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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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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4 15:34: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四)


我们对于个人施害者的认知必然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战后审讯时的证词。但是这有某些困难。它偏重于前一章中区分出的三种动机:施害人说他们服从是因为他们害怕、守纪律或在官僚机构里身不由己。被控告犯有战争罪的人拼命地否认具有纳粹、种族主义、反犹或谋杀性企图,声称“我只是在接受命令”,“我害怕”,“我只是庞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我一直在机动车调度处/人事登记室/伙房”。没有人承认曾享受杀人;极少数人喜欢谈论他们的党卫军事业成就。几乎没人暗示或控告他人有罪,甚至不承认曾与同事谈论过接连不断发生在周围的种族灭绝。从他们的证词看,这似乎是一个与意识形态无涉的环境,普通人在此陷入强制性和官僚性的机构中。然而认可大屠杀凶手为服务于自己利益而作的证词将是不明智的。

当他们如此隐藏动机时,我们是否能够充分测试出杀人者是不是属于心理失衡的暴力类型,是令人怀疑的。法庭任命的心理学家确实仔细对几个被告作了评测,通常结论是他们是健全的。一位法心理学家报告说纽伦堡被告的性格“并非罕见或不健全……它们可以在今天国家的任何地方被找到”。绝大多数集中营幸存者报告说只有少数几个卫兵是在明显心理失常的个体的意义上是施虐狂。毋宁说是环境造成了一种集体的施虐欲,他们说——这需要一种社会学的解释。然而,我们又应当坦率地承认我们无法深入到绝大多数施害人的人格之中,因为我们缺乏值得信赖的心理证据。P270

。最近关于纳粹的研究总的来说也倾向于认为他们是来自所有的社会阶层(见我的《法西斯主义者》:第4-5章;费希尔,1995)。褪去他们的制服、妄自尊大和事业,战后审讯法庭上的老态龙钟、衣着素淡的被告看上去与外面街道上的德国男 女惊人地相似。如果大屠杀杀人犯的邪恶能从他们的样子上看出来或许会使我们感到安慰:我们就可能与他们毫无共同之处。但是这不是事实。

然而我们对施害人的过去真的了解甚少。P272

这些发现指向同样的方向:这些核心施害人绝大部分是从核心拥护者中选取的。他们很少来自农业和工业部门一这是阶级冲突胜过民族主义,有正统的左翼和右翼党组织的主要部门。更多的工人来自建筑服务部门和政治集团;更多的中产阶级来自职业部门和政治集团。实际施害人——不是整体的集中营军官或秘密警察——大量的来自失去的领土或遭威胁的边界。施害人来自最有可能被激进化纳粹主义吸引的部门和地区。这表明大多数施害人很可能是意识形态杀手——尽管这样一种动机又被其他因素强化,这在下一章会有探讨。很多施害人在被要求实施种族灭绝之前已经处在倾向于用严厉的身体上、法律上和生物学上的方法解决社会弊病的制度性和职业性的亚文化之中。将近三分之二的样本已经有过在逐级上升的暴力和纳粹主义中的成熟经历。纳粹分子通过这样一群由意识形态的和暴力的野心家组成的核心,恐怕能够更容易地实现种族灭绝。我将在下一章更详细地考察他们参与暴力和纳粹主义的经历。P303

甚至办公桌杀人者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并认为他们这样做有正当理由。他们的动机是多样的——追名逐利、害怕权威、伙伴间保持一致、享受自裁权力、对犹太人或斯拉夫人的偏见观念、总体上的纳粹意识形态。这当中大量涉及意识形态而不是现代技术。鲍曼的理论建立在韦伯的工具或技术理性之上,这是错的。韦伯的价值理性行动——信奉绝对观念——更加恰当。纳粹认为他们是因为正 当的意识形态理由而根除他们的敌人。现代性之恶比行政主义和不带感情更加具有意识形态性、更加充满血腥。行政主义国家不进行谋杀性清洗,激进化国家才这样做。P307

纳粹主义总是宣扬对敌人的仇恨,运动及其领导原则是他们的生命,而他们在这种仇恨升级到大规模杀戮之前就已经深陷暴力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被分派到执行种族灭绝任务的位置上。他们的意识形态还具有一种系统化的性质,从中很容易产生高效率的种族灭绝组织。然后战争又使得真实的敌人与他们的意识形态敌人相互缠绕在一起。凯尔说不到 2000名的党卫军军官直接卷入了根除行动;而200名少校以上的军官指挥安排行动。但是“这部分人已因它的训练,它的挑选以及无情的战争条件堕入地狱,成为活魔鬼….,他们对经过这一系统的更多的数十万人的扭曲和束缚是决定性的”(1983167 ,177-186)。但大多数精英从容自如。他们是办公桌杀人者。P319

我们回到 警察营101。两人作证说:“你可以远离处决行动……如果你感到不能胜任任务。”但是过多地如此是有危险的。因为极少人真的选择退出,这样的人选可以静悄悄地在军官中产生,后者希望表现出的是精干的指挥官形象。假如反对者人数多到足以威胁任务执行,党卫军统治集团肯定会开始报复,就像在其他军事哗变中表现出的那样。警察有理由害怕——如果他们认为他们的战友也会拒绝的话。这对他们是一个很难作出的决定一从而我们也就很难对他们作出决定。他们肯定缺乏道义勇气,但我们也有可能。P344

—绝大多数在这些共产党政权下招致的死亡不是蓄意谋杀。它们源于通过动员、强制劳动实现革命转变的马克思主义方针。这有时造成了营养不良、疾病和死亡,就像第4章中讨论过的在1 8世纪的加利福尼亚方济各会传教团中所发生的那样。传教士寻求世界的根本改变,但是实际上他们带来了死亡。表 1.1称此为错误的革命计划。然而有些共产党越过了这个级别。他们的改造政策失败以后,他们将失败怪罪于受害人,他们谴责后者的阴谋破坏了改造过程。他们不关心这些人的命运,我在表 1.1中称之为冷酷无情的革命计划。苏联的富农就是这样的遭遇。但是如果刻意提高死亡率以作为对阴谋颠覆活动的正当报复,这就升级到了政治灭绝,即消灭掉所有能想到的可能的反对派。然而,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者创造了一个社会有机论的人民观念,不是由族性而是由 阶级界定。人民是无产者,反对无产者的是人民的敌人。某些国家的共产党有可能会产生想要通过谋杀来清除阶级的想法。我称之为阶级灭绝Cl),所有政权都施行,尽管主要是在柬埔寨。P408

20世纪70 年代初期,柬埔寨经历了一场在朗诺将军的军事政权和共产党游击队运动红色高棉之间的血腥内战。这与越南战争缠绕在一起,因为朗诺政权是美国的庇护对象,而红色高棉与越南共产党合在一起。在这场复合战争中,50万柬埔寨人死亡,占人口的8%。美国将越共经由柬埔寨的供给路线作为轰炸目标,许多人被不分青红皂白地炸死。对一个中立国的平民区域的轰炸是美国的一项重大的战争罪行。

但是伤亡很快缩小。1975 年红色高棉在内战中一举获胜。在接下来的四年中他们造成了750万柬埔寨人当中的100万至300万人的死亡。我采取斯利温斯基180万的估计,即占人口24%,尽管更高的估计数目前还在被提出来。他结合当时阶段期间总体人口损失的人口学数据,再对直接的死亡估计作出调整。有40万到 60万的人被处决或因种种虐待致死。将近有30%的谋杀是通过枪杀,其余的是更原始的手段,特别是连续猛击头盖骨——不是高技术谋杀。但是大多数死亡是源于饥荒——无情的革命改造政策没有料到的后果(数字参见钱德勒,1991 261;钱德勒,1992168;艾奇逊,2000;霍伊维莱恩,2001;基尔南,1996 456-460;基尔南,2003;洛卡德,)96)。解放仅在一支越南军队侵入并推翻红色高棉之后才到来。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大的和最成功的后来被称为人道干预主义的事件是由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发起的,它结束了最骇人听闻的共产党清洗事件一有四分之一人口死亡,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蓄意造成的,这是唯一的一次。

因为绝大多数死者同样是高棉人,因此其核心并不是种族灭绝甚或是种族清洗,尽管当中有尝试针对某些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的种族灭绝。政治灭绝是有的[哈夫与格尔(1988)和洛卡德(1966)对此赞同,指向的是那些被认为是内战中敌人的支持者的那些人。但这个术语不体现杀戮的范围,它远远超出了任何可能的对立的领导集体(见马戈林2000 年评述)。有些人称其为自灭绝( autogeno-cide),但因为大多数受害人被界定为阶级敌人,这在本质上是阶级管红色高棉对阶级的观念非常宽泛,将地区甚至族群的身份与阶级缠在一起。当杀戮转向内部可怕的党员清洗时,我们还能看见自相残杀。P422

S – 21监狱上层精英以意识形态杀人者为主,他们相信他们接收到的命令的正确性,并行之有效地将其付诸执行,大都不带施虐狂性质。卫兵、审讯者和刽子手似乎内化了政权对囚犯是不可救赎的敌人的界定,而任何在同事面前表示出的迟疑也被视为是危险的。他们经常变成为恐惧型杀人者。钱德勒承认他不能读懂他们的动机。他想知道是否柬埔寨人具有异乎寻常的喜欢服从命令的倾向,但是他最后总结说,大多数被置于这种压力之下的普通人也可能已经做了顺从的施害人( 1999141)。大多数杀戮环境不像s-21这样官僚机构化。战士们以远更不规则、漫不经心和残忍的方式完成了几乎所有的杀戮。他们已在半像游击队的党的军队一轻武器,权力有点分散,习惯于恐怖战术——中服役数年。他们很可能是在逐渐的军事战术的诱导下,慢慢变成了偏执型和暴力型杀人者。P433

共产党苏联和南斯拉夫政权成功抑制种族冲突长达40 年,这很可能是共产主义国家获得的最大成就,让后来的民主制国家无可比拟。确实,苏联赋予俄国人特权,而在两个政权中个体共和国心照不宣地“属于”特别的国籍,尽管共产党一般是在超国家的阶级团结中寻求民族互让。P440

色。南斯拉夫不规则的野蛮性需要特定的解释。

这些恐怖是出乎意料的。为什么?不知所措的幸存者问。为什么他们这么 恨我们?为什么上帝和人类这样 遗弃我们?这些是90 年代习惯于将暴行视为属于遥远的过去或原始民族的欧洲人提出的令人惊恐的问题。简单的解释最受欢迎。民族主义理论将施害人视为塞尔维亚人、克罗 地亚人、穆斯林和阿尔巴尼亚人。这些群体被视为具有集体性的清洗历史。P445

要说有多少普通塞尔维亚人支持了这些清洗行动是不可能的。一位当地人估计,有30%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断然不同意,而有60%的人“同意或者糊里糊涂地随大流。他们由 10%的持枪的人和控制 电视塔的人带领着。这就是他们需要的一切”。他的采访记者引用埃德蒙·伯克的话说:“邪恶取胜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好人什么事也不干。”(马斯,1996106-108p495

只有规模很小的少数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或穆斯林实际参与了杀戮或强奸行为。甚至全南斯拉夫的10万平民和囚犯的被杀(一个高估计),也许只需要有1万施害人。这听上去像是不少了,但它只占南斯拉夫人中非常小的比例,另有更多的人闲荡在周围,嘲笑、大声叫嚷,充满了义愤。但是我们已在每个群体中看见过大量的行为态度差异悬殊的证据(如在其他例子中一样)。大量的不同政见者迫于激进化的压力无法公开表达意见或者逃亡,甚至被谋杀;表达悲观失望的人也被迫采取沉默形式。次要形式的参与源于一般的人类弱点。恐惧、愤怒、贪婪、伙伴关系、追名逐利、无知、伪善、.道义上的怯懦以及诸如此类让更多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走上了邪恶的道路。这是集体行为,但是以不同水平的同谋性质爆发在复杂的权力互动行为之后。P531

富裕的全国民主革命运动支持者慷慨解囊为准军事部队提供薪水和武器。1993 年他们开始到国外大量购买小型武器、大砍刀和其他锋利的农业工具。大多数基金被从外国援助基金中分流了出去。1993 年年末他们从中国进口了超过50万把的大砍)9,每三个胡图成年男人就有一把。这既不是传统的卢旺达工具,也不是能用于抗击装备良好的侵略军队的有用的战争武器。它绝对是恶意的,显然是为杀戮非武装的敌人而准备的——梅尔文(2000:第6章)干脆说为了“种族灭绝”。政权已从其他的非洲经验中取得借鉴,宁愿给民兵大砍JJ也不能给他们(普鲁尼尔,1995243)。如此武装的士兵在种族灭绝完成之后对公共秩序的威胁较小。P559

我们能找到消除种族冲突的方法吗?我的论点指出了谋杀性清洗发生的环境和它得以展开的进程。谋杀性种族清洗源于一个总体的现代性发展倾向。而站在一边做旁观者,从道义上悲叹这种趋势或者谴责恶意精英、原始民族或者人性中的邪恶,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接受种族清洗在真实和顽固的双种族冲突中产生的事实。我们在北方的人在对种族清洗的看法上必须表现出现实主义。我们必须放弃由这样的观念带来的那种沾沾自喜:自由宽容的民主制度的出现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只有原始或恶意民族及它们的领导人才会对此回避拖延。民主的理想,即 由人民统治,通过现代性得到传播,但是这也会成为社会有机论,形成排他性,给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带来危险。对此倾向我们必须持现实主义态度,为它的出现作好准备,然后帮助阻止它的发展。我们必须按世界本来的样子,而不是按其出现在我们梦中的形象,来面对世界。

种族清洗对旧大陆和新大陆的现代化起了关键作用。虽然不是由我们的文明发明的,但它是通过我们而完成实现的。我们的自由民主不是简单地经由在社会和谐中赠予普遍的人权而出现的,而是通过严重的社会冲突,大多是在社会阶级之间,‘才出现的。种族冲突最常是通过对少数群体的文化压制来解决。近来这被认为是一种对基本人权的践踏,尽管从时间的视角看,它似乎还不算太坏。自由主义以及随后的社会民主通过对阶级及利益集团冲突必然性的现实承认而深化了,这类冲突然后被制度化并通过互让解决。冲突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共同的公民权利来处理。任何对种族(及阶级)冲突的解决方案都要求我们承认它的常态。我们通过对邪恶领导人的伪善谴责来回避这一点。在没有更全面的行动的配合下,单是对极端主义领导人的威胁,可能实际上只会增加他们在地方上的知名度。既然我们自己居住在受过种族清洗的国家里,我们的谴责也有点虚伪的意味。P654

本书似乎令人沮丧。我不仅证明种族清洗本质上是现代的,是我们自己的文明的一部分,是民主的阴暗面,而且我还暗示,它很普遍,不单是由操纵的精英弄出来的。然而我已经论证了以下概念的错误,即谋杀性清洗是人类状况中必要的特征,或者族性一般胜过暴力基础较轻的社会组织。族性并不(像许多人主张的那样)比阶级或其他社会行动基础更加强大或更能被调动。极端主义也不是说在世界上普遍要比调和妥协更强大。种族清洗源于现代社会的一个世俗趋势;就这么回事。民主的阴暗面正在渗透现代社会。它在北方已渗透完毕,现在正在席卷南方地区。但是它用不了多久就会结束,此时民主统治将以适合于多种族、特别是双种族人口的形式被牢牢地制度化。它将幸运地在21世纪结束。现在,我们能够认出令种族清洗产生危险并最终越过边界进入大屠杀的环境了。从这种认知中能得到构想解决方案的能力。然而目前,我们缺乏将资源投入到对南方世界的解决方案 当中的意愿。南方可能会被迫重复我们北方令人悲伤的种族清洗的历史。“

吴砺

20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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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砺,桐城人,生于1963年,1979年就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1997年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访问学者,其后在硅谷工作。回国后一直在公司从事研发工作,已申请了五百多项国内外专利,并于2004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过第一本散文集《西海岸之》。2011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散文集《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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