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深远的桐城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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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城歌谣是安徽桐城市的地方民歌，是劳动人民集体口头创作的一种韵文形式的民间文学，融词、曲、表演为一体。桐城歌谣由山歌、民谣、小调组成，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影响广泛而深远，现已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间歌谣是各种诗体的乳娘，历代诗歌都与民歌有着很深的渊源。唐代诗人曹松，是桐城文人中率先进入文学史册的，他的传世作品《曹梦征诗集》，感慨讽喻、长于写实的创作方法，明显地汲取了桐城歌谣的营养。如此可推断，桐城歌谣的起源可上溯到唐以前。明代中叶，桐城歌谣已经兴盛，不仅成为当时安徽的主要本土民歌，而且影响到湘、鄂、赣及浙西等广泛地域，形成了一条特色鲜明的“桐城歌谣文化带”，正如明朝学者沈德符在《顾曲杂言》中指出：“……嘉、隆间，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桐城歌’、‘哭皇天’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

　　与其他地方民歌相比，桐城歌谣的特征十分明显。最具特色的体式是“桐城五句型”，其余的四句和多句，是根据五句这个基本句式，按照所要表达内容的需要蜕变发展而成。在语言艺术风格上，桐城歌谣含蓄、凝练(很少用衬词衬字)，韵味十足，饶有情趣。叶桂刚在《中国古代歌谣精品赏析》中，对其语言艺术作了深刻、具体的探讨，称《素帕》“使用了双关的表现手法”，《灯笼》“巧妙地运用比喻的双关”，《塔》“用的是‘桐城时兴歌’中常用的比喻和象征”等。另外，桐城歌谣与其他歌谣一样，有歌唱，有吟诵，但其歌唱以抒情为主，音调铿锵，韵律和谐，节奏明快，清代桐城先贤姚兴泉在他的《龙眠杂忆》中，对其音律作了言简意赅地表述：“调最高而音极响，扬抑疾徐，自然合节”，“实非寻常吟咏”。

　　桐城歌谣因体式独具特色，语言优美，曲调和谐，很快博得当朝学界的高度重视，加之刊布成帙，流传广泛，所以，《明代杂曲集》收载桐城歌谣25首，冯梦龙的《明清民歌时调集——山歌》收录桐城歌谣24首，《中国古代歌谣精品赏析》、《中国古代民歌鉴赏辞典》、《情歌五唱——中国古代民间情歌选》、《中国情歌》等辞书，均收录了桐城歌谣。

　　桐城歌谣的主要价值，首先是对黄梅戏的形成起到了基因性的孕育作用。桐城歌谣流布湖北黄梅一带后，给当地的黄梅(采茶)调提供了丰富的文学食粮；充实提高后的黄梅调进入安徽安庆后，由于桐城歌的再次融入，引发了黄梅调向黄梅戏的急遽嬗变。如桐城歌谣中的《乖姐与黑郎》、《妹子跟我保快乐》等，是男女交流的表演唱，它的加入，使黄梅调顺利向戏剧过渡；如《太平灯歌》等，不仅有白有唱有对答，而且有行当有装扮，人物以角色自居，表演者有明确分工，它的改版，使黄梅调迅速获得“演”的品格，完成了黄梅调向黄梅戏的整体移位。另外，桐城歌谣对戏剧演员的文化熏陶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黄梅戏表演艺术大师严凤英就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当代黄梅戏一级演员韩再芬，为进一步唱好黄梅戏，特地学习桐城歌谣中的方言和土语，体悟黄梅戏的“原生态”。可以说，研究黄梅戏的起源和原生态，就不能不认真地研究桐城歌谣。

　　桐城歌谣由于流布广泛，有着很强的文学与艺术性，所以对不少地域的民歌起到了“范本借鉴”的作用。桐城歌谣中广泛流传的主要是其情歌，情歌的句式多为“桐城五句型”。冯梦龙收进《山歌》中的吴中山歌，不难看出其借鉴了“桐城五句型”，而且歌词中出现了大量的桐城歌谣词汇和桐城方言。鄂西土家族的女儿会情歌，原多为四句子和穿号子结构，到明代冯梦龙《山歌》的问世，“桐城时兴歌”的五句式便打破了它以前的对称式律诗结构，女儿会情歌在原四句的基础上逐渐增补为五句，由此加重了语气，拓深了意境。桐城歌谣对早期的扬州清曲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其曲调至今仍为扬州清曲经常演唱的传统曲调。

　　就本邑而言，桐城歌谣具有对相关的人文学科的研究价值，生产劳动中指挥劳动和调节气氛的实用价值，交往的礼俗价值，民众生活伦理教化的教科书价值，节日与休闲的娱乐价值，而且对桐城文人产生了很大影响。清大学士张廷玉等人的《山中暮归闻樵歌》、《棉花谣》等，都是直接源自民间歌谣而略加修饰润色的作品；像方以智、钱澄之、方贞观、马苏臣等人，也喜用民歌节调，诗中多以竹枝、山歌言地方风俗、男女情爱。当然，桐城文人的作品不断涌现，对提升桐城歌谣的品位和流布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桐城歌谣因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上世纪五十年代，桐城市人民政府先后拨出专项经费，用于搜集桐城歌谣，筛选、整理出150余首，虽经文革浩劫，仍有近百首传承于世；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市文联一批文艺工作者搜集整理原始民间歌谣8000余首，灌制录音磁带100余盒，拍摄照片500多幅，先后整理出版《桐城歌谣》和《桐城传统儿歌三百首》。为进一步发掘、保护、研究桐城歌谣，桐城市建立了长效管理机制，努力让桐城歌谣再次唱出桐城，唱红安徽，唱响全国。

（来源：桐城新闻网  作者：汪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