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教育家丰子恺与安庆学者朱光潜艺术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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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J) g2 A+ e6 q　　著名漫画家、文学家、翻译家、音乐和美术教育家丰子恺曾到过安庆，与安庆名人朱光潜、徐中舒等也有过一段往事，至今还是令人回味的。在上世纪20年代，丰子恺最早认识的安庆人，就是著名的美术史学家、美学大师朱光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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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子恺与朱光潜的交往友谊

　　朱光潜(1897—1986)，笔名孟实、孟石，安庆桐城人。1922年夏，朱光潜于香港大学毕业，后通过同班好友高觉敷的介绍，结识了吴淞中国公学的校长张东荪。旋即应张校长之约，到中国公学中学部任英文教师。不久，学校在军阀混战的江浙战争中倒闭了……朱光潜便由其上海文艺界的朋友夏丐尊(丰子恺的国文教师)的介绍，到浙江上虞白马湖的春晖中学教英文。在短短的几个月之中，朱光潜与丰子恺、朱自清等教师成为终身的好友。丰子恺在课余或闲暇时，经常与朱光潜等人志同道合地探讨教育。他们结庐湖畔，饮酒酬唱，谈艺论文，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丰子恺吃酒后，往往是面红耳赤，欣然微笑，与人一团和气，而且常常是找一张纸来乘兴速写几笔漫画。此后他制成木刻画，给朱光潜看。朱看后很是欣赏，但却少发议论和评价。在春晖中学几个月后，由于中学校长的专制作风，朱光潜等人愤起辞职，离开学校，到上海另谋生路。丰子恺也跟着朱光潜到了上海。在匡互生等人组织下，丰子恺、朱光潜和茅盾、陈望道、叶圣陶、胡愈之、夏衍、徐中舒、周予同、刘大白、陈之佛几位朋友参与成立了一个立达学会，在江湾办了一个立达学园(丰子恺任常务委员兼西洋画科主任，朱光潜、徐中舒等任委员，朱光潜在学园教英文)。开办的宗旨是坚持教育独立自由，矛头直接针对北洋军阀的专制教育。子恺和光潜等人还办了与立达学园紧密联系的一个开明书店(开明即启蒙的意思)，和一个刊物(先名《一般》，后为《中学生》)刊物对象是以中学生为主的青年一代。(这家书店就是解放后由叶圣陶在北京主持的青年书店，也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学会、学园、刊物的诸多事宜，丰子恺都是与朱光潜、徐中舒等人一起积极筹备、创办的。丰子恺总是笑容可掬地、尽可能多地参加繁忙事务，还能给人以清闲自在的风度。光潜此时注意到子恺不仅是一个画家，还是一个肯实干的热心人。他们在办学办刊中宣传和实施着自己的抱负，只要有闲暇，子恺就同光潜等人保持着嚼豆腐干下酒谈天的老习惯。子恺仍然要搞他的漫画和木刻。光潜常用“清”、“和”两字来概括子恺的人品，还称赞他胸有城府“和而不流”。光潜回忆说那时子恺的神态是经常在欣然微笑，无论对他的知己朋友，对他幼小的儿女，还是对自己的漫画和木刻，他总是浑然本色，既好静又好动，没有一点世故气。子恺是弘一法师(李叔同曾在浙江第一师范当绘画、音乐老师)的的学生和徒弟。在人品、画品方面都受到弘一法师的熏陶。在白马湖春晖中学时，光潜看到弘一法师偶尔也来看徒弟子恺。丰子恺一度随弘一法师持佛、吃素。

+ r0 H6 j' {/ `# K% \3 s- g- r2 g3 U　　1925年，朱光潜考取安徽的官费留学生，留学英国。光潜留学英、法、德8年，与丰、子恺人分两地，鸿雁传书。1933年光潜学成回国后，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所的徐中舒(安庆怀宁人，朱光潜在武汉高师的同班好友)的介绍到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处，把光潜的《诗论》初搞给胡适作为资历的证件。这样，胡适就聘朱光潜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讲授“西方名著选读”、“文学批评史”等。朱还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清华大学中文系(朱自清任主任)研究班讲课；后来朱光潜的留法老友徐悲鸿又约他到中央艺术学院讲了一年的《文艺心理学》。期间，光潜和在上海的子恺聚少离多，各忙各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光潜应新任代理四川大学校长张颐的约请，到四川大学文学院当院长。在川大教书刚一年，国民党的陈立夫、陈果夫就要撤张颐的校长职务，改任他们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程天放为校长。光潜带头挥动“教育自由”的旗帜，掀起轰动一时的“易长风波”。后光潜应老乡(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之约，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朱一边教学，一边帮王校长调和校内湘、皖两派之争。此际，朱教学之余，还出了两本册子《谈文学》和《谈修养》。抗战期间，丰子恺也流落桂、川、贵一带，以教书和绘画为生。抗战胜利后，子恺与光潜在四川又重逢。光潜回忆说：“抗战胜利后，弘一法师去世。子恺还不远千里由贵州跑到四川嘉定，请马一浮为他的老师作传。当时我也在嘉定，乱离中久别重逢，他是欣然一笑。我从此体会到他对老师的情深之真挚……”。解放后，子恺和光潜都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子恺从上海来北京开会，见到老友光潜时仍是“欣然微笑”。在全国政协会上，他们一起共商国家大事……。会余，有时他们仍吃酒忆当年……。最后一次来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大会时，子恺的健康已不太好了。虽然子恺比光潜还小一岁，但其“黄昏思想”比光潜要浓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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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潜对子恺的评价是：“……他的画品就是他的人品的表现。一个人须是艺术家才能创作出真正的艺术作品。子恺从顶到踵，浑身都是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谈笑貌，待人接物，无一不是艺术的，无一不是至爱情深的流露。”对于子恺的画作，光潜认为可分两类：一是拈取前人诗词名句为题材的，如《指冷玉笙寒》、《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等；另一类：是现实中有风趣的人物剪影，如《苏州人》、《花生米不满足》、《病车》等。前一类不但有诗意，而且有现实感。人是现代人，服装是现代人的服装，情调也是现代人情调；后一类不但直接来自现实生活，而且也有诗意和谐趣。两类画都是纷纭世态中挑出人们所熟知而却不注意的，一鳞一爪，经子恺以点染，便显得微妙微俏，趣味隽永，令人“一见不返”。他的画风可以说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紧密结合。在光潜的眼中，子恺的文化教养是既广且深的，他早年学过西画，所以懂得解剖和透视。他到日本留学，接触日本的浮世画和日本文学，曾翻译过很多小说，晚年还翻译《源氏物语》那样的巨著。形成他的人品、画品的还是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他熟悉中国诗词，又从弘一法师学过音乐、书法、绘画，是颇有功底的。子恺还与光潜说过书画的心得：“……每逢画艺进展停滞，我就练习章草和魏碑，练一段时间，再回头作画就有长进，墨才入纸，用笔既生动飞舞又沉着稳健，不至于好像漂浮在纸上。”光潜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子恺的艺术作品，认为子恺的文学修养、音乐修养、书法、绘画从某个角度看出中国“诗中同源”和“书画同源”的道理。文化大革命中，子恺和光潜都遭到“四人帮”的无情打击。子恺的受人民大众喜爱的漫画被批得体无完肤而身心饱受摧残。1975年，这位上海文联原副主席、上海书画院院长积郁成疾，染肺病去世。光潜深为老友惋惜和鸣不平。光潜后来缅怀老友子恺时写道：“……他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漫画家和木刻家，他对画艺的功绩，将来历史会有公论的……他对艺术的忠实和对师友的风度，不禁有人往风微笑之感而已”。丰子恺一生著作很多，除绘画多册外，还写了《艺术概论》、《音乐入门》、《西洋名画巡礼》《丰子恺文集》和翻译著作等120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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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子恺说：安庆的坐车比起我们石门湾的……高明得多。

; F+ {2 i0 w2 u/ T+ r　　丰子恺到过安庆，但时间很短。他在《庐山游记》中写到安庆码头并上岸游玩一二小时，还画了《安庆所见》的漫画。文中写道：“……安庆的码头附近很热闹。我们上岸，从人丛中挤出，走进一条小街，逶迤曲折地走到一条大街上，在一片杂货铺里买了许多纪念品，不管它们是哪里来的。在安庆的小街里许多人家的门前，我看到一种平生没有见过的家具，这就是婴孩用的坐车。坐车圆柱形的，上面一个圆圈，下面一个底盘，四根柱子把圆圈和底盘连接，中间一个座位，婴儿在这座位上，底盘下面有四个轮子，便于推动。座位前面有一个特别的装置：二三寸宽的一条小板，斜斜地装在座位和底盘上，与底盘成四五十度角，小板两旁有高起的边，仿佛小人国里的儿童滑梯。我初见时不解这滑梯的意义，一想就恍然大悟了它的妙用。记得我婴孩时侯是站立桶的。这立桶比桌面高，四周是板，中间有一只抽斗，我小手靠在桶口上，脚就站在这抽斗里。抽斗底上有桂圆大的许多洞，抽斗下面桶底上放着灰箩，妙用就在这里。安庆的坐车比起我们(浙江原石门县玉溪镇，今桐乡市石门镇)石门湾的立桶来高明得多。这装置大约是这里子烦恼的劳动妇女所发明的吧？安庆子烦恼的人大约较多，刚才我挤出码头的时候就看见许多五六岁甚至三四岁的小孩子。这些小孩子大约是从子烦恼的人家溢出到码头上来的……“。安庆的坐车究竟怎样发明出来的，有待考证。此事也可见安庆人是肯动脑筋创新的！

来源：安庆晚报

作者： 张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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