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

弄月斋主

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  
传《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帖》卷，是一件传世有名的墨迹，为历代收藏家所宝重。原帖纸本，凡八接，纸质细腻光洁，古色古香，纵 26.3 厘米，横 322 厘米，行书，共 108 行，计 974 字。字大小不一，小者厘米见方，大者倍之。帖前衔款“魏太尉钟繇千字文右军将军王羲之奉敕书”，帖文开首“二仪日月，云露严霜”八句，可名逗成韵，其后则辞语杂凑，不能克读，结尾“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其文内容与世传梁武帝命周兴嗣所撰《千字文》迥异。  

在这卷墨迹上，藏印累累，据此可知其流传情况。卷后纸有“平海军节度使”朱文大方印，《石渠宝笈续编》考订认为是北宋附马都尉李玮的印。李玮（一作炜），字公炤，尚宋仁宗女兖国公主，曾做过建武（一作平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此印浑厚古朴，系宋印无疑，如《石渠宝笈续编》考订确属可靠，那么李玮应是此帖有迹可寻的第一个收藏者，此后便进入宋徽宗赵佶的宣和内府，现还保存着宣和旧装的痕迹。前黄绢隔水剩有的“御书”葫芦半印，前隔水骑缝处有双龙圆印、“宣和”连珠印，后隔水上的骑缝压角处有“政和”、“宣和”长方印，及后白宋覃纸中心的“内府图书之印”九叠文大方印，均是“宣和装”的印记。按“宣和装”形式，在后黄绢隔水与后覃纸上应有“政和”一印，现因残损已失，又原应有宋徽宗月白色绢签，也已失，现在的金书“晋王羲之临钟繇书”签题，大约是明人写的。  

后隔水上部有一“容斋”瓢印，《石渠宝笈续编》认为是南宋洪迈的印记，恐非是，待考。但此帖从宋徽宗内府流出之后，确经该书未见，故无从查考。以后则先后有明·孙凤《孙氏书画抄》（仅存目）、明末吴其贞《书画记》郑四、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六、清·顾复《平生壮观》卷一、清·高士奇《江村消夏录》卷一及《江村书画目》卷上、清·安岐《墨缘汇观》卷上、清内府《石渠宝笈续编》、近代裴景福（伯谦）〈壮陶阁书画录〉等书著录。又曾刻入明·王肯堂的《郁冈斋帖》及清内府《三希堂法帖》中，解放前有正书局曾影印出版。  

据此可知《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一帖，由来已久，流传有绪，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那么，它是否为王羲之真迹呢？何以其文内容与周兴嗣撰《千字文》迥异？  

自宋、元以来，一直认为此帖是王羲之真迹，但也不是没有人提出怀疑，所以王肯堂在刻入《郁冈斋帖》时，针对在周兴嗣之前不应有“千字文”这一观点加按语说：“观此帖者，大有宋版大明律之疑。”但是他却也为之辨解说：“不知阁帖之首，已有章草千文，虽未必是汉章帝书，亦可证千文不始于梁人矣。米元章书家申韩，岂妄许可者，亦称此帖毛力圆熟，定为右军书，临池之工，得不矜重奉为模范耶？”徐邦达先生考订认为，所谓汉章帝章草千文，实系后世伪造，米芾所见的王羲之千字文，大概是集王羲之的字，王肯堂的辩解是以伪证伪，误之又误的。  

首先定此帖是唐人所书的，是明末清初人吴其贞，他在《书画记》中说：“予初展卷，见其纸墨模糊，气色暗黑，疑伪造，及细阅数行，见纸露本色，精神迥出，抑且古香袭鼻，方信真为旧物，但未必右军耳，为唐人奚疑。”此论较为接近真实。然而，高士奇在《江村书画目》中云：“神品，不可多得，”当然相信它是真迹，才以重价购之。安岐《墨缘汇观》认为“其文不克读，盖初未编次，逮后梁武始命周兴嗣次韵耳。米海岳《宝章待访录》曾经记载。”他是相信了王肯堂的话。清代乾隆在帖后跋语中对此帖亦有所鉴定，他说： “此卷托名钟、王，故掇易其辞句，以别于周兴嗣，盖好事者为之。其用笔结体，绰有内史矩矱，向以为的系真迹，谛观之，南宋人藏，帖末有贾似道“秋壑图书”大方印，又帖中有“封”字印为证。 一些著录书认为此帖曾经进入金内府，其根据是卷中有“明昌御览”、“明昌宝玩”、“群玉中秘”等金内府印记。但是，北宋灭亡后，金与南宋相隔绝，入金内府的书画，不大可能流到南宋来。经徐邦达、启功等专家鉴定，认为金内府印均伪。卷后又有“端本”朱文大印一方，《石渠宝笈续编》认为是元朝内府“端本堂”的印玺，证明此帖曾入元内府。但元代张宴亦有“端本堂”，前黄绢隔水上有“张氏珍玩”白文方印。“端本”一印，究属元内府，还是他人，需要再考。《石渠宝笈续编》认为“张氏珍玩”一印是张霆发的，不知何据？可信为元人印记的是“欧阳玄印”。欧阳玄，字原功，号圭斋，元延佑中登第，官至翰林学士承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