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日报：融入铜陵后的桐城派与枞阳文化

张本龙 · 发表于 2016-3-4 20:00:52

　　随着新一轮区划调整方案的实施，枞阳县整体划入铜陵市，今日的铜陵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地域面积由1120平方公里增加到3300多平方公里。枞阳是桐城派文化的发源地，因为桐城派“三祖”方苞、刘大魁、姚鼐均生在枞阳，长在枞阳。铜陵作为新兴的资源性工业城市，在拥有悠久灿烂的铜文化和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之上，又增添了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源远流长、名人辈出的枞阳优秀文化。

　　枞阳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在安徽省共计100位历史文化名人中，枞阳县就有11位。枞阳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三千多年的建城史、两千多年的建县史，是我省文化大县之一。旧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枞阳横埠镇一带生活，在战国时代，枞阳的楚文化与中原、吴越文化交融，产生了枞阳第一次文化高峰；西周时，周王朝分封诸侯，在枞阳设立宗子国。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106年）始设枞阳县治，汉武帝南巡至枞阳，作《盛唐枞阳之歌》。枞阳从秦汉到唐宋的一千多年间，人口的大幅度、大范围流动和长江水运的便利催生了枞阳的第二次文化高峰；元末明初，出现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徽州和江西等地的民众纷纷迁入枞阳及周边境内，受此影响，枞阳文化顺应历史潮流，传承儒学之风日盛，崇文尚读、穷不丢书的学风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到了17世纪，以明末清初大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方以智的横空出世为标志，枞阳文化进入了第三次高峰。而桐城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文化的兴盛，则是枞阳历史上出现的第四次文化高峰。

　　桐城派在清代绵延200余年，是清代文坛上显赫一时、风靡全国、影响深远的古文创作理论体系，蔚成“天下高文归一县，遂令天下号宗师”的文化奇观。桐城派从枞阳走向全国，南极湘桂，北被燕赵，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久，享有“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的盛誉。桐城派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受枞阳优美的自然环境与深厚的社会文化风气的浸染。枞阳历来具有“襟江怀湖”的地理区位所形成的开放性，境内有近百公里长的长江水道，菜籽湖、白荡湖、陈瑶湖、枫沙湖星罗棋布，浮山、旗山、岱鳌山、大青山、白云崖还有大片的丘陵地带又使之具有相对的“封闭性”，有着“世外桃源”般的悠闲与纯净，山水奇秀、民风淳朴、百姓殷富，崇文尚读、尊师重教蔚然成风；黄金水道长江和众多湖泊使桐城派的文人特别是“三祖”方苞、刘大魁、姚鼐得以方便地往来于京师北京和南京和扬州、安庆、徽州等府郡为官著述，传道授业，切磋交流。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说过：“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我们现在一说话就蹦出来的那些东西，都是小时候记下的。语文课应当学古诗文经典，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

　　桐城派代表作家方苞、刘大魁、姚鼐的古文《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登泰山记》等曾多次入选大中学校文科教材，作为古文经典范文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桐城派作为一个流衍甚广、影响至深的文学流派，师从韩愈为首的唐宋八大家和明代归有光的古文，长时间占据清代文坛的正宗地位。纵观桐城派文化的兴盛与流变史，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灿若星河的中国文学史中，桐城派以其特有的正统性、开放性、包容性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桐城派代表性人物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奉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信念，他们在人生启蒙阶段就在私塾学堂接受儒学教育，寒窗苦读，靠儒学安身立命；他们恪守程朱理学，尊崇儒家思想文化，与清朝的道统相一致，体现了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也迎合了清朝统治者的需要。方苞以儒家经典为准，首创“义法”文论之说，义即言之有物，要有思想内容，不能空洞，法为言之有序，强调文章要有条理性和逻辑性，提倡文道合一。方苞的“义法”说，重视义理精当、深刻，他认为“义以为法而经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义与法相互交织，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义法”说对古文的文体、立意、构思、选材、结构、语言、风格及其相互关系都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和总结，在继承前辈古文派创作实践和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古文理论体系，是自有古代散文理论以来最切实、最完备的文章学。方苞著作等身，著有《方望溪文集》等专著、文集、读书札记51多种，也因此被称为桐城派开山鼻祖。

　　刘大魁师从方苞，在“义法说”的基础之上，又提出了“神气说”。他认为，“神气”是古文中最精妙的境界，是洋溢于文章字里行间的气势和所体现的风格特征。“盖音节者，神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也就是说，古文写作应在“字句中讲究音节，在音节中体现神气。”刘大魁的古文不仅有“神气”，更有进步的思想性和深刻的批判性。

　　而刘大魁的得意门生姚鼐则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提出古文创作应当关注义理、考证、辞章三个方面，“必兼收之，乃足为善”。姚鼐还提出“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是“文之精”，格、律、声、色是“文之粗”。抽象的神、理、气、味要通过具体的格、律、声、色来体现和把握，并要在领悟神、理、气、味之后，摆脱格、律、声、色的束缚，从而进入“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的境界。他创造性地提出“阳刚阴柔美论”，认为文章风格美要“得乎阳刚阴柔之精”，刚柔相济，相发相成，他完善了方苞、刘大魁的古文创作理论体系，撰写了《惜抱轩文集》，选编了《古文辞类篡》一书，进一步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近40年，培养出梅宗亮、管同、方东树、姚莹、刘开等一大批桐城派得意弟子。

　　桐城派是一个独具特色、影响广泛、意义深刻、闪烁着历史人文之光的文化现象，是我们值得永远继承和弘扬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对桐城派的研究和发掘，国内外高度重视，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出现了桐城派文化研究的学术高峰，涌现出一大批卓有建树的理论研究成果，就省内而言，安徽大学、安庆师范大学均成立了桐城派文化研究中心，省社会科学院和桐城市分别成立了桐城派文化研究会，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成立了桐城派学术研究中心。

　　对桐城派的研究、发掘、传承，我们要摒弃狭隘的地域观念，树立开放思维和战略思维，因为桐城派的影响范围和体系形成都是超越地域概念的，围绕桐城派三祖和师事、私淑或膺服他们的作家，遍及全国19个省市达1200多人，传世作品2000余部。1858年，曾国藩作《欧阳生文集序》，写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自此，以桐城地名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曾国藩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中首次提出桐城派的第一人。桐城派之后又派生出以恽敬、张惠言等为代表的“阳湖（今常州市）派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乡派”。因此可以说，桐城派因桐城（枞阳）而名，但又不局限于桐城（枞阳）这一城一域，它是一个开放性、包容性很强的文学流派，占据清朝文坛盟主地位200多年，它的兴盛衰亡几乎与清王朝的兴亡相始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桐城派所产生的作用，所建立起来的文化地位是不可磨灭的，其巨大影响、波及力以及对近现代地域文明特别是皖江流域文明的浸润程度，是别的文化现象所难以替代的。

　　枞阳是文化大县，历史文化资源丰厚。桐城派是其历史文化遗产宝库中的杰出代表。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食古不化，又不能数典忘祖，桐城派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科学性和众多的积极因素，对于今天我们建设文化强市、文化强县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我们应当从中取其精华、吸其营养，去其糟粕，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同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反对国粹主义和复古主义，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创新的精神理念，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入研究、发掘、传承好包括桐城派文化在内的枞阳优秀历史文化。

　　建议市县联手，市县融合，共同推动文化强市的建设与发展，努力使铜陵的历史文化遗产焕发新的生命力。可以联合铜陵学院、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和市县委党校、文联、社科联的力量，由文化主管部门牵头筹备设立桐城派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桐城派文化研究协会，面向海内外的桐城派文化研究者和传承人士广泛征集，筹备举办桐城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与铜陵市青铜文化博览会暨青铜文化国际学术论坛同期举行；加快铜文化、桐城派文化与枞阳优秀文化的融合发展，铜陵市人大可以就铜陵历史文化名人（如陈翥、盛度、左光斗、方以智、方苞、刘大魁、姚鼐等）遗址遗迹，铜文化、枞阳文化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地方性立法；市县文物部门可进行一次铜文化、桐城派文化、枞阳文化及文物的全方位普查，桐城派“三祖”所在的乡镇可申报历史文化名镇，枞阳县可创造条件尽快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可规划设立铜陵历史文化名人馆和桐城派名人馆，可在市区和枞阳县各大公园、广场精心设计、制作桐城派三祖方苞、刘大魁、姚鼐和其他历史文化名人的铜雕像，在市博物馆已经展出枞阳历史与文化特展的基础上，“十三五”期间可在市县规划设计建立专门的桐城派文化博物馆和枞阳优秀历史文化展示交流中心。在枞阳县和义安区实施“乡村记忆”文化工程，形成一批集桐城派文化、枞阳优秀文化、美丽乡村建设与乡贤文化、孝道文化、东乡武术文化、摩崖石刻文化等于一体的“活态化”的乡村博物馆。做好铜陵红色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对新四军铜陵活动旧址、铜陵支队、渡江战役中线指挥部等进一步保护、修缮，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铜都精神；要加强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文艺创作，聚集铜陵历史文化名人和桐城派代表人物，推出更多的原创精品力作，运用文学、戏剧、影视、动漫、网络传播等诸多形式，彰显新铜陵文化的品位和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