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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旧时统治者为镇压属下和文人的反抗,从其奏章、书札、著作中摘取片言只语,罗织罪名而制造的冤狱称为文字狱。 古往今来,人们把因作诗而遭到的灾祸,称为诗祸。由于文字狱,冤死诗祸的历代才子无以数计。
宋刘克庄 《宋自达梅谷序》:”宝庆, 丁亥, 景建 以诗祸谪 舂陵 。” 元袁桷 《书郑潜庵》:“若 商隐 则直为讪侮,非若为 鲁 讳者,使后数百年,其诗祸之作,当不止流窜岭海 而已也。” 清钱益谦 《王季木墓表》:“谤议喧然,死而未息,则发棺之诗祸也。”
桐城派奠基人、散文家、诗人 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 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家作奴仆。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六朝时谢灵运,被誉为山水诗的开山鼻祖。遗憾的是,他就是冤死于诗祸。诗家皆知,谢灵运的诗犹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而《登池上楼》一首,则是他的力作。其中有两句:
“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这两句诗最为后人称道。宋朝的吴可说:“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 (《学诗诗》) 金代的元好问说:“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子新。”(《论诗三十首》) 他自己也曾说过:竟日觅句不就,在寤寐间忽然写成,似有神助,并非人力。总之是一语天然,美妙难寻。
然而,这样驰名于后世的精彩诗句,却使诗人获罪于当时。原因何在呢?据说是因为:“池塘者,泉川潴溉之地;今日‘生春草’,是王泽竭也。《豳风》所纪,一虫鸣则一候变;今日‘变鸣禽’,是候将变也。”岂不是含沙射影,攻击浩荡皇恩业已枯竭,一统江山就要易主么?当然是罪不容诛,而要大祸临头了。谢灵运由于不受当权者的约束,拘捕反抗,在广州兵败被杀。对此诗的这种穿凿附会,便为广州惨祸大张其本。
其实,谢灵运的诗作根本就没有那种意思,诗中只不过写他久病初起,登楼眺望,池园风光,一变如画。诗人猝然与景相遇,情动于衷,经过深思苦索,斐然成章,哪里想到什么影射攻击呢!谢灵运以诗罹祸,有口难辩,真实蒙受了天大的冤枉。
综观中国文化史,人们不难发现:历史上遭遇诗祸的诗才数不胜数。如:
西汉诗人杨恽因《田彼南山》被汉武帝腰斩。
随代著名诗人薛道衡因诗才横溢而遭隋炀帝妒忌,后被隋炀帝缢死。
隋代诗人王胄因所作诗句中有”庭草无人随意绿“一句,结果以”讥刺朝廷罪“被杀。
唐初诗人刘希夷因在《代悲白头翁》一诗中写下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佳句,他的舅舅宋之问见诗句未传,欲据为己有,刘希夷不允。于是,宋之问就诬陷说刘希夷此诗有反朝廷之意,亲自派人用土囊将其压死。
明初著名诗人高启因《上梁文》中的”龙盘虎踞“四个字,犯了朱元璋的忌讳,结果被腰斩。
清初桐城派奠基人戴名世,康熙年间因所作《南山集》被认为是”倒置是非,语多狂悖“,被朝廷以大逆罪将他处死。
清代诗人徐骏因他的”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两句诗被诬陷为影射朝廷,雍正下令将他处死。
有识之士不难看出:牵强附会,无中生有,指鹿为马,肆意歪曲,由此深文周纳,罗织罪名,陷人于囹圄,历来是封建统治者制造文字狱的一种卑劣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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