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历史：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二）

吴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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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概念永远都是文化的表述。对欧洲人来说，这种表述也许不会令他们震撼深思，因为欧洲的景观本身就差不多是一个混合体。但在新世界——起码对欧洲人来说是“新”的世界，这种差别不但对欧洲殖民者和来访者来说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对他们的后代来说也是如此。因此，后来在表现荒野崇拜的描述中，可以找到对那种没有遭到人类社会改造的原始自然的想象和偏爱。生态关系肯定有自己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可以看成是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动力学体系，但并不一定是不受人类干预的稳定动力学体系。生态相互作用的环境越来越多地受到人类的影响。我们不能决定狮子怎么吃或吃什么，但我们肯定能限定它在哪儿吃。

当前的环境史并非仅仅沉溺于对现代环境破坏的（常常是）痛苦的思索。前工业化时代的人也得到了重视，对他们在环境问题上发挥的作用的判断是相当矛盾的。在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存在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那就是认为前殖民时代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与自然是和谐和平衡的关系。这种思想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一一种是他们被指责为不能把自然资源资本化的“粗野、懒惰的野蛮人”；另一种是十分赞成甚至崇拜他们，特别是在采用当前的绿色思想后。许多今日流行的环境主义文献都把前殖民社会、尤其是“石器时代”的土著美洲人和桑人①描绘成“自然之子”。他们只是轻微地利用土地，从未达到足以破坏环境的技术水平或人3口压力。

专业的人类学和人种史对这种描述进行了更多批评，而把土著人更多地看成是调节者，完全有能力使自然界为他们所用，即使他们的礼仪、流动性和生活方式可能有意或无意地限制了其行为对环境的破坏作用。我们应该牢记，北美的土著本身就是闯入新世界的入侵者。在1.2万年（或许是3万年）前，他们从亚洲迁到阿拉斯加，再从阿拉斯加向南扩散直到火地岛。狩猎采集者对南部非洲的占领至少与北美当地人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的历史一样悠久，但说班图语的非洲人②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穿越了非洲次大陆，在不到 2000 年前占领了南部非洲。

这些超乎寻常的扩张想必是由人口增长、机会主义的掠夺和当地资源的耗竭促成的。美洲、澳洲和其他地方的古代移居者至少要为在最近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发生在更新世的大型动物的灭绝负一部分责任，这种灭绝要么是过度狞猎造成的，要么就是对植被进行持续大面积的烧荒造成的。克罗斯比把这些早期移民刻画成随心，所欲的、富有侵略性的殖民地开拓者。在最近为纪念哥伦布航行这一震撼世界的事件五百周年而举行的活动中，既有普通的庆祝，也有谴责。或许我们也应该为跨越白令大陆桥举行纪念活动。

两大半球相接触之前的土著社会肯定不是游离于变化进程之外的“没有历史的民族”( Wolf，1982)。他们与自然共存的能力遭到怀疑，他们至少也面临着生存和毁灭的潜在危机。毁林恐怕是十三世纪美洲西南部阿纳萨齐农耕社会崩溃的主要因素，其文化越来越依赖方圆五十英里通过严密的朝贡体制供应的木材，可惜的是这种体制最终也被打破了。①同理，大津巴布韦（坐落在今津巴布韦疆域中心的一个古代王国）在十六世纪的衰落可能也是在心脏地带周围过度放牧了数世纪造成的。土著与自然的关系很可能经历了不同阶段：可持续的实践和思想代表着在错误中摸索的结果。历史地理学家克拉伦斯，格拉肯(1967)指出，尽管所有社会都产生了环境“问题”，但是大多数社会都有一些成员认识到了这些影响的潜在严重性，一些社会还为抑制这种关系失调的方式发生了争论。

在以前的历史编撰学中，土著“牺牲品”在被征服后就不再发挥作用了。许多土著本身也（可以理解地）接受了这个观点，即在白人取得霸权时，他们的历史“终结”了。一种更复杂的历史旨在考察被征服者如何适应新环境、技术和文化输入，并试图为自己谋求一个积极的角色。重要的是要研究十六世纪以来在美洲和非洲与欧洲 贸易网络接触后，这些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历史的中断给大平原的印第安人创造了机会，譬如说驯化野马的过程，民间传说和电影中骑在马背上的苏人形象就是殖民接触的产物。在南非山区，索托人养起马匹并培育出自己的矮种马，然后骑着马与布尔人进行战争。在美洲和非洲，马和火器都超越了种族分野，增强了人们的狩猎能力。不管土著在十五世纪对自然的态度怎么样，到十八世纪新的机会和市场很可能改变了这种态度。土著民族后代对“原住民”自然思想的复兴只是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的表述，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证明，这种表述对那些对现实失望，而希望从前资本主义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中寻求灵感的人来说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资本主义并未激起环境变迁，但大多数研究殖民和后殖民时代的环境史学家都非常强调主导文化的经济体制，比较明显的是沃斯特和克罗农。称之为“资本主义”也会引起很多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在过去五百年发生了演变，并不断产生新的需求和剥削①资源的要求。它对原材料贪得无厌的需求也包括新英格兰的木材，这里的木材早在十七世纪就取代了英国橡树，成为英国海军军需的一个来源。正像养羊和牛的大牧场在澳大拉西亚、南部非洲和美洲不断扩大一样，给欧洲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食品和衣物的种植园也要扩大土地面积。资本主义把自然商品化了，并按新的价值观念解释了自然；资本主义 由于使社会具有了专业化的能力，因而能从当地环境生产剩余产品并以相当独立的方式来运作。

迅速的技术变化，尤其是十八世纪末的工业化之后的技术变化，是新经济体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为关注资本主义的转型能力的环境史5 学家提供了一个很有影响的研究课题。并非所有的技术都是新的。最基本的工具一火，有助于规范殖民者农业世界以及土著民族的狞猎战略（参见第二、三章）。克罗农评论道，早期到新英格兰的访问者对这样一个事实印象深刻，即尽管有大量树木，但森林在那时“相当开阔，差不多像公园一样”(1983：25)。放火刺激了树木的新生，吸引了动物，这种生产实践与非洲科依桑人的一样。在十九世纪未经过奥兰治自由邦殖民者牧场的旅行者也看到了大面积的烧黑的谷茬，等待春雨后复生。

但是，力图超越自然束缚的欧洲新技术的应用产生了更大影响。在这两个地区，原来被认为毫无价值的内地在技术进步（如钢犁和风车）的情况下得到了重新评价（参见第四章）。沃斯特的著作《帝国河流》解释了水坝和灌溉运河用水怎样让大公司农业在十九世纪末以后占据了美国西部的大面积土地。沃斯特在断然批驳了以个人主义和挣脱束缚为主导的传统边疆概念后，假定了一个等级化的治水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征服自然和土著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不论是以火还是以具体的灌溉渠道的形式表现，技术的威力都取决于科学知识。因此，科学史便以复杂而也许出人意料的方式与环境史结合在了一起，先期涉及一些它所关注的问题。麦茜特(1980)把源于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的笛卡尔式知识看成是与环境破坏的逻辑密不可分的十足的男性体系；她还考察了最近几个世纪对自然的家长制的、机械论的、无机论的和功利主义态度的胜利。

在新殖民世界，科学史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对专家如何努力使资源剥削最大化的研究。布罗 克韦的著作《科学与殖民扩张》(1979)考察了植物学作为把商业物种散布到整个大英帝国的一种方式所发挥的关键作。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前，殖民地植物园已经建立起来，开普敦植物园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正是以这种方式，茶被引进到印度和非洲，枣椰树和柑橘被移植到加利福尼亚。在本书的比较框架内，我们的目标是让大家尝一尝正在走向成熟的环境史研究成果的独特风味。P007

任何比较研究都是有限的，如果超越了这种限度，展示相似性就没有用或不可能。此外，我们把两国的历史经验放到一起进行比较，无意削弱其中任何一个的独特性。这种比较方法也能突出差异性，差异也经常同样有启发性。除了在土地面积和人口规模上的明显差别外，还有两个特别差异需要强调。P009

如前所述，美国历史学家和少数南非历史学家正在重新探讨殖民征服史中的环境因素。据我们所知，对这个难以回避的核心要素进行比较研究的尝试几乎还从未有过。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历史不但要记录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还要记录自然界是如何融人人类世界的。在伴随殖民化进程而来的迅速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时期，这些问题切中要害又具有特别重大的影响。不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自然资源的可利用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两个地区历史的模式和特点。殖民者定居在不断扩展的商业帝国的边缘加快了把自然储备转化为商品的进程。P011

与把扩张仅仅看成是从东向西的单向运动的盎格鲁中心论的主流说法相反，北美遭到来自四个方向的扩张的渗透，其中三个在十七世纪初就已经启动了。法国捕兽者南下圣劳伦斯河，越过大潮区，进入密西西比河谷地。西班牙殖民者从墨西哥北上，穿过以畜牧为主的边境进入西南部，并在此过程中改变了土著美国人的经济，因此，在横穿美洲的铁路贯通之前很久，西部内陆地区就放牧着马、绵羊和山羊。俄国人在西海岸从阿拉斯加沿近海水域南下加利福尼亚北部，并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印象——因为他们的主要兴趣是收获海洋哺乳动物的皮毛。但是，第四支扩张广为人知，是多方向的泛欧洲扩张中农耕殖民者的扩张。这一支主要起源于英伦三岛，后来壮大为著名的西进运动，是最终塑造了美国的主要力量。

南部非洲受到了来自三个方向的袭击。以莫桑比克海岸为基地的葡萄牙人在十六和十七世纪建立了一些港口。正如第一批西班牙征服者向北渗透到远至现在的堪萨斯的北美内陆地区一样，这些葡萄牙人派军队进入津巴布韦高地草原寻找黄金和奴隶。葡萄牙人在十七世纪末被挫败，但是如果他们成功征服这一地区，南非可能就是从北部而不是从南部开始被殖民。正像曼哈顿（新阿姆斯特丹）和布朗克斯一样，开普敦起初是荷兰人的前哨基地：就像纽约的哈莱姆区（新哈莱姆）一样，其古老的街道和郊区都采用了荷兰名称（奥兰杰兹赫特和坦布尔斯克卢夫）。

荷兰狩猎者和布尔迁徙者坐在牛车中从定居的农业社会向外扩张，这是十八和十九世纪殖民者扩张的主要形式。迁徙一般从西南向东北进行，长驱侵入德兰士瓦北部主要是由寻找象牙的贪欲决定的。从开普到德兰士瓦北部的距离与从阿巴拉契亚山顶到密西西比以西半湿润地区的东部边缘的距离大致相等。这些“新荷兰”最终屈服于占优势的英国殖12民竞争。在北美是1664 年，在南非是1806 年。英国殖民者强化了次大陆的商业化，并逐渐把它连成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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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环境史本身适合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超越了从国家或民族的角度写历史的界限。这种更具自然色彩的环境史是研究相互作用的丰富源泉，是历史学和科学，不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交叉的焦点。我们对人与其他动物（野生的和驯化的）、树木、草 地和农业的关系特别感兴趣。人造的或城市环境是一个更为隐性的议题，它主要是以农村环境的压力之源的形式出现的。①p015

在整个十九世纪，促使来访的英国精英狩猎的强大动力来自体育运动的思想。另外，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北美和后来的南非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改变，当地精英扩展了作为体育运动的狩猎的范围。野生动物的状况再次被改写，但这一次依据的不是其经济价值。可想而知，武器技术从前膛到后膛装载的进步以及连发步枪的发明都增强了1870 年代所有猎手的杀伤能力。快捷的跨洋汽船运输给冒险家和移民都提供了帮助，戴着巴拿马帽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把美国西部看成是英帝国非正式的属地，它不但吸引了那些拥有相当 资本而想成为牛肉大王的人，也吸引了渴望猎杀（正在被牲畜王国所取代的）野牛、羚羊和麋鹿的贵族出身的运动家。近来的狩猎文献强调殖民地运动狩猎的掠夺性和似乎漫无目标的屠杀。哈里特。里特沃( 1987：288)认为，猎杀大型动物反映了“人与动物之间最具返祖性和敌对性的关系”。现代环境主义大多反对狩猎，体育运动型猎手就成了易受攻击的靶子。这是一个对野生动物权利越来越敏感的时代，但人们必须牢记，狩猎是当年体育运动的本质和内容。P030

在世界历史上人为的环境转型中，最基本也是最广泛的是为了放牧和耕种而清理林地。早在欧洲殖民前夕，清理林地就已在南非林木茂盛的沿海地区开展了。到过亦牧亦农的非洲酋邦的旅行者提到德拉肯斯堡山脉和大海之间绵延起伏的农村那葱郁的牧场、田野和林地纵横交错。格兰德河以北的美洲印第安人对树木覆被的总体影响较小。虽然他们没有放养家畜，但是现在越来越清楚庄稼是缅因以南大多数部落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占到其生存所需的一半以上。—一般说来，种植业在土著经济中占的比重越大，人口密度就越大，树木清理的范围也就越广泛。P044

吴砺

2018.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