡(地基尚存)。 在徐树坡村还有个家喻户晓的传说,修建徐树坡城堡、天罗山庙宇的石匠,每天有100多人同时开工,工程持续几十年,奇怪的是工匠们先后一批批的失踪,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不知道到底是为谁建造的军事工程,并且几乎没有人从这里走出去。这是何故呢?而且,城堡内住的人也在某一天的一夜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石匠和城堡内的人去了哪里呢? 据说,在天罗山庙宇修好之后的三十年左右,庙中一位长老,年逾八十,在庙塔担柴、浇油,然后双手相合,于火中坐化而终。如今,这里不仅不知这位长老的舍利子安放在何处,还有李必稝的祖辈的坟墓连李氏后人也不知在何处?而且在周边四县区范围内的李氏家谱或家乘中都没有关于这几人及其后裔的任何记载。 明皇宫太医院秘本《鼎锲幼幼集成》、《医方集解》、《本草精华》、《增补寿世保元》…等十七本,均盖有“明太医院藏”四方印章,其李氏后人李世龙在新中国解放初期靠这些医书行医还当上公社卫生院院长。这明朝皇宫御医用书为何流散在这武陵山中? 天罗山上的古寺庙碑刻记载:“戚六六和尚捐银2500两(第一次为1700两,第二次800两)”、……“督查监修李如炳(李自成侄儿辈)”、“四角钟鼓楼3200匹(鉎瓦)”等字样。这古寺庙的和尚名字好蹊跷?当地一位退休教师认为,“戚”与“七”同音,“七六六”正是“李自成”三字的笔画数;李自成名“闯”,闯字十七划,每一划100两,那么第一次修建时出1700两;大顺皇朝年号“永昌”的“永”字八划,则第二次铸造鉎瓦时再出800两。这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吗? 李自成魂归天罗山? 在双溪桥一带民间流传着两个传奇故事:一个是李闯王被清兵追赶到澧州安福县边界,被困山中,恰遇旱灾年,无粮为炊,急煞了闯王,夜梦一老翁出谜曰:“三人合抱一根棒,并立水井边边上,四四方方一块地,王家二面一堵墙,如若猜出字二个,千军万马吃不慌”。闯王醒后,召集部将猜谜,猜出来是“耕田”二字。闯王沉吟良久,想这翻身仗不是三两下就可以打好的了,看来要东山再起,必须从长计议,隐兵为农。于是,闯王命部属一脉潜入到澧水、沅水一带的僻乡野壤垦地置田。二个是清朝初期的某年某月一个晚上,溪口来了九只船……第二天清早只见九只空船无人要,沙滩上马屎马蹄印一路向金岩山方向(即双溪桥方向)去了。不几天,就听说金岩山一带有个李岩匠捡到一袋金砖,高兴过度仅得了神经病找不到自己的家了,如今在这一带都在流传一句歇后语:“李岩匠捡到金子——寻不到岸垭地(李岩匠驻住地)”。 天罗山寺庙大门上刻有一幅与寺庙大慈大悲风格极不相称的对联,即:“壮志未酬尔等焉卸鞍马,宏愿必续吾辈岂低龙头”。此联如此气势磅礴,也绝非一般人的语气和志向,俨然帝王口气。何人在那皇朝时代敢出此联自称“龙头”?考之史籍,唯有大顺皇帝李自成的余部曾活动于这一带,难道是出自李自成?慈利高峰茅庵野拂和尚墓碑文“老禅师武夫也,生于明,终于清…战吴王于桂州,追李闯与澧水…”无论这个“追”作何种解释,都说明李闯到了澧水。 葬于今沅古坪镇小溪村的李茂模,其墓碑上的墓志铭曰:“公乃自成五代裔孙先桂次子也……先桂公生于明祯宗九年燕京清河,顺治十三年(1656年)随曾祖成公(李自成)四代弃燕京,公与寒水溪先仁公乃同父异母所生……”;寒水溪密林中李必稝之墓志铭曰:“公乃茂禄之子、先仁之孙……”;李先桂(葬于今王家坪镇两河口村)墓志:“公生明祯宗九年燕京清河,顺治十三成公(李自成)率眷属四代弃燕京,辗转至湘,翌年分两路入沅澧之武陵东北陲……”;李茂檏(葬于今王家坪镇两河口村)墓志:“自成(李自成)兵败,裔孙携金带银,隐匿武陵,……”。 1644年李自成兵败燕京,将朝廷国库席数卷走。大顺军在强大的清军追剿下,1645年败走西安入楚湘,几经努力终无力回天,转战桂、黔,一路由高一功、李来亨统领入川东,一路由李自成亲率李过部于顺治十三年(1656)最终又折回来到湖南的沅水、澧水流域,建寺庙、修城堡、置庄园、立庄房等分散隐居。这样,其所带部分精兵分散隐驻在慈利高峰、沅陵七甲坪及大庸(今永定)悬鼓坪(今沅古坪)等地,基于东山再起的目的也好,还是保全身家性命也好,李自成携其心腹侍卫及家眷隐居在上述等地的中心地带并且是山高林密,交通不便,抬头一线天,俯首一条溪,山高皇帝远,万事无人管(此地当时是澧州府、常德府、辰州府、永顺府四府结合部),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加上一夫当关、万夫难开的军事堡垒,这里正是子孙藏匿、避免追剿的好所在。也只有在天罗山一带僻处山陬建这具有防御功能的乡野小庙和深处密林的山间军事城堡,惟其如此,所以才能让一个语音难晓而面貌狰狞的野和尚(戚六六)及其家人和亲信一隐而不知晓。 何璘所书“李自成实窜澧州”,也就有了石门夹山禅隐之说。然而,史料记载,当时的湖南石门县,正是明清两军征战频繁的军事前线,更何况所谓 “楚南名刹”石门夹山寺并非僻处荒陬的野寺破庙,李自成又如何能在夹山寺中藏匿而不被察觉呢?李自成禅隐夹山之说,也就不足为信了。 这样的话,那天罗山寺的“戚六六和尚”极有可能就是李自成,天乐山庙宇及徐树坡军事城堡为李自成的藏身之所及指挥中心;在天门山寺(天门山与天罗山可相互遥望)当过主持的野拂和尚该是李自成的心腹侍卫李二(作为李自成的心腹侍卫,武夫李二年龄小李自成20多岁,当时拜在夹山寺“奉天玉和尚”门下取法名野拂和尚,曾频繁活动于大庸、慈利、石门一带,实以和尚的身份出现则方便为李自成传达命令);寺庙督查李如炳就是大顺王朝的秦王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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