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分子》(中)

吴砺

                     《狂热分子》(中)

“社会中最优秀的个人——不管是活跃于政界、文学界、科学界还是工商界，固然是国家的重要形塑者，然而，站在社会另一端的个人，包括失败者、流浪者、罪犯，任何不能在高尚人群中立足或从未厕身其间的人，也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角色。历史这个游戏的玩家一般都是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占大多数的中间层次只有在台下看戏的份。P056

这些被遗弃和被排斥的人往往是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原材料。换言之，本来为建筑师鄙弃的石材会成为一个新世界的奠基石。一个没有废料和不满者的国家，固然会井然有序、高尚、和平而愉快，但它缺少开拓未来的种子。欧洲的弃民竟能远涉重洋来到美洲建立一个新世界，并不是历史开的玩笑——唯独他们能够成就此等事业。P057

会被失意感刺痛的穷人，一般都是新近才陷入贫困的，即所谓的“新穷人”。美好生活的记忆像火焰般在他们血管里燃烧。他们是失去继承权和遭剥夺的人，每有群众运动出现，就会忙不迭振臂相迎。P059

凡是从早到晚都要为最起码生活操劳的人，不会有时间、心情去悲愤或造梦。中国民众不易造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得花很大力气才赚得到一点点维生之资。他们为生活而激烈挣扎，而这挣扎所发挥的是“一种静态而非动态的影响力”。p061

一个兴起中的群众运动会传扬短程的希望，其目的是诱发追随者行动的激情。而最能煽动人们行动激情的，就是宣传一个近在咫尺的希望。基督宗教初兴时宣传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天国近在咫尺：穆罕默德把劫掠而来的战利品悬在信徒面前；雅各宾党人应许立刻兑现的自由与平等；早期的布尔什维克许诺面包与土地；希特勒许诺立刻撕毁《凡尔赛和约》以及让人人都有工作。然后，当一个运动已经得势，它就会转而强调一些远程的希望一些梦想与愿景。对一个得势的群众运动而言，它的首要关心是维持现状，所以它会鼓励顺从与耐性，教他的追随者一个道理：“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有的建制化群众运动都有它的远程希望和特有麻醉剂，用以缓和群众的急躁，使他们各安天命。P065

群众运动虽然往往打着自由的旗号对抗高压秩序，但它们全速启动以后，却不会让个人自由有实现的余地。这是因为，当一个群众运动在与既有秩序作生死斗争，或是抵抗内外敌人以求自存时，它的首要之务是建立团结性和自我牺牲精神，而这两样东西都需要个人放弃其意志、判断与利益。罗伯斯庇尔说过，革命政府是“反抗暴政的专制政体”。P067

随着个人创造力的衰退，人们参与群众运动的倾向显著增加。那些灵感枯竭而过气的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迟卓都会堕入狂热爱国分子，种族主义贩子和某种神圣伟业的鼓吹者的阵营。性无能者也易于产生这种冲动。（无创造力者在纳粹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将在第111节加以讨论。）p070

中国社会较不容易出现群众运动，大概是中国人家庭观念牢固有以致之。“欧洲人‘为国捐躯’的观念和行为，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因为他的家族并不会从这种牺牲中直接受益，反而会因而丧失掉一个成员。”但反过来，“为了让家属获得丰厚报酬，一个中国人却会愿意代替一个待决之囚赴死”。p071

兴起中的群众运动对家庭的态度相当有趣。几乎所有当代的群众运动，在其初期阶段，对家庭都会抱持敌对态度，竭尽所能加以损害和分化。P072

耶稣就曾不讳言地说过：“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及至有人告知他母亲和兄弟就在外头，要和他讲话，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接着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当一个门徒想请假去埋葬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他看来已经预见，因为要求信徒狂热地憎恨敌对者，他的运动势必会引起丑陋的家庭冲突。“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一个传扬爱人如已的人竟会反对父母子女、兄弟姊妹之间的爱，尽管奇怪，却是事实。提倡“兼爱”的中国圣哲墨子会受到孔门弟子的驳斥，诚属理所当然，因为儒家把家庭看得高于一切。‘他们认为“兼爱”的原则会破坏家庭，摧毁社会。哪怕并不敌视家庭，也完全无意破坏家庭的凝聚，但只要是呼吁“追随我”的劝人皈信者都会是家庭杀手。据。据说，圣伯尔纳(St.Bernard)’的讲道是那么有感染力，以致“母亲要藏起儿子，妻子要藏起丈夫，不让他们见到他，以免被他诱惑走。他也真的拆散过很多家庭，那些弃妇多得组成了一座女修道院。”p074

落后国家与西方文明接触后会产生不滿情绪，主要不是为西方人的高压剥削所致，那毋宁是共同体的向心力被粉碎或削弱的结果。文明的西方世界把自我改善的观念带给了落后地区，但因此带来了个人的失意感。西方带来的所有好处，都不足以替代过去传统农业社会带给人的庇护和安慰。哪怕一个西的土著事业有成，他仍然会不快乐。他会感到赤裸裸和孤苦无依。现在出现在很多被殖民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部分就是为了追求一种群体性的生活和摆脱西方的个人主义。P075

德国的近代史也为集体纽带与群众运动的关系提供了例子。在德皇威廉主政的时代，真正的革命运动很难兴起。德国人对于德皇的极权与专制感到满意，哪怕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仍然没有改变德国人的这种偏爱之心。1918 年的革命只是一起人为事件，并没有得到大众的支持，随之而来的魏玛共和，在多数人的心目中只是一段可厌和屈辱的回忆。由于习惯了接受自上而下的命令和服从权威，松懈的民主政体让他们觉得乱七八糟。他们震惊于“他们必须参与政府，选择一个政党和对政治事务作出判断，，l。因此，他们盼望有一个新的政治整体，一个比德皇时代更为刚强果断，无所不管和雄壮威武的政府——第三帝国完全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希特勒的专制政权一经站稳，就用不着担心会出现群众革命。只要纳粹的统治集团愿意扛起一切责任，下达各种大小决策，民间就不会有反对声浪。只有当纳粹纪律废弛，极权统治松懈，危险才会出现。

托克维尔有关君主专制政体的一个论述也适用于其他极权秩序：它们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也就是开始流露自由倾向的时刻。健全的集体结构会对群众运动免疫，而瓦解中的集体结构则是群众运动萌芽的最佳环境——这个道理，也可以从军队与群众运动的关系得到证明。几乎从未有过一支组织健全的军队发动宗教运动、革命运动或民族主义运动的例子。P084

在永久性的畸零人中，失意感最深的是那些有创作渴望却无法满足的人。他们从事写作、绘画、作曲等等，却一败涂地；要不就是曾经显露过才华，后来却江郎才尽，自知再也不会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这两类人都会被绝望感笼罩。在别的领域取得名声、权力或财富，甚至建立了什么不朽的功绩，都不足以消解他们的饥渴。即使他们全心全意奉献于一种神圣伟业也并不总是奏效。他们那种遏制不住的饥渴依然存在，而他们在为其神圣伟业服务时也很容易成为最暴力的极端分子。p088

极端自私的人特别容易有失意感。一个人愈自私，失望时就愈难熬。因此，极端自私的人往往是无私精神最勇猛的卫者。最凶暴的狂热者，往往是一些本来自私但却出于某些原因（内在缺陷或外在环境）而被迫失去对“自我”的信仰的人。于是，他们不再把高明的利己手段拿来服务其无能的自我，转而用于服务一件神圣事业。但即便他们信奉的是一种鼓吹爱与谦卑的宗教，他们既不会去爱，也不会谦卑。P094

社会大气候是否已成熟得让群众运动萌芽，最可靠的指标莫过于是否有一股浓厚的烦闷气氛弥漫。几乎所有有关群众运动发生前一段时期的叙述，都会提到普遍的厌烦情绪。当一个群众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它得自烦闷者的同情和支持，往往要多于被剥削者与被压迫者。对一个蓄意煽动群众运动的人来说，得知全民都有烦闷无聊之感，会比得知全民都饱受经济和政治剥削，更加感到鼓舞。P094

一位美国牧师就感叹说：“我们美国神职人员的工作有多难：向一群大都没有真正罪恶感的人传扬救世主的福音。”一个有力的群众运动会培养其追随者的罪恶感。它不但会把人的自主“自我”形容为贫乏和无助的，还会把它说成是罪孽深重。悔罪的方法是抛弃个人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得救的方法是把自我掩埋在团体的神圣一体性中。p098

想要培养出人们随时准备好战斗和赴死的心态，诀窍在于把个人从他的血肉之我( flesh-and-blood self)分离出来。有几个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把他彻底同化到一个紧密的团体（第44至46节）；赋予他一个假想的自我（第47节），灌输他一种贬抑“现在”的态度（第48至55节）；在他与真实世界之间架设一道帷幕（第56至59节）；通过诱发激情，阻止个人与其自我建立稳定的平衡（第60至63节）。P107

要让一个人产生自我牺牲精神，必须撕去他的自我同一性和特殊性。不能再让他是乔治、汉斯、伊凡或多田 男，也就是不能让他是个由生与死两端所限制住的一个人类原子。达成这个目标最激烈的方法，是把一个人完全同化到集体之中。被完全同化到集体里去的个人不会把自己或别人视为人类。当被问到他是谁的时候，他会自然而然回答说他是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或基督徒、佛教徒、某一部族或家族的一员。他没有自己的价值、目的与命运可言；只要集体存在一天，他就没有死亡可言。P109

想要把一个人完全同化到集体，对个人特殊性的抹杀必须彻底。他的欢乐与哀愁、骄傲与自信都必须源自团体的机运与权能，而不是源于他个人的前途和能力。特别重要的是，不能容许他有孤立感。哪怕是被困在一个荒岛上，他都必须仍然觉得处于团体的注目之下。要让他觉得，失去与群体的关联不啻失去生命。P110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推论：碰到苦难和死亡的威胁，个人是无法依赖自己的勇气的。他仅有的力量来源不在他自身，而在于他隶属某个伟大的、光荣的、不可摧毁的集体。这种信仰主要来自认同；通过认同，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成了某种永恒之物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是准备好为人类、后代子孙、某个宗教、国家、种族、政党或家族而死，它们都不过是我们行将被消灭的自我所依附的永恒之物的具象化罢了。P101

奇怪的是，这些在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面前俯首帖耳的人，面对纳粹入侵时却表现出无比的勇气。造成这种差别的理由不在于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比纳粹军队更为残酷，而在于他们是以孤立个人的身份面对秘密警察，但面对纳粹时却自感是一个伟大民族的一员，这民族拥有一个光荣的过去和一个更光荣的未来。P112

赴死和杀人的艰巨事业不能缺少戏剧元素，在军队方面尤其明显。制服、旗帜、军徽、阅兵、军乐以及繁缛的仪式礼节，目的都是为了让士兵忘了他的血肉之躯，以及把生死问题的绝大真实性掩盖起来。战场常被称为战争舞台，战况常被称为战争场景，其理在此。下达作战命令时，指挥官总不忘提醒部下，全世界都在注视他们，他们的祖先在看，后代子孙也会听取他们的故事。伟大的将军懂得怎样在沙漠的黄沙与海洋的波涛里变出大批观众来。P116

所有群众运动都会贬低“现在”，把现在说成只是通向光荣未来的初阶，进入千禧年门槛的踏垫。对一个宗教运动来说，“现在”乃是一个放逐地，是通向天堂的泪谷。对一个社会革命来说，“现在”是一个到乌托邦路上的中途站。对一个民族主义运动来说，“现在”是最终胜利前可以置之不理的片段。P120

激进派和反动派都厌恶“现在”，视之为一种反常和畸形。二者都准备好对“现在”不屑一顾，断然前进，二者都欢迎自我牺牲的观念。那他们的差异何在？主要是对人类天性的可塑性看法不同。激进派对于人类天性的无限完美具有热情信念，相信只要改变环境和改善陶冶灵魂的方法，就可以创造出全新而史无前例的美好社会。反动派则不相信人的自身具有深不可测的向善潜力，认为如果想建立一个稳定健全的社会，就应该取法过去成功的楷模。在反动派看来，未来应该是壮丽的复古，而不是前所未有的革新。P126

考察促进自我牺牲精神的各种因素时，我们得到的其中一条法则是：我们会愿意为想得到的东西而死，多于愿意为已拥有的东西而死。过着充实美好生活的人一般都不会愿意为自己的利益或国家或一种神圣理想而死。当人们业已获得值得他为之奋战的东西后，就不太会愿意为之奋战了。渴望而非拥有，才是人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动力。P129

引人深思的是，在欧洲乖乖就戮的犹太人到了巴勒斯坦后却变得勇猛无比。虽然有人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勇猛战斗是因为别无选择（不战斗就会被阿拉伯人割断喉咙），但有一点仍然是事实：他们的勇敢和赴死精神不是出于绝望，而是出于狂热地希望去复兴一片古老的土地与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名副其实是为了一些尚未筑起的城市和尚未辟建的园林而战、而死。P131

一种教义的有效性不由它的奥妙性、崇高性或正确性决定，而是取决于它把个人隔绝于其自我及世界的彻底程度。帕斯卡尔有关有效宗教(effective religion)的论点，同样适用于任何有效的主义：它必须是“违反天性、违反常识、违反欢乐的”。P134

如果一种教义不是复杂晦涩的话，就必须是含糊不清的，而如果它既不是复杂晦涩也不是含糊不清的话，就必须是不可验证的；也就是说，要把它弄得让人必须到天堂或遥远的未来才能断定其真伪。哪怕一套教义有某个相对简单的部分，信众还是会把这个部分加以复杂化和晦涩化。简单的字句会被解释得无比复杂，使之看起来就像蕴含着什么秘密信息。因此，即使最有学问的“忠实信徒”也会有点文盲的味道。他喜欢罔顾一些字的真义使用这些字，并养成诡辩强扯、吹毛求疵、钻牛角尖的爱好。P134

不同类的狂热者看似南辕北辙，但他们事实上是一个模子出来的。真正南辕北辙和沾不上边的是狂热者与稳健派。P142

反动派与激进派之间的血缘关系，我们在第52节已经有所说明。所有在希特勒时代生活过的人都会知道，反动派跟激进派的共通点，要比它跟自由派或保守派都来得多。P143

蒋介石的一大败笔就是八年抗战结束后，未能及时找到一个代替日本人的新魔鬼。这位雄心勃勃却头脑简单的将军大概是太自负了，以致未能了解，会让中国群众团结起来的因素并不是他，而是“魔鬼”日本所激起的民族激情。P151

哪怕在我们的不满是合理的情况下，我们的恨意主要仍然不是来自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而是来自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和懦弱——换言之是源于自卑。当我们自感比伤害我们的人优越，我们更可能的反应是鄙夷他们，甚至是可怜他们，而不是恨他们。P154

恨一个有不少优点的敌人要比恨一个一无是处的敌人容易。我们无法恨那些我们鄙夷的人。日本人占便宜的地方是，他们钦佩我们美国人要多于我们钦佩他们。因此，他们可以狂热地恨我们，而我们却无法多恨他们。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美国人在国际事务上是个差劲的仇恨者。P157

炽烈的恨意可以给空虚的生活带来意义和目的。因此，一个漫无目标的人要是想为生活找到新意义，办法除了献身于一种神圣大业以外，还可以培养狂热的悲愤。群众运动在这两方面都提供了无穷机会。P160

一个彻底团结的群体因为具有高度的模仿性，其弹性和适应能力也十分强大。它要采取革新措施或改变方向都轻而易举。这一点，从团结的日本和团结的土耳其能快速实现现代化可见一斑，反观中国和伊朗等国家，因为缺乏团结精神，接受新事物的过程就缓慢而痛苦。P169

就连宣传大师戈培尔博士(Dr. Goebbels)：在没有心防的时刻也承认：“如果宣传想要真的奏效，那它的后面必须时时刻刻备着一把利刃。”他又说：“不可否认的是，好的宣传总比没有任何宣传能多做一些事。”。这不啻是自辩之辞了。P172

在受到强制而皈信的人之中，暴力也可以孕育狂热。有证据显示，受强制而皈信者，其对新信仰的狂热程度，并不亚于受说服而皈信者，有时甚至犹有过之。“违反自己意志而屈从的人还是保持着自己意志的”一说并不总是真的。伊斯兰教是凭着武力传扬开来的，但被逼皈信的穆斯林流露的虔诚，比第一批皈信的阿拉伯人还要强烈。P174

基督宗教色彩强烈的历史学家赖德烈(K.s．Latourette)就不得不承认：“不管耶稣的精神和军队有多么不相容，也不管承认这一点有多么让人不愉快，前者往往是靠后者才能存活，却是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让基督宗教得以成为一种世界性宗教的，乃是尘世之剑。征服与说服手段相伴而行，而后者往往是前者的借口和工具。P175

路德最睿智的副手梅兰希通(Melanchthon)不讳言，“没有在位者的帮助，我们的教规能成为什么呢？不过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法则罢了。”p176

认为群众运动不可能用武力来制止，是不确之见。哪怕是最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一样可以用武力制止之，粉碎之。但必须是无情和坚决的武力。这正是信仰不可少的地方。因为无情和坚决的迫害只能来自狂热的信念。P177

                                                                                                                                                                                                      吴砺

                                                                                                                                                                                                      2016．2．9

吴砺

选自待出版的散文集《致远方朋友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