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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23 17:46: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入学的前奏

肖波

参加了河北中青年作者会议,省里开会多少天无所谓,在家里休息两天,谁也不知道。不过,家里也没什么事来做,仍然坚持了以单位为家,回老家第二天就兴致勃勃地来到单位。

十几年来,一帆风顺。生活在伟大的时代,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五七干校向我朝门开,文学讲习班向我朝门开,专科学校的门口也向我敞开了,我还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呢。

刘春祥在县委宣传部的通讯组长,如今是文化馆的副馆长了,他问:回来咧?会开得咋样?

我说:挺好的,省里的领导高占祥还讲了话,廊坊师专还要办文学大专班呢。会议的情况我可以介绍介绍。

他笑了笑说,不着急不着急,领导事先有话,你先跟我到局里去一趟。

我问:有啥事?

他摇头说:我也不知道,你去了就知道了。

所谓局里,就是指文教局,文教文教,就是文化和教育的组合。除了学校和幼儿园,县城里还有电影院和新华书店。

局里找我能有什么事呢?也没有迹象表明要提拔重用我呀!明天是六一儿童节了,遇上变化很容易记住。我参加农业展览是1971年9月13日,是林彪出逃的日子;我调进文化馆是1972年11月7日,是苏联国庆节;我入团是1970年4月24日,是卫星上天的日子;我入党是1978年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的两周年。明天是儿童节了,还有什么好事?

到了文教局,有两位我认识的领导恭候着,一位是副局长吴丙权,一位是当过局长的协理员马瑞田。

吴局长说:是这么回事,经领导研究,从现在起你停止工作,——反省。

我眨了眨眼,问:因为啥?

吴局长说:因为啥局里也不清楚,公安局会找你。可能重点是作风方面的问题,你态度要老实。

我心里话,公安局找,态度还敢不老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政策,人心似铁,官法如炉我写过,想不到这么快就要付诸实践了。

我只好点头。

吴局长接着说:既然是反省,就得有人监护,行动不能自由,出门要请假。

我说:我知道。

从文教局出来,我的心情很沉重,不管有事没事,事大事小,好说不好听啊。半月不在单位,怎么鼓捣出事来了?既然有人监护,在路上我问老刘:谁看着我呀?

刘春祥说:这是党内的事,应该找个党员,那就让赵恩潮吧。

我真不明白,公安局都插手了,难道算作党内的事?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实际上,事先曾经有过先兆,我没有当过一回事,并非突然袭击。

吴局长所说是“作风方面”, 当然是男女关系。

醋不是一天酸的,回忆起来,更早的时候就有了珠丝蚂迹。那是在1983年“严打”的时候,曾经传言,我的一个女同学有这方面的问题,人们在议论的时候,我说那是我的同学,我们的关系还不错呢。这就是我的幼稚,别人回避还来不及,我竟然受人以柄,给人以口实。结果单位有的人就造出了些舆论,好象我也同流合污了。为此我在星期四的学习会上闹了一通,还骂了几句,没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后来这位同学对我说,公安局也找过她,问我怎么样,与我有什么联系。我的同学说,他的印象很老实,只是联系不多。

还有市文联在光荣院办笔会的时候,听说就有公安局的人找女作者调查过,也有的女作者给我来过信,说被公安局找过,闹得无所适从。

看来这是漫天撒网,淘干抓鱼,凡是与我有联系的女同志都在范围之内,有枣没枣三杆子了。

受审这个题目比较吓人,属于小题大作,但确实属于这种性质,按现在的话说,我叫犯罪嫌疑人。

李问:问题考虑的怎么样了?

我说:没啥可考虑的。

他一拍桌子:你态度不老实!你放明白点,我们不能平白无故找你,找你就因为你有问题,你不交代就过不了关。

我说:同志你着啥急呀,你是干工作的,我也是工作的,都在县里,只是分工不同。难道今后咱们就不见面了?还是客气点好。

他态度和蔼了点,说:我们知道,你是写东西的,写啥的更应该认清形势,认真对待自己的问题。

我说:领导能不能提示一下,要不,我交代啥呀?

他说:不能提示。主要看你的态度。你应该知道,你是老师,下边的是学生。老师和学生就不是一般的问题。

哎呀,怎么闹到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了?文教局管学校,难道文化馆也是学校?

我解释说:人们叫我老师是尊敬,实际上,是假老师不是真老师,不是教学生的学校老师。

他辩解:那也是老师。

我只好说:是就是吧。

他说:你要端正态度,不能有抵触情绪,写个检查交给刘馆长,过几天我们再来。

旧社会有杀威棒,就是不问青红皂白,先打犯人一顿。时代不同了,连手指头也没碰我一下,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进步。

我虽然没写过检查,仍然觉得比写小说容易。不用虚构,半小时就写完了,随后,交给了刘春祥。

老刘看了看,不满意,说道:你写的没有啥事,这样恐怕过不了关。

这我就难了。不能夹着喇叭赶集,没事找事吧。再说,事谁都有,算不上错误、没在纲上线上的那是个人隐私,我还不愿意说呢。

我正左右为难,有人来通风报信。

此人是马佩侠,正在文教局文化股当股长,平时我曾以大姐视之。她说:有啥事你就说啥事,没有的不能瞎说。你不是还想复习功课考学吗,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我说,我有啥办法呢?想说也不知从哪儿说起。

她说,你为人不错,我可以告诉你,某某某、某某某和某某某写了材料,你先考虑她们吧。

这样一说,不仅凭一个人控告。此处我不宜直呼其名,也可以称之为甲、乙、丙。三人成众,群起而攻之,够我喝一壶的了。

夜里,辗转反侧,我就回忆起甲乙丙来。

关于甲。三年前,甲在文化馆参加过业余作者学习班,有一天晚上,她到了我宿舍,让我看一篇稿子。我看完后提了提意见。接着就拉了几句家常。她说父母为她说了个对象,她很不心甜。说着说着竟然流下了眼泪。我当时很怜悯她,就情不自禁地攥了攥她的手,安慰说别这样。她很敏感地挣脱开,说“老师别这样”,随后就走了出去。以后,她又来办过两次学习班,一切很正常。去年,她还同我和张万辉去川林采访了一下热心科技的农村女青年王兰英。

关于乙。这个作者在我主持工作期间没来参加过学习班,我在1982年被抽掉到安各庄当“三夏”工作队的时候,文化馆办了一期学习班,据说她参加了。按说,我做为创作组长,被抽调也就是个把月的时间,举办活动和参加人员应该与我沟通,可我却不知道,很有点“篡党夺权”的意味。后来,《滦南文艺》上发表了这位作者写的一首诗歌。有读者揭发,这首诗歌抄自《中国青年报》,为此,我不满意,向作者们申明了真相,还在《滦南文艺》上写了一篇《杜绝抄袭》的短评。

关于丙。在我印象里,这位作者只参加过一次学习班,十天时间。我不记得单独与她有什么联系。文化馆就那么个小院,光天化日,人来人往,众目睽睽,能搞出什么名堂来?我与她之间,存在不检点的地方,不严肃。但是,起码没有非正常男女关系。

事实就是这样,有了甲乙丙,找不出丁来,我写了检查材料。

过了三天,李、王二位又来了。

我呈上检查,是不是可以过关。

那个李公安看了材料,好象半信半疑,砸了砸嘴,提到了那个作者乙,问我:她参加学习班的时候你真的没在单位?

我拿出了我的日记,说:我有日记为证。

他翻了翻,似乎还不想接受这样的事实,说:你的日记就有准儿咋的?这种事你又不往上写。

我说:日记又不是现在写的,就算没准儿,我不在单位,咋会发生问题?况且还有跟我在一块当工作队的,有物资局的霍占国、商业上的马敬斋……

李打断我,说:好了好了,人家都是姑娘,谁拿屎盔子往自己脑袋上扣?不对口儿你就过不了关,听说你还想考学,这样也别想上学去。就这点事,你承认不就完了么?明天我们再来。

为了上学,我别无选择,只能力求“对口儿”了。

根据我对甲乙丙的了解,对了半宿“口儿”。尽管违心,也得妥协,退一步进两步,以防小不忍则乱大谋。就象文革中承认自己是走资派,低头猫腰,好汉不吃眼前亏。第二天,两公安准时光临,做了询问笔录。听话听音,我顺着杆子爬。最终“口儿”恐怕是对上了,结论是虽然没搞过关系,也有不检点的地方,比如说动了动手脚,有贼心没贼胆。

我按了手印,李公安说:你等着吧,继续考虑自己的问题。

我只好等着,人家把我晾了起来。一晾就是一个多月,再也不来人干扰了。机不可失,我正好抓紧时间,专心致志,对地理、历史基本知识进一步学习,可谓日以继夜。

6月23日,论节气这天正好是夏至。“夏至拔麦子,白露砍高梁”,当过老百姓的都知道。我家里有二亩责任田,同样种了麦子,急需收割。我在这种处境下,也不便张口说话,再找人来帮工了。单位的同事们确实很够哥儿们,就操持着去给我拔麦子。

东家如果不回家,同事怎么帮忙呢?不知是谁向文教局请示的,终于网开一面,恩准我从8点到10点回去两个小时。

一行人骑着自行车,直接到了地头。

拔麦子是累活儿,大家很卖力气,尤其在这种比较特殊情况下,同事们还有一种同情弱者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下意识,谁都不好意思藏奸耍滑了。

麦子拔了还得铡,可我被限定的时间到了,军令如山,不得延误。

我说,我得回去了。

同事们很够意思,并不没有走开,表态说:麦子收割了,还得铡呢。帮人帮到底,我们不回去,把麦子用铡刀铡完了。

领导也真是吝啬,连半天的时间也舍不得给,充其量给了两个钟头。我只能用阿Q的精神来安慰自己:这是领导了解我,关心我,知道我不爱干活,只能适可而止,保证有足够的精力反省问题,别把精力浪费到拔麦子这种区区小事上。

人情事故和平整土地是两码事,人们往往喜欢高岗添土,低处挖坑。实际上,救死扶伤才是革命的人道主义,落井下石从来被人们所不耻。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我终于有了新感受。

泰山压顶也不能忘了正事,复习功课是第一要务。省里开办文学大专班,按规定必须多出三分之二的人应试才算有效,即招收40人必须有120人参加考试。

我收到了报考通知,临阵磨枪,积极备战。

我的根底是初中毕业,三年中搞了一年半文化大革命。除了会写几篇叫文艺作品之类的东西,其他只是小学水平。是否能考上,心里没底数。多亏没有数理化,只有文科。四门试题是政治、语文、历史和地理。

领导还算开明,让谷顺祥到唐山给我取来了报考登记表和复习提纲,说明同意我复习功课和参加考试。新华书店在文化馆的对门,我溜出去,在那里买了两本书,一本叫“中学历史总复习”,一本叫“中学地理总复习”。

从复习提纲上的内容看,绝大部分内容我根本没有学过,不知所云。尤其是地理,还分什么温带季风气候地中海气候,什么格林威治时间东八区西七区,这就叫“冷手抓热馒头”。组织上既然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环境,岂能光阴虚度?我便日以继夜废寝忘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材书。

窗外透过阳光,天竟然亮了。

考试之前需要体检。由赵恩潮监护着,我到县医院体检了。体检有监护,可谓是罕见。身体检不出毛病,政治尚未过关。

直到7月18日,我单身匹马被叫到文教局。曹庆禧局长和吴丙权副局长接见,与我谈了话。曹局长态度很热情,他说,挺简单,不用多说。你的事领导挺关心,没事了,考学就去吧,争取考上。

我无话可说,只是“哦”了一声。

曹局长还把我送到大门口。

天有不测风云,雷鸣电闪之后,太阳终于出来了。屈指算来,5月31日至7月18日,恰好是49天,七七四十九,好像孙悟空在八卦炉里炼成了火眼金睛,铜筋铁骨。

我在这天的日记上只写了三个字:解放了!

入学的考场在廊坊。廊坊这地方,这些日子有了更深的印象,因为在这历史的复习提纲里提到了,有个事件叫“廊坊大捷”,是义和团阻击外国侵略军的一场战斗。说不定,考题也许涉及到本地的事件呢。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必须有120人参加考试,录取三分之一。临考的晚上,大家围坐在一起,议论纷纷。猜测该有什么题目,怎么回答,各抒己见,取长补短。我的基础薄弱,一知半解,难以掌握要领,偶尔插句话,显得半瓶醋。文友们瞧不起我了,是不是考中,有的说,凭你这水平,够呛。

够呛的意思就是难以考中,名落孙山。

够呛就够呛吧,考上更好,考不上拉倒。人都是从实际出发,不敢妄想。我刚解放了,刚刚解放两天时间,情绪还没有彻底调整过来,心有余悸,总觉得低人一头。

考试的地点是在一所学校,一人一桌,入场考了两天。我知道的答案能回答,不知道的答案也能蒙着回答。不蒙白不蒙,蒙对了算白捡,千万不能错过机遇。我不想学习张铁生,尽心尽力不交白卷。

8月26日,录取通知书来了。在40名之内。后来才知道,我考了第23名。

我被录取了。上午开了欢送会,下午就又要开党员会,议题是讨论我的处分问题。这是临时动议还是蓄谋已久,我不知道,是公安局,是文教局,还是文化馆提出来,我也不知道,旧社会说民不举官不究,新社会也一样,假如我是卖菜的,给人家缺斤少两,找我没商量。假如我是战士,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找我也没商量。要给我处分,就得商量了。

商量就是讨论,讨论就讨论吧,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基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这是毛主席说的,没错儿。

文化馆也就是七个党员,正副馆长占了三个,剩下是我和刘正普、赵恩潮、李金春。

一、二把手首先表态:给肖波个党内警告处分。

讨论俩字都带言字边,就是你有来言,我有去语,还可以避免有人捕风捉影,没事也是有事。

果然,有的领导声色俱厉,大批了我一顿,对上午有人说我“自学成才”也批了,什么自学成才?我看是骄傲自满。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差远呢。不给他点教训不中。

某馆长说,那公安局也不能白整啊,白整就被动了,这也是领导的意思。要不,咱们咋交代?还得听上级的。大伙儿再统一统一。

我说,按组织原则办吧。

某馆长说,啥组织原则?

我说,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原则连我都知道,难道你还不知道?

某馆长只好说,既然这样,那都按手印吧。

大家遵命按了手印。2: 5。

自此,我没有受过任何处分,如没有因反省有了复习时间,恐怕考不上呢。

这就是入学的前奏,也是人生道路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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