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主人：探寻人类的起源》（三）

吴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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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和脂肪的另一个不那么危险的来源也许是钓鱼。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活动对于匠人（及其后继者）的重要性可能比现有的证据能够表明的还要大。水生动物的许多营养物质，例如（o-3脂肪酸，对于脑功能的正常发挥非常重要。猿类动物体内也能够合成这些营养物质，不过数量很有限，用于维持一个较小的大脑或许足够了。但是要想满足更大的大脑的需要，则只能从食物中摄取。有证据表明，能够吃到鱼类以及其他水生动物，很可能是过去大约200万年以来原始人类的大脑得以增大的先决条件。科学家们早就注意到，许多现代灵长类动物——例如猕猴——；都会吃水生无脊椎动物；有人甚至曾经亲眼看见过猩猩们在一起钓鱼的情景。在非洲大草原，当旱季来临的时候，池塘和溪流面积萎缩，甚至于枯，在这种情况下，早期智人不难抓到一些鱼。所以，这很可能确实是他们改善饮食的一个途径。P127

。尽管如此，有的研究人员还是认为，随着某些行为上的创新的出现（我们不一定能够在化石中找到相应的证据），匠人可能会积极地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去猎杀某些大型哺乳动物。他们的依据是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匠人的短途冲刺的速度比不上那些以捕食其他动物为生的四足食肉动物，但是他们臀部不大而双腿却很长，因此在长距离奔跑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会胜出。特别是在天气火热的时候，这些身材高挑的“两足动物”只需不断地走下去，就能够一直紧紧地追着某种动物，比如说，一只羚羊，直到它中暑倒下为止。

然而，这样的策略不仅要付出大量能量，而且也对原始人类提出了一些其他的要求：他们必须能够集中精神，视线牢牢盯住在地平线上移动的猎物；一旦猎物从视野中消失，他们还必须能够利用脚印、折断的树枝以及其他痕迹继续跟踪猎物。事实上，今天生活在非洲的狩猎—采集者群体仍然在运用这种狩猎方法。（他们非常明智地选择了走路或小跑，而不是快速奔跑，因为事实证明，在松软的地面上奔跑可能比在坚硬的地面上奔跑更加有害。）对于原始人类来说，这样做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也是应该的。这不仅是因为这些猎人的智力远远高于他们的猎物，而且还因为他们与他们的猎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生理差异。虽然大多数哺乳动物都比人类跑得更快，但是当它们在毒辣辣的热带太阳之下持续跑动时，却无法像人类那样及时把从阳光中吸收到的热量和自己运动产生的热量散发出去。如果不能躲在阴凉处，哺乳动物就只能通过急剧地喘气来散热。人类的体表没有覆盖着浓厚的皮毛，能够及时散热，而且，他们还可以通过出汗将体温降下来。因此，当其他哺乳动物中暑倒下时，人类却仍然安然无恙。P128

不过，如果把上面这些关于匠人的行为特征的猜测都合到一起，那么看上去就显得未免有点过于接近现代人类了。关于匠人的生活方式，这个画面似乎说服力不够。难道我们人类的主要行为特征是在如此久远之前就已经确定了吗？难道这些原始人类之所以还要再等上150万年，就只是为了让自己的脑壳能够长得更大吗？更加重要的是，这种“耐力狩猎”假说还会引发一系列疑问。其中一是，匠人是不是已经拥有了随身携带水的技术？因为出汗虽然：一种有效的散热方法，但是它同时也意味着人体水分的大量流失。大量出汗后，必须大量补充体液，因此要在炎热的热带阳光下漫山遍野地追逐动物，就必须随时可以有水可喝。但是，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匠人能够制造随身携带水所需的容器。P130

无论原始人类是怎样获得他们所需要的高质量食物的，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狩猎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昂贵（耗费能量极大）的活动。因此，对于肠道已经大幅缩短的原始人类来说，当务之急是如何从自己的狩猎成果中获取尽可能多的营养和能量。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我在讨论双足猿（可能存在）的食肉习性时，曾经提到，一种方法是将食物煮熟了之后再吃。生肉是非常难以消化的，除非你像狮子或鬣狗一样，有专门用于消化生肉的消化系统。以黑猩猩为例，它们在吃到肉后，会咀嚼很长时间才吞下去，然而即便如此，并且经过了硕大的胃和极长的肠的消化之后，它们排出来的粪便中仍然包含着许多未消化的肉。灵长类动物的消化系统几乎无法从生肉中获取营养和能量。但是，“烹饪”则可以改变这一切。事实上，把食物恰当地煮熟了再吃的好处简直数不胜数。如果烹饪得好，各种食物——而不仅仅是肉类——都会变得更易嚼烂、更易消化吸收。烹饪还可以杀死细菌、除掉食物中的毒素。经过烹饪之后，食物保存的时间也更长了。当然，烹饪还可以使食物更好吃。无论原始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烹饪”的，这种技能都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然而，对于像匠人这样的原始人类来说，“烹饪”活动真的是他们“繁荣兴旺”必不可少的吗？在很大程度上，这仍然只是一种猜测。因为烹饪的前提是对火的熟练掌握，现在几乎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匠人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有迹象表明，有些原始人类生活  112的地方曾经被火烧过。P131

在这个阶段，早期原始人类充其量只能算是业余的猎人。他们刚刚进入这个“行业”，仍然处于学习曲线的最低位置。事实上，尽管我们人类今天已经成为顶级捕食者，稳居食物链最顶端位置，但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值得炫耀的技术，仍然未能帮助我们完全摆脱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阴影。当你看到在山林探险的人被山狮攻击，当你看到手持弓箭的猎人被熊逼上了树的时候，你肯定会想到这些。如果匠人掌握了用火技术，那么火就可以成为他们阻吓捕食者的有力工具，这能够弥补他们投掷能力有限的缺憾。如果你愿意接受其他一些假设，那么你就会承认，火的使用所带来的影响极其深远。一些权威学者甚至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智人的许多行为特征，包括极高社会性和合作程度，全都源于原始人类群体内部的亲密关系，因为他们会在火堆旁边挤成一团，一方面为了取暖，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自己不受食肉，动物的伤害。事实上，无论是在人类演化的早期历史上，还是在现在，人们确实都会这么做。P133

匠人的活动范围的大小还受到女性成员的走动能力的制约。婴儿出生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完全没有处理能力，照顾他们的责任则落在了妇女身上。在一般的灵长类动物当中，刚出生的幼崽就能够牢牢地抓住母亲的皮毛，虽然需要不时哺乳，但是母亲带着幼崽四处走动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如果只有一个或两个而，匠人的母亲可能没有可供婴儿抓握的皮毛，因此带着发育得非常缓慢（与动物相比）的婴儿到处走动实在是一件苦差事。另一方面，对于婴幼儿来说，四处漂泊也会很辛苦。事实上，田野考察记录表明，在许多生活环；b<境与匠人差不多的现代狩猎一采集群体当中，群体成员们都非常重视常重视控制人口增长。例如，生活在非洲南部的卡拉哈里地区的桑人妇女会用母乳喂养婴儿，一直到他（或她）长大到四周岁为止，这样一来，她就可以使自己的催乳激素维持在较高水平，从来有效地抑制排卵。几乎可以肯定，由于婴儿和青少年死亡率较高，匠人母亲可以照顾的婴儿的最大数量应该不会太大，而且这个结果本身就有利于维持适度的群体规模。可以想象，在这些群体中，背负着抚育婴儿的重担的女性能够从与她们关系密切的男性那里得到不少帮助，但是，在那个时候，原始人类群体内部真的已经出现了稳定的、长期的男女关系了吗？我们只能猜测。P136

然而，尽管我们推测能力有限，我们还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毋庸置疑的结论，即手斧的发明表明——或者至少反映了——原始人类的认知能力出现了某种飞跃（相对于那些制造出了最早一批石器的“双足猿”而言）。能够根据同一套规则制造出同样的工具，如手斧制造者所做的那样，这个事实意味着，对于什么是好的和合适的工具，大家已经有了某种“集体认同”，在许多时候，这被认为是“早期原始人类”( proto-human)行为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划界性标志。但是，这种认知上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 呢？是不是说原始人类的头脑所真正关注的东西已经发生改变了呢？或者说，从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反应这个角度来看，这种“认知飞跃”究竟反映了什么东西呢？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能够告诉我们答案的化石记录。P148

根据最新的地质分期，冰河周期的开始（距今大约260万年前）同时也是地质学家所称的更新世（“最近的时代”）的开始。更新世一直延续到距今大约1.2万年之前，那也正是最后一个大冰盖退缩  148的时候。在那之后，就进入了地质学家所称的全新世（“彻头彻尾最近的时代”）。事实上。如果不考虑我们人类的影响，事实上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现在已经走出了冰河周期。因此，无论你怎么定义人属，它都是更新世的产物。关键是，我们的祖先是在一个时刻都在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的环境中继续演化的。不管是在非洲大陆（那里降雨量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发生了显著变化），还是在欧亚大陆（那里许多地方都会定期地变得不适宜居住），情况都是如此。因此，只要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就不可能想当然地认为，原始人类在更新世的演化是一种对特定环境的稳定适应；事实上，甚至连稳定的环境趋势也不存在。毫无疑问，更新世原始人类的演化故事肯定是一个戏剧性更强的故事，因为弱小的原始人类种群要一直与不断变化的环境相抗争，他们不得不经常撤退，甚至被“就地消灭”。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就是出现在了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的受害者。P169

不过，这种快速的演化几乎可以肯定得归功于我们的“生态多面手”祖先将灵活性和弹性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并形成了乐意进入快速变化的新环境的倾向。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因为“生态多面手”的物种形成速度和灭绝率通常比“生态专一者”低得多。这个过程还得益于原始人类十分稀疏的人口分布和高度分散的人口结构，而后者又源于原始人类所采用的作为狩猎者的生活方式。最近的一项研究的结果也表明，在环境波动极其剧烈的更新世，新的基因很可能是通过演化谱系上彼此相近且差异较少的不同原始人种之间的偶尔混杂相处而引入原始人类种群的。这个看似令人惊异的结论其实并不意外。P170

可惜的是，格兰多利纳本身并没有提供太多的直接证据。除了那些被屠宰的“猎物”的化石和石器之外（其中大部分石器就是在肢解“猎物”的洞穴中敲打而成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原始人（先驱人）已经开始使用火，也没有任何可以说明他们平时的活动内容和从事的“职业”的记录。尽管现场也留下了一些植物的遗迹，它们或许表明先驱人的饮食结构并不限于那些骸骨化石所能暗示的肉食。总之，几乎可以肯定，阿塔普埃尔卡研究团队的观点——原始人被集体屠杀并不具备任何仪式性意义——是正确的；而且，如果他们的结论——在先驱人而言，吃人不过是寻常事，人肉是他们日常饮食常规组成部分——也是正确的，那么很显然，这些原始人完全不考虑他人，而关心他人却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的典型特征。从现存的历史记录来看，“食人”作为一种社会惩罚手15段，无论是发生在群体内部还是群体之间，一直都只能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活动，必定伴随着特定的仪式和复杂的象征性意义。而发生在格兰多利纳的同类相食则只是一种“平淡无奇的日常行为”，与仪式性的食人完全不同；当然，对我们来说，却意味着完全陌生的“异类”之举。P175

此外，就尼安德特人那形状独特的头颅而言，不仅生长速度明显比我们现代人类快得多，而且其发育轨迹也明显不同。利用先进的成像和建模技术，科学家们已经证明，将我们现代人类的脸与尼安德特人的脸区分开来的那些特征，不仅在出生后遵循着独特的发育途径，而且有许多是在出生时就已经确定的，因此我们不能认为这些差异只不过是表面性的差异。不过，在众多从一出生就有明显区别的特征中，大脑的实际形状并不在其内。与尼安德特人一样，人类的头骨在出生时是显得有些拉长的，只有这样，人类婴儿才能通过狭窄的产道顺利来到人世。但是在出生后的第一年，我们人类的脑部就迅速长成圆球状了，大脑的迅速发育，推动着脑壳呈现出了独特的外形。现代人类的大脑和颅骨的外形在人的发育早期的这种急剧变化是极不寻常的；而且这种变化匕只能发生在分娩过程结束、颅骨发育不再受约束之后。科学家们推测，这个过程很可能与大脑内部的某种重组有关，而且，正是这种重组，才使得现代人类拥有了符号化的认知能力。P187

把目前所有证据归结到一起，我们只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尼安德特人不是有符号能力的思考者。是的。他们拥有相当复杂的技术，但是仍然与我们现代人类不一样。作为一个物种，尼安德特人似乎也已经全面走上了这样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有挑战性了，与环境的关系也越来越微妙和复杂了。同时，尼安德特人身上也呈现了原始人类演化的另一个趋势，即大脑变得越来越大；甚至可以说，他们把这一倾向推到了极端。但是，他们的行为模型与过去相比，并没有质的突破。尼安德特人只是简单地重复了他们的先驱所做过的事情，当然，他们显然做得更好了。换句话说，他们像他们的祖先，只不过超越了一点点。我们人类则不像我们的祖先，因为我们是象征性的。P201

就在尼安德特人最早出现在欧洲的同一时期，我们现代人类所属的物种——智人也在非洲崛起了。不过，就欧洲的尼安德特人而言，胡瑟裂谷人化石的出土，给了我们一个相当不错的了解他们的“先驱”的机会；但是，非洲却没有地位与胡瑟裂谷相当的遗址，因此我们对智人的“先驱”的了解非常有限。尽管非洲东部和南部的许多遗址都出土了一些生活在距今大约40万年至20万年以前的原始人类化石，但是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原始人类物种没有一个是智人的祖先。然而，我们还是可以确信，非洲就是我们智人出生的大陆，这不仅是因为最早的公认的智人化石都是在非洲发现的，而且对大量现代人进行DNA LC对的结果已经确凿无疑地证明，他们全都可以回溯到同一个非洲祖先。智人的“先驱”的化石迟迟未能面世，这可能是因为以下这个简单的事实：非洲的面积太大了，目前的发掘还远远称不上彻底。另一个可能是，这表明，我们所属的这个不寻常的物种起源于某个系统性的“基因调控”事件，我在前面讨论匠人一它也是作为“全新”的物种登上人类演化舞台的——时曾经提到过这类事件。智人的许多特征都明显不同于早期的原始人类，包括尼安德特人以及已经灭绝的其他人属物种。不过，这还并不是智人的故事的全部。智人的身体形态只是一方面，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他们的符号化认知系统，这是我们智人明显区别于所有其他生物的原因。智人这两个方面的特点并不是同一时间获得  186的。事实上，当解剖学意义上的最早的智人刚刚出现时，他们在认知上与尼安德特人以及其他同时代的原始人类并没有什么区别。210

从非符号的、非语言的处理和交流关于世界的信息，到我们今天所享受的符号化的、充满语言的一切，我们的祖先完成了一个几乎无法想象的转变。这是认知能力和精神世界的一个史无前例的质的飞跃。事实上，正如我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说过的，我们相信这样的飞跃能够实现的唯一理由，就是它真的已经实现了。而且，这个飞跃似乎是我们这个物种在生物学意义上已经拥有了独特的现代特征（即已经成为解剖学的意义上的现代人）之后很久才发生的。

许多相当早期的迹象就已经有力地暗示我们这个物种拥有象征能力或符号感受力，它们源于生活在非洲以及非洲周边的一些新出现的智人群体。其中最古老（同时也有一定争议）的证据是，斯库尔人早在10万多年以前，就已经把小型贝壳刺穿，用线串起来；同时还会对颜料原料进行加热处理，以便把颜色从黄色变成更具吸引力的橙色或红色。贝壳串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它可以当作个人装饰用的项链或手镯（而颜料则是用来染色的），从有历史记载的民族来看，这种挂饰通常蕴含着深厚的象征意义。你怎么打扮和装饰你自己，这很重要，因为这标志着你作为某个群体（或某个阶层、某m  个职业）的成员的身份，或者，也可以表明你的年龄。然而，总体上看，我们现在拥有的这类早期的“推定证据”还是相当薄弱的：斯库尔遗址出土的两枚在最薄弱的位置穿了孔（也可能是因为自然原因所致）的贝壳，还有一枚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阿特利文化遗址出土的年代不能确定的贝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地方生活的原始人类，都必须从相当遥远的地中海海岸辗转得到贝壳，这就意味着，这些贝壳确实对它们的拥有者有特殊的意义。更加重要的可能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两个遗址出土的贝壳都源于同一种海洋生物——织纹螺；大量证据表明，这种贝壳后来被广泛用于装饰和观赏。P225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在第一个织纹螺贝壳珠串出现10万年以前，解剖学意义上的智人很可能就已经诞生了。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我们这个物种与已知的最接近的近亲之间，无论是从颅骨来看，还是从颅后骨骼来看，都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差异；当然，无论是大脑发育过程，还是大脑内部的组织及其关键功能，也都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这些差异之大，绝对是非同寻常的。至少在我们现代人类的眼中，绝大部分灵长类动物都与自己最接近的近亲差不远，即使有所不同，很大程度上也只是表现在外表特征上，例如毛色、体型或发声上面，骨骼结构方面的差异往往相当有限。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的是，即便在化石记录有限的条件下，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与最接近的已经灭绝的近亲相比，智人无疑是独特的、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我们这个物种很明显是在最近才获得了不同寻常的解剖结构和无与伦比的能力的。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我们是在很长的演化过程中逐渐成为我们现在这个样子的——无论是从身体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智力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正如我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指出过的，这表明我们这个物种的身体起源于一个较短时间内完成的“发展重组”事件，当然，在DNA的层面上，这个事件也可能是由一个相当小的结构创新所驱动的<：。由于以下事实的存在，上述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208了：导致智人这个物种出现的那种遗传创新，通常最可能被“固定”（即成为正常基因）在小型的、遗传上相互隔离的人群内，例如，原本就稀疏地散布于各地的非洲祖先，由于变幻莫测的气候条件往往会变得更加“支离破碎”，因此他们的群体规模都非常小。换句话说，尽管晚更新世的气候非常恶劣，但是从演化和基因变异的角度来看，晚更新世又是“慈悲”的，因为像我们智人这样非同寻常的物种得以出现所必需的各种条件，凡是你能够想象到的，晚更新世都已经具备了。

吴砺

2018.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