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七九二通讯(十八)

吴砺

与七九二通讯(十八)

（一百三十一）

看山川的邮件，才得知日本又地震了，查看了一下新浪网站看没有这方面的新闻，心中就有数了，其损失肯定有限。

九六年我在看新闻时，看到日本冒烟的城市图像，即大坂和神户发生大地震了，不由吓了一跳，因为吉武和公司另一个同事昨天刚路过嘉定前往大坂，我立即打电话到吉武公司，公司只有一个小伙子在值班，他还不知道日本发生了地震。

事后听吉武和一道去的我的朋友卫民讲，当晚吉武被震得从席梦思床上滚到地板上，卫民房间电视摔碎了。最让他们震惊的是他们要拜访的客户竟从六楼变成了五楼的旅馆中爬出来在之前约定的时间赶到吉武所在旅馆来为他们所在的公司谈生意。

吉武说他那次看到五六千人失去生命的大地震震区老百姓没有哭天喊地，脸上十分平静地接受了如此惨痛的自然灾难，不由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这个民族太可怕了。

很少有像中国和韩国老百姓那样痛恨日本人了。对日本地震也许相当多的中国老百姓不同情他们。我们老家过去是三方割据的交叉点：国民党，日本人，新四军。凡日本军队去过的地方，老百姓对他们真是恨得咬牙切齿。听说当年的日本人投降时，投降部队通过村庄时，有的日本人会被当地百姓从队伍中拉出来，用锄头打死。我们当地是国民党广西佬（李宗仁部队）据守，遵守不抵抗政策。据说唯一的一次战斗是日本人一个大队或中队追国民党部队一个连到深山，国民党部队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反咬了日本人一口，结果日本人一个没有跑掉，国民党一个兵未损失。

日本这个民族也许是我个人最不能理解的一个民族。

我也没有见过几个日本人。我与日本人面对面见到的日本人是当年吉武所在公司C公司的日本代理叫Kamiyama的日本老头。当时吉武带他到了上海嘉定，与上海分公司员工吃了一顿饭。那个日本老头给我印象很好。这老头退休后看到C公司广告，主动找吉武他们要做代理，第一次找吉武他们英文还不会说，所以吉武他们就没答应。第二年老头找吉武他们时已基本能用英文表达他的意思了，这一点感动了吉武他们，从此让这日本老爷子做公司在日本的代理。

饭桌上日本老爷子给我们介绍他自己，说他曾是日本第三大工会电子器件工会副主席，是专门代替电子产业工人同像吉武之类的managers做斗争的。那次吉武用中文平静地告诉我们，他父亲家有两个亲人当年被日本军队杀害，死得很惨。

我当时听到吉武的话真是百感交加。人类被迫只能向前看向前走。

过去我以为日本人仅对中国人残暴。看过了美国人写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的美国）一书，才知日本人在二战中对盟军战俘同对中国人一样的残暴。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把澳大利亚战俘生殖器割下塞到战俘的嘴中，身上再挂一个牌子：“让你死也不得好死”，这样残暴的行为当然只能强烈地激起美国人和盟军对他们的仇恨。

我有时很难理解这个民族为什么要让人“死也不得好死”，即使法西斯德国人处死别人也是想怎样给人最短时间死亡，而偏偏日本人以折磨人为乐。

更让我不可理解的是日本人不但让别人不得好死，就是对自己也让自己不得好死。日本人的切腹自杀多是自愿选择的一种死亡方式，一般要找一个助手，以便在自杀者实在忍受不了痛苦时再迅速砍下他的头。自杀者坐好后把短刀从下腹部切入肚子向上慢慢拉，意志坚强者切好这一刀后再拔出刀，重新插入腹部横切一刀，形成丁字形刀口。最成功的自杀者会在极度痛苦中坚持两三个小时才死去，若实在受不了再请求助手迅速用军刀砍下自己的头或用手枪将自己击毙。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描述时，真正觉得日本人真是没有人性的怪异民族，极端得不可理喻。

除了日本人对死亡和死亡方式理解有别于其他民族外，日本人对性的理解也是独一无二。

我看过一本介绍日本安慰妇的长篇报告文学，日本安慰妇在士兵完事之后都会对士兵说一句：“你可以安心地去死吧”。这也许是日本人对性的理解方式。是啊，大多数士兵都是青年人，没有机会发生两性关系就会战死战场，这对于自然人的生命过程是一种遗憾。日本人解决方式是排队上厕所的方式让一个安慰妇一天接待上百个士兵，以让他们可安心地去死。

也许我们只看到片面介绍。据说苏联军队在二战中也有大量随军军妓，国民党军队一九九二年才废除军妓制度。一种辩解是军妓制度一方面是为解除士兵性饥渴，更重要地是有助于减少军队对老百姓的性侵行为，使军人生理要求得到提前释放。

蒋介石上过日本军校，对日本人一定是从骨子里畏惧。二战结束后，蒋介石一方面采用以恩抱怨的态度不要求日本赔款，另一方面下令遣返所有的日本人，下死命令一个不留，包括那些已同中国男子结婚的日本女子。日本二百万移民在中国东北全部被强行遣返，蒋介石是被日本人以士兵遗失为理由开战弄怕了。

中日建交时，日本人主动提出给中国人战争赔款被周恩来婉拒，当时日本代表团觉得受到了极大的蔑视和侮辱。这是我看一系列日本政界写的自传都证实了这一点。

至今日本人仍是中国人畏惧的民族。历史上中国人与日本人交战似乎赢少负多。中央电视台最当红的军事评论员张敬忠先生在电台上说：以日本人现有技术一个月之内就可以造出原子弹，造一个原子弹只需一公斤钚，而日本人目前库存有十吨高纯钚，也就是日本人可轻易在几个月之内造出一万颗原子弹。我们对日本还是不要刺激过度为好，若逼得他们非造原子弹大家都只能同归于尽，这是日本人最爱干的事。

日本人在七百多年前一个紫氏部宫廷女官写出了一部《源氏物语》的小说，它早出中国《红楼梦》几百年，这部小说的文学水平决不在《红楼梦》之下。能写出这样温柔富贵作品的民族却有完全难以理喻兽性的另一面，真是难以理解。

世界上很少有民族从内心深处像日本人那悲伤，他们崇尚对樱花瞬时灿烂的赞美和包含对樱花瞬间即逝的悲伤。他们认定人一定是要离去的，悲剧的是他们偏爱以流血或血腥方式离世。

我真希望在有生之年在日本住上一两年，以试图理解我很感兴趣但并未真正理解的这样一个民族，毕竟他们也是人类的一个分支，只要与他们近距离相处，一定能理解他们所想所为的。

日本民族太轻生了，中国人又太看重生命了。这两民族相邻也许是一个人类的悲剧。

吴砺

2012.12.10

（一百三十二）

九十年代初上海统计上海知识分子平均寿命是五十三岁，这个统计震动了当时的上海高层，结果是上海市每年组织一次上海各大医院主任医师到中科院各研究所给职工做常规巡回体检。

我在上海研究所工作的十几年间，所门口的讣告似乎从来没有中断过，每年五到十五名中年人离世，尤其老乙肝，只要工作上受挫，立即出问题。我熟悉的两个非常能干的中年人因所里不给他们经费，一受气两个月之内肝腹水发作走人。

我不知我们这一代人是否回逃离这样的宿命？

九三年中期到九六年中期，我与另一同事与吉武所在的公司合作，三年中没有星期六没有星期天没有节日，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二点做产品，现在早已没有这个体力了。

九八年年底到福州公司头三年，一周五天上下班后我可能平均有两个晚上一下班就倒在沙发上一直睡到早上六点半，晚饭都没吃，现在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体力了。

从九九年到前年九月份我在福州星期六几乎全部在办公室工作。前年九月突然身体觉得吃不消了，这两年星期六再也没有上办公室。

上个月头两周我一口气写了近三十个专利。当我停下笔时才发现自己心里累得不知去地球上哪个地方呆好了，三周都恢复不过来。有一周我觉得自己可能随时离世，那种感觉真是糟透了。

近二十年我一直处在高强度工作状态。我估计我现在交专利局约五百个专利，一个专利十页全部专利就五千页，当然我现在已经自己不直接写专利稿子，但技术方案稿应当超过这个页数。我估计我手头未出版散文应当有八九百页，加上已出版五百多页，也许近一千五百页。这些都标示这十五年我在福州的劳动量。

我已习惯高强度的工作，所以身体状态好时，马上自动转动起来，但现在一忙立即就出问题，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

人要见上帝其实很容易，用不着跳楼跳河吃药，只要你现在再象过去一样工作就可以了。若我们为一点钱或虚名累得心脏病发作或脑溢血见了上帝，我们的命比一条野狗都贱。动物从不滥杀无辜（只要吃饱即停止猎杀），更不会自杀。人类不仅滥杀无辜，而且很会自杀，其中一条是因贪钱，贪权，贪色，贪名而死。

就我而言，写五百个专利与写一千个专利已是一回事了，可人就是贪婪。象这样写专利或写作是点炸药库的行为，很短时间就会消耗尽所有的体力和精力。年青时可以休整过来，只是现在似乎真的不行了。

其实七九二都应当半退休了。我现在的问题也许是七九二所有同学的问题。

想长寿吗？现在退休吧，或半退休。相对永久离开这个世界，各位那一点虚荣和虚名一钱不值。

吴砺

2013.01.10

（一百三十三）

九六年我第一次去加州参加西部光电子展览会。我们先到洛山矶，我们的朋友晟将我们安排在加州理工学院校区内一个两层楼外墙呈白色的学生公寓中住了几天。晟说爱因斯坦曾在这幢小楼一个房间中住过一段时间，至今还特意保存了一些纪念物。

这幢小楼中我第一次见识到装有写上人名的牛奶桶和面包的公共冰箱和十多个煤气头的公共厨房和饭厅。还有，在这个公共厨房中，我见到了一位让我怦然心动的美貌的印度女孩，她呈浅棕色的皮肤更反衬出她明眸皓齿，披肩的长发微微有点卷曲，苗条身材飘飘欲飞，微带怯生生的表情更显出她楚楚动人东方女性的美。

无疑，我很想与这女孩聊上一阵，既有色心也有色胆，可咱说不出几句洋文，更糟糕肯定会是听不懂别人说什么。

虽说中国近代名人郁达夫先生到新加坡逃难时娶了一个当地姑娘，尽管他们相互听不懂彼此的语言；虽说中国红军长征途中那著名的德国人李德娶了一个中国媳妇，彼此也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但她们都是村姑啊。可这位印度姑娘是加州理工学院的PH.D啊，不用说我这位中国来的土农民只能是望洋兴叹，心动一下而已。

吴砺

2013.01.20

吴砺

选自待出版的散文集《至远方朋友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