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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介 文征明诗作[1]
古体诗,又称古风。《诗经》中有十五国风,后人引申把诗歌也称为“风”。梁、陈以后,“古诗”已形成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专类名称。它与两汉乐府歌辞并称,专指汉代无名氏所作的五言诗,并且发展为泛指具有“古诗”艺术特点的一种诗体。而《古诗十九首》便在文学史上占有“古诗”代表作的地位,这一标题也就成为了一个专题名称。
唐代以前的古诗体是一种不讲究格律,也没有字数句数限制的诗体。唐以后,由于近体诗的产生,诗人为了将古体诗与新兴的格律诗相区别,便有意模仿汉魏六朝古诗的写法,在某些方面加以限定,从而形成了唐代古体诗的固定模式。其结果就是把唐以前完全自由的诗体,变成一种处于格律诗与自由诗之间的半自由诗。古诗源
古体诗的字数和诗行:
古体诗有固定的诗行,也会有固定的体式。所有古体诗都是按照诗句的字数分类。四字一句的称四言古诗,简称四古;五字一句的称五言古诗,简称五古;七字一句的称七言古诗,简称七古。四言诗,远在《诗经》时代就已被人们采用了。但至唐代却逐渐衰微,写它的人很少了。所以古体诗仍以五言、七言为代表。
五言古诗,是古体诗的正统,写的人很多。
七言古诗,不是古体诗的主流,这是它起源较晚的缘故。所以,七言股风颇受七言近体诗的影响。
郑板桥诗作
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都是字数整齐的古体诗。
2古诗分类王安石诗作[1]
我国古代诗歌体式繁多,在古诗的分类和叫法上也众说纷纭。尤其是对于乐府、古风、歌行体三类诗,更易混淆。因为,从形式上看,乐府体与古风都是五言体,七言古诗与歌行体都是七言体,很难区分。但是,从古代以来,人们比较一致地承认它们在表达内容、手法、风格特色的区别,对它们有约定俗成的称呼。
人教版八年级(下)在《诗五首》的“研讨与练习”第二题中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都是‘歌行体’诗,形式自由,语言流利,格调奔放。请从句式、叙事、抒情等方面说说这两首诗的异同。”九年级(上)知识短文《怎样读书》中说:“杜甫的《石壕吏》格律较宽,叫古风……”
这里的叫法,不符合习惯。人们习惯上把杜甫的《茅屋》一诗叫做“七言古体诗”,而把岑参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体”,编者也明显看到了两诗的“异”,所以出了这样的问题。而杜甫的《三吏》《三别》虽然在形式上与“古风”同为五言,但习惯上人们把《石壕吏》叫做“新乐府”,而不叫“古风”。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对我国古代诗歌体式作一简要回顾。我国最早的诗体是四言的“诗经体”,接着出现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也叫“骚体诗”),后者用连词“之”和语气助词“兮”将句式变长,如“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操吴戈兮披犀甲”(《国殇》),这为后来的五、七言诗提供了先例。因此,《诗经》与《楚辞》成为我国诗歌之源。至汉代,出现了专门负责搜集各种诗歌、民歌的机构“乐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响的是民间诗歌,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汉乐府民歌”。它最大的特点是现实性强,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为主。如教材八年级(上)中的《长歌行》及高中课本中的《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等,即是“正宗”的“汉乐府”。汉乐府民歌的内容体式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人诗歌创作,至东汉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诗成熟的《古诗十九首》出现,其中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许多特点,这对古诗体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及唐代,汉乐府的发展衍变形成两种主要的形式种是文人以模拟为创作的“古题乐府”(也叫“旧题乐府”),它借用“汉乐府”的题目,写新的内容,犹如“旧瓶装新酒”,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七上)、杨炯的《从军行》、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高中)等。这些诗歌的特点是虽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但写的内容是新的,不过与原题有一定的联系,如“从军行”与军队军事有关,“雁门太守行”与边塞有关。文人模拟乐府在内容上从汉乐府的叙事为主转变为以抒情为主;在形式、手法上,则借鉴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艺术品位。“古题乐府”有五言与七言两种形式。七言的古题乐府,今能见到最早的是三国时曹丕的《燕歌行》,至南朝齐梁时的鲍照始大力为之,写出了《拟行路难》(18首)等。乐府诗可以歌唱,而七言乐府体主要是以吟诵为主,在内容篇幅上,一般比较长,吟诵时如行云流水,一气而下。它可以自由转换韵脚来极尽内容多变、结构转折、气势壮阔、感情跌宕多姿之妙,这种诗体适宜于承载较大思想内容、抒发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乐府通俗明快的特点,又以文人抒情言志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为主,间有杂言,文采飞扬,读来抑扬顿挫,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歌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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