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工作了三十余年,经常囊中羞涩,就连我的亲哥也不时地用一种不解的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我,就好象我也是个浪荡混混,总怀疑我把钱糟蹋挥霍掉了似的,这令我羞愧难当,人混成这样,人生何其可悲哟!
转念又一想,这悲惨的人生也不止我一个吧?我总以为比上不足,比下还是有余的!总比身边那些打工者强吧,你看那些冒着酷暑严寒,甚至在粉尘下做工的辛苦劳动者,不说做工条件异常艰苦,总比那些一旦生了病就断了打工路,也就断了生活来源的人强吧,有的甚至到了七十多岁还在做苦工,然而,出苦力流血汗却拿不到工钱的打工者仍然大有人在!与这些人相比,我应该知足常乐,笑口常开了。
可不敢与挣钱容易的人去攀比,那些吃喝有公款,用钱有人付,不费吹灰之力可以“金满仓、银满仓”的人毕竟是少数,他们的一句话、一张条子,一支笔,甚至于一个眼神,一眨眼就是几万几十万的“进项”,却不曾有“出项”,就可以财源滚滚而来,我一个只靠死水工资的人怎能和这些人相提并论呢?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一部分人挣钱容易,一部分人挣钱却是万分的难。也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二十年前,中国的富人不多,有个把万元户,那就是人人羡慕的对象了。你看二十年后的今天,满大街都是豪车,富人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这可得感谢改革开放的政策,让中国的许多人成为“先富一族”,他们从“一文不名”到富可敌国,“一夜暴富”已不在是啥神话了,可是,有些财富的来源却让我很是怀疑,就以桐城的刘克胜为例,不就为许多扑朔迷离的暴富作最好的诠释了吗?
眼下挣钱容易的还不算“先富一族”,挣钱最容易的当数贪官污吏了,贪官们早已不在于如何挣钱,只在于头痛如何藏钱。近年来关于贪官藏钱的消息屡见报端,从贪官藏钱方式的五花八门上就可以看出,这些人挣钱实在忒容易了,请看暴出来的下面这几位吧:
“不头疼如何赚钱,只头疼如何藏钱”,说这话的是原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马俊飞。前年马俊飞东窗事发后,侦查人员从他位于北京和呼市的两处住宅中查获大量现金,包括8800万元人民币、419万美元、30万欧元、27万港元、43.3公斤黄金。当时马俊飞担任副局长一职刚22个月,在那段时间,他平均每小时挣下“收入”近万元,看看他挣钱是何等容易!
2014年4月,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带走时,家中发现上亿元现金,执法人员从北京一家银行的分行调去16台点钞机清点,当场烧坏了4台。不久前,河北省纪检机关披露,秦皇岛市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其家中被搜出1.2亿元现金、37公斤黄金、68套住宅手续,马超群当时不过也只是个副处级,几年工夫就挣下上亿元的家产。还有报料出来的那个扮菜农,藏钱于三轮车内的天津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金建平,办案人员搜查金建平藏在三轮车里的两个旅行包内,竟有150万元现金赫然在三轮车上放着。甘肃省酒泉市政协原主席杨林,从报道上看,他从1997年起,杨林几乎每月都在受贿,为了掩盖非法所得,谋取不当利益供自己享乐,杨林是绞尽了脑汁,挖空了心思。检察机关侦查发现,杨林的受贿资金全部以现金方式放回老家保管。案发后,侦查人员在杨林的酒泉住宅中发现35万元,在其老家中起获两旅行箱现金共计180余万元,另有价值500余万元的住宅和商铺全部以母亲、儿子、女儿的名义登记着,还有300余万元现金购买的商铺和住宅则是以妹夫、侄女的名义登记着。此外,杨林还利用兄弟之间的借款百般掩盖其受贿所得。是想,如果不是东窗事发,去年9月,杨林就可以开始颐养天年了。坐拥l350余万元资产,每年还有300万元股份的分红进账,驾驶着40余万元的越野车,任意住各种大宅,闷了就攥着大把的美元、欧元国外走一遭,就算生老病死都有l0万元的商业保险让其无后顾之忧,这样的晚年生活,岂不美哉乐哉?暴出来的杨林之流有几人?那么没暴出来的贪官蠹虫又有多少呢?
所以说,这个社会有人挣钱难,有人挣钱易。正当渠道挣钱难,邪门歪道挣钱易;平头百姓挣钱难;贪官蠹虫挣钱易。这正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我乃一介平头百姓,手中既无一丝权,又生无半块会赚钱的大脑,一生就只配安贫乐道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