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交替时期的桐城诗歌

张本龙

晚清以降，中国旧体诗坛在同光体诗风的影响和推动下，出现一大批诗人，他们以“不墨守盛唐规矩”相标榜，自开一代诗风，其代表诗人是沈曾植和陈三立。值得注意的是，沈曾植、陈三立两位诗坛大家与桐城皆有交谊。
沈增植学问淹博，通史学，穷研佛典，亦工诗，因其在光绪年间任过安徽布政使，周围聚拢了一大批文朋诗友。而晚清桐城人姚永朴、姚永概兄弟便与沈曾植相友善。姚永朴有《怀故方伯沈乙庵先生曾植》一诗。姚永概在南京时还与陈三立父子往来频繁，他曾有诗《题师曾槐堂图兼寄散原老人》，陈师曾即陈衡恪，是陈三立(散原老人)的长子，近现代著名画家、艺术教育家。陈师曾读姚氏《西山精舍记》，慨然作西山精舍图。姚永概有古体《陈师曾衡恪为画西山精舍图赋谢》答谢：“陈郎知我苦忆山，弄笔戏向宣溪白。须臾扫出好林峦，便已置我当时宅。”、“前有涪翁今尔翁，山川信美吾心省。陈郎何不持此笔，写尔故乡清绝境。”
“同光体”诗人注重抒写自己的感受，言之有物，喜以虚字和新名词入诗。这一时期的桐城诗人与乡先辈一样，大多不囿于书斋，喜游历，与外埠的交游，与同光体重要诗家们燕集酬唱，使得他们眼界大开，因深受其影响，笔下多清新之词，鲜活物事。如姚永概赠陈师曾诗中有“陈郎陈郎君知不？乐事不数公与侯。堂上大母杖白头，种花一院蜂声幽。家公四十官罢休，督率儿子诗礼修。”即以新词入诗，读来如数家珍，清疏活泼。晚清桐城诗人以姚永概、永朴、永楷、马其昶、方守彝等成就最高。他们在世纪之初承上启下，开启了现代桐城旧体诗坛。
抗战时期，山河破碎，人民流离，最能引起诗人们以诗为史，抒写家国情怀。以方守敦、孙闻园、苏艺叔、姚孟桢、马厚文为代表的一批桐城诗人群体，生于乱世，世象纷纭，他们前期的诗作大多或咏山川花木，或咏师友道谊，乃至乡梓教育文物。日寇铁蹄踏进桐城土地，诗人们不再吟风弄月，而以诗为武器，纪录史事，抒写心中的悲愤。如方守敦的《拆城诗》云：“四百年间大变革，伤心青史不堪书。”痛斥当局罔顾民意，拆除桐城古城墙，一唱三叹。姚孟振的《戊寅杂诗二十首》，如杜甫之《兵车行》，寓情于叙事之中。这批诗人中尤其马厚文的长诗《城劫前、后篇》以文入诗，真实地纪录了敌寇在桐城犯下的滔天大罪。苏艺叔于抗战期间避乱桐城黄甲铺，面对栲栳山水，流民遍野，每有慨叹，皆有麦秀黍离之辞。苏艺叔有《息深轩诗稿》行世，其中以《藏湾集》最能见其忧国忧民之情怀。可以说，这一时期大多数桐城诗人所写诗作，都能抒离乱之悲哀，发爱国之忧思。
新诗的辉煌
随着现代新诗的勃兴，桐城出现了两颗耀眼的白话诗之星，那就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方令孺和方玮德。
“新月派”是中国新诗史上一个重要流派，活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代表诗人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陈梦家、梁实秋等。方令孺是新月派中仅有的两名女诗人之一(另一人为林徽因)，这两位新派才女，又都长相极美，可以想见，在当时的中国诗坛搅动了一池春水。方令孺在方家大排行中称九姑，新月派诗人也都亲切地称之为“九姑”。九姑的名号估计是方玮德带入新月派中的，方玮德是方令孺大哥方孝旭长子，他虽称方令孺为九姑，其实只比方令孺小11岁，只是这位天才少年死得太早，他于1935年去世，只活了27岁，却出版了诗(文)集四部(《玮德诗集》《丁香花诗集》《玮德诗文集》《秋夜荡歌》)，他是新月派后期代表诗人，与陈梦家齐名。他是徐志摩学生，和乃师一样才华横溢，长相俊美，神采飞扬。他喜穿一袭白长衫，真乃翩翩浊世佳公子。1935年9月他病逝于北平德国医院，天妒英才，他的早逝令当时文艺界痛惜不已，许多名家为其撰文悼念，林徽因、吴宓、黎锦熙、宗白华、卞之琳等皆有诗文，北平的《晨报》为他出了纪念专刊，九姑方令孺更是哀痛不已，写了长文《悼玮德》。
方玮德像一颗流星一样，倏忽之间，发出璀璨之光，然后遽然而逝。但它毕竟照亮过中国诗坛，当然更光耀了桐城诗坛。
虽然有方令孺和方玮德两位新诗代表，但与他们同时期接受新旧式双重教育的一批专家学者，如方东美(《坚白精舍诗集》)、朱光潜(著有《诗论》)、吴闿生(编有《晚清四十家诗抄》)、潘田(有存世诗稿2000余首)、潘赞化(《二明亮轩诗集》)、方林辰(有诗集《拾烬瞑云馆诗稿》)、吴光祖(《回照轩诗稿》)、孙闻元(有诗集存世)、马厚文(编有诗集《桐城诗选》《鸦山皖水诗稿合选》)等，他们大多在新式学校办教育，以白话文写文章，但在诗歌创作方面，仍以旧体诗为务。
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现象是：虽然民国时期桐城出现了两位新诗之星，他们的耀眼光辉照亮了中国诗坛，启发了无数新诗作者，却没有影响到身边人。所以，民国的桐城诗坛，依旧是旧体诗的天下。方令孺、方玮德是两位绝无仅有的新体诗人，其他皆为旧体诗人，就连方令孺的兄妹，如方孝旭、方孝岳、方孝博、方令完(女)，方玮德的兄弟行方祚德、方筠德、舒芜(原名方珪德)，以及表兄弟马茂元、吴孟复等，也都是旧体诗人。
一门之内，新旧并峙，也是一幅奇妙的景致。
新月派闪耀之后，桐城新诗的辉煌时期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到来。
1976年，中国政局大变化，新时期文学拉开了序幕。诗歌创作走出地下，出现井喷现象，陈所巨应运而生。这位文革前从桐城中学毕业，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在大学时即开始诗歌创作，但文革十年，他只是默默积累，像许多同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忍辱负重。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农村改革开放，陈所巨的诗歌创作也找到了突破点。他以饱满的热情，歌颂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新气象，诗风清新优美，宛如田园牧歌，诗人公刘以《田野音乐会上的歌手》为题，为其撰写诗歌评论。1979年10月《安徽文学》推出“新人十三家”栏目，陈所巨是其中之一。同年10月，组诗《早晨，亮晶晶》在《诗刊》发表，被誉为“新田园诗”，引起轰动。1980年7月，陈所巨参加了诗刊社举办的首届“青春诗会”，与会者有舒婷、顾城、梁小斌等17人，来自全国各地，是各种诗歌流派的代表性诗人。从此，陈所巨的诗歌在全国范围产生了广泛影响，是“新乡土诗派”领军人物。但此后，他的诗风多变，并不仅仅局限于乡土题材。
陈所巨是个高产作家，一生创作发表诗歌2000余首，出版诗集《乡村诗草》(与郭瑞年合著)《在阳光下》《阳光·土地·人》《玫瑰海》《回声与岸》等。惜乎天不假年，陈所巨于2005年9月病逝于桐城家中，终年58岁。他的英年早逝，同样令当代诗坛痛悼不已。作为纪念，安徽文艺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七卷本的《陈所巨文集》，其中四卷为诗歌。
陈所巨的新田园诗在1980年代影响了全国诗坛，带动和影响了一大批年轻诗人。桐城当然也不例外，1980年代，一大批年青人拜陈所巨为师，学习诗歌创作。
陈所巨之后，又一位在中国诗坛闪亮登场的诗人陈先发，再创新世纪桐城诗歌的辉煌。
陈先发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早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就是“复旦诗社”的灵魂人物。1994年，陈先发出版了诗集《春天的死亡之书》。其时，他已经被誉为与海子齐名的安徽籍诗人。  2005年，陈先发又出版了诗集《前世》，2011年再出版诗集《写碑之心》，并提出“本土性在当代”、“诗哲学”等诗歌主张，引起当代诗坛强烈关注。他是当下中国诗坛重要诗人之一，也是新世纪桐城诗歌的领军人物……
旧体诗余绪
新中国成立后，旧体诗虽然不再是诗歌写作的主流，但仍旧被许多人所喜爱。尤其是古典文学功底深厚的桐城，至今仍有一大批旧体诗的拥趸者。当代旧体诗坛名家许永璋、唐济、方任安等皆是桐城籍人士。
与解放以前不同的是，在桐城，旧体诗人队伍发生了变化，知识分子与工农齐声讴歌，以旧体诗形式注入新的时代内容。这一时期代表诗人还有远在海峡对岸的张漱涵，有长年耕耘在教坛上的优秀教师江兴元、方任安、毛伯舟、江满春、吴鸣震、杨安邦以及其他领域里如李革飞、张复礼、光鉴汉、盛东桥、谢绍安等一批诗家。他们的诗作讴歌新中国，关注时代发展，赞美祖国山河，吟咏身边一物一事，感情真挚，格调高雅，格律工整。
文革前后，桐城旧体诗坛一度沉寂。诗人们静观时势动态，缄口不敢言。而一向鲜为人知的一批乡村宿儒，甘于贫困，依旧吟咏不辍。这些诗人大多为旧社会过来的读书人，被时人视为“四类分子”，但他们有塾学根底，经历坎坷，皆有君子特质，他们困居僻壤，与饥荒劳苦作斗争，穷且益坚，所写诗作工整合韵，诗风沉郁。其中韩泽忠先生《送友》云“春回大地我忘机，千里江南客子归。别后愁肠难尽述，相逢未语泪先挥。”真挚动人，代表了特定时期那一群诗人不甘沉沦，热爱美好人生写友朋情谊。
当今诗坛，旧体诗虽不能与当下桐城其它文学体裁齐驱并进，但一批诗坛新宿正以其醇厚的诗作奉献给当今时代。“歌诗合为时而作”，中国文艺繁荣离不开中国传统古典诗词这枝奇葩，桐城诗坛亦不例外，一份《桐城诗词》刊物，从一九九一年创刊至今，已有二十五期、近百名作者、近万余首诗作问世。虽然诗人队伍中对旧体诗技法熟稔程度不一，格调意境高下不同，但诗人们对古典诗词的热爱程度不会逊于以往。
文章桐城，同时也是诗歌桐城。有人说，“行尽桐城都是诗”，诗歌是灵魂最好的滋养。它源远流长，也必将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发展。

陶公

张本龙 发表于 2016-3-11 11:21
晚清以降，中国旧体诗坛在同光体诗风的影响和推动下，出现一大批诗人，他们以“不墨守盛唐规矩”相标榜， ...

方令完是我小学老师，抗战胜利后重庆归桐。李格非解放初期秧歌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