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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周年返校记（四） （十一） 吃完午饭，办好退房手续，在一楼大厅等我那位从合肥市回来，同时与出门参加下午活动的同学告别。碰到吉武他们下来，吉武说：吴砺走了不热闹了，我说：是啊，哪里都要一个小丑。灿平说：中国说小丑是贬义，在外国小丑代表着智慧啊。 操鸣不参加老师座谈会，坐在大厅中与我聊天。中午吃午饭回专家楼路上，我问了操鸣孩子多大。操鸣说一个高一，一个初二。我吃了一惊，开玩笑说：“怎么孩子这么小，是离了一个，再娶了一个？”操鸣说：“倒是没有离过婚，只是女朋友跟人跑了，我有几年没有恢复过来，直到遇到现在的这一位。那时女孩子都想留在国外，所以特别喜欢找外国人。”我不由感叹：人们总以为别人最幸福，自己最不走运。操鸣新非他们一进校就出国无疑是我们那个时代最幸运的人，可是任何人在任何新环境都有自己的难处，如同我们当年进U大的学生都被认为最幸福，事实上我们在U大没有几个人满意和觉得在U大生活有多么幸福。 我们这一代少年时代在学校受到的一部分内容是，让我们藐视物质力量，加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本来也轻视物质条件重要性，这使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当年中国与国外物质巨大反差中完全没有必要多了一份对人性美好的幻灭，尤其婚姻因物质条件诱惑而出现婚变时。 与极度贫穷国度相比，优裕的物质条件意味着良好的食物，良好的身体健康，适量的运动，好的卫生条件，好的医疗条件，好的居所；子女可以受好的教育和正常发育；父母可享受子女带来的物质条件。那时走出国门，可以少受贫困的折磨，有更好健康的条件啊。 当国门打开时，中国城市女性努力嫁给外国人，这引起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多么强烈的反感啊。其实，我们的农民，工人，市民阶层完全现实地认同了这一点，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痛恨的“庸俗”。 然而女性即使是知识分子也是同中国农民工人一样有更多现实的本能，尤其在物质条件极度悬殊状态很难抗拒物质上的优越条件。一个特点是几乎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女性到美国没有人愿回国，这包括八十年代中年女知识分子，而中国男性中年知识分子半数以上选择了回国，因为国内有位置和尊严。 早期出国人员一种普遍现实是女性先出国的一两年婚姻几乎全军覆没，因为中国人能自己出国的女性实在太少而且优秀，而出国男性中自然优秀人员同样很高；男性出国早一两年一般婚姻大多没有太大问题，因为他们找不到剩余的女性或中国女性可选择，找外国女性机会并不大。 女性本能只会屈服比她更强大的男性，这一点上女性保持动物本能比男性强得多，所以女强男弱婚姻如果女方容貌出众在国外，若先走出国，在极度孤独环境中婚姻多会重建的。 这些时代特殊性使七九二同学婚姻重新选择的比例尤其出国同学中比例较高。我们很多人为此很长时间没有走出这种挫折的阴影。说到底，这是我们受的教育出了问题，这种教育无视人性对物质条件向往的生存本能和高估人性对极度寂寞的抗争能力。 我整个青年时代在恋爱问题上就是一个现实社会的反动分子，当然最终是彻底失败。其故事作为小资的言情小说尚可，只是其价值不值一提。我那位当年每次见到我都对我说：“吴砺，你别去追求这个小妹，追那个小妹，先将你自己弄出国，你要找的那些小妹哪个都会愿跟你走。”工人阶级说话就是这样一针见血，只假贾宝玉听不进去，当然到头来一场空。操鸣说女朋友跟人跑了远比我状态好得多，我从头到尾压根就没被人要过。 真的得好好感谢那个矮个子的邓小平，现在青年人不会遇到如此巨大物质悬殊的外部世界了。当整个社会都富裕起来了，物质条件反而不那么重要了，如今漂亮的中国姑娘愿嫁老外的就很少了。 我从农村极度物质贫穷条件走过来，我以为邓小平抓住了中国社会本质，让老百姓富起来。富裕了的人类才有尊严可讨论，其他都是胡扯。孔夫子两千年也说过类似的话。 我九七年出国前一个月，上海浦东发生了一个案子，四个四川农民杀了一个出租车司机，抢了十元钱，结果他们又不会开车又被抓，十元钱牺牲了五条人命。去年我老三告诉我老家一个出租司机告诉他这十年几乎从没有发生过小青年抢出租司机的钱事件，因为他们犯不着，抢一次钱只有几十元没准还要坐牢，随便在哪个饭店当一天临时工就可以挣一两百元，为什么冒险做那样傻事呢？ 至于一切向钱看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远比整个社会都无钱问题肯定小几个数量级。 我那位回来后，我们立即离开学校去长途车站。操鸣送我们，正好炽出门，我们一道走了一段。我向我那位介绍炽。我那位说：“你就是吴砺说的与Rose一道拉小提琴的炽啊，我看你大学时照片好帅呀，怎么现在老成这个样子？”操鸣说：“世界是公平的，我现在长得就比他帅。”我那位说：“是啊，现在要是小妹在你们俩中选一位一定是找你啊。”村姑的直率让大家无语。 操鸣一直将我们送到老校门乘出租。 （十二） 在前往安庆大巴上，窗外天色仍是阴阴的。真想加入下午同学座谈，晚上聚餐，第三天的巢湖之行。但我不敢再在合肥停留了，这次能来与同学们见一面已很不错了。生命有时承担不起进一步的冒险，万一我家那位老太再突然病危，最后一刻不在身边的自责会让我那位创伤长久难以愈合的。见好立即收，赶紧走。生命就是这样无奈。世上太多美好的东西而我们都想要，但我们要不到。 与二十周年返校气氛已完全不同，十年前我们大家聚会时脸上还有灿烂的笑容，如今我们都五十出头了，这次我们没看出任何一个同学脸上有发自内心的幸福，除了正文外。所有人的脸上都是茫然的，心不在焉的，若有所失的，应付的；跟你说着话，心里想着别的事——宛如一群在白日梦游的人群，这就五十岁出头时七九二同学的心理状态。我们现在在哪里，要往哪里去？ 这十年我因内心极度孤独再次走向大学同学团队——不论大学时代我们是否感到幸福，但大学五年几乎构成了我们在这个动荡岁月和人生中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我的小学与中学在十多次转校中度过，除了几位关系密切的儿时同学外，对其他同学没有时间和机会接触。唯有在大学我们从十五岁到二十岁人生青春期有一个完整集体日夜相接触的经历。这里没有工作后的利益冲突以及人的本性因利益和竞争带来的裸露，我们获得和看到的都是人性美好的一面。 这是为什么在我们总是愿回到大学同学的集体之中，这是动物在群体之中心灵可暂时放松警惕的地方。 若说U大文化除了良好的师生关系外，U大文化最明显与其他学校根本不同之处：集体对有才华同学的宠爱，几乎违反人性的对有才华同学推崇和庇护。也许我说这是U大有这个特点证据不足，但七九二绝对是又这样的文化传统——宠才。 一个成功的教育是什么？孔夫子的三千弟子并没有统一的风格，孔夫子伟大是因人而异，启发学生发掘自己的长处。我记得斯坦福教育理念是发掘学生本身特有的天赋，引导学生打开自己身上的宝藏之门。美国为什么人才辈出原因之一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国家提供个人多次尝试不同领域的工作机会。 我是到三十岁才无意一脚踏空，掉到了自己才能的地下宝藏中，但世上大多数人都没有这样幸运——发现自己特长并同时找到发挥自己特长地方，虽然这种才能微不足道，但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我们在剩下的二十年还想做些什么？还能做些什么？ 我们对过去岁月清算时也许要回到两个原则，第一不要苛求别人；第二同样重要的是不要苛求自己。 若我有宪昆的生活能力和退休状态，我愿花二十年背着一个旅行包走遍这个世界上不太费力也没有危险大部分地方；同时带着一箱不断更新的书，了解我能了解世界的一切知识。这样在我见上帝前一刻，我可对自己说，五十岁后的二十年我过得很充实，我体会到人来到地球我可以了解的世界。 一个月前我家小子电话中赞美意大利都灵小城的美，说：“走在任何一条街道，任何一个角落看到的都是优美的画面。若老爸你来到这里，写的笔记一定箱子都装不下。”这话听得真让人舒服，显然养一个儿子比养一条狗有用得多，因为狗说不出这样的话。 高速公路道路边护路林沉郁的绿色与护路林树干之间间隙透出另一侧鲜嫩水田中禾苗的绿美艳得让人难以承受。过去我们总是感受到鲜花的艳丽，只是这次我平生第一次感到绿色的艳丽比花朵的艳丽更动人心魄。 天空上方仍是浓稠的乌云，地平线上是半明半亮的天空，地面上全是浓淡混杂重色调的绿——我一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大地上的绿色感动过。偶尔稻田之中可见满满的河道中黄色河水快速地涌动着······ 吴砺 2014.07.12 吴砺 选自待出版的散文集《致远方朋友的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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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14 11: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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