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疴遍地》（三）

吴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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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陆的福利国家——法国人所称的Etatprovidenoe-遵从的是第三个模式。这里，强调的主要是保护就业公民不受市场经济的浩劫。值得提醒的是，这里的“就业”并不是一个随机的形容词。在法国，意大利和西德，在经济灾难面前维护工作和收入，是福利国家的首要任务。

在美国人甚至是现代英国人眼里，这一点有可能确实有些奇怪。为什么保护一个男人或女人不失去一个不再生产任何人所需的东西的工作呢？最好还是承认资本主义“创造性的毁灭”，等更好的工作出现吧？但是，在欧洲大陆人看来，经济下滑的时候把大批人扔上街头的政治意义，比假想中的为了维持“不必要”的工作而导致的效率损失，后果要严重得多．像18世纪的公会一样，法国或德国的工会学会了如何保护那些已经有固定职业的“自己人‘不受“外人”——年轻人、非熟练工人和其他寻找工作机会的人——的损害。

这种社会保护政府的结果曾经是。仍然是防止不安全，其代价是歪曲了劳工市场本来应当是中立的运作。几年前还经历了血腥的动乱和内战的大陆社会，如今却显著稳定，为欧洲模式罩上了有利的光环．此外，当英国和美国经济遭到 2008 年金融危机的极大破坏，此书写作时(2010 年 2月)，超过16》6的美国劳动力要么正式失业、要么不再找工作，德国和法国度过这一难关时，人类痛苦和经济排斥的程度要低得多。

通过以不能创造更多的低工资就业机会为代价而保护“好”工作的方式，法国、德国和其他欧洲福利国家作出了有意的选择。在美国和英国，从70 年代开始，低工资和不稳定的工作开始取代繁荣时期那些更稳定的工作。今天，一个年轻人如果能够在必胜客、特思科或沃尔玛找到一个低工资，没有福利的工作，他可能都会觉得自己幸运。法国或德国不太可能有这样的工作。但是谁会说，究竟以什么为理由，说一个人在沃尔玛为低工资工作，比她在欧洲模式下领取失业救济要好呢？确实，大部分都希望有工作。但是，代价是什么？p054

到 70 年代初期，解除社会服务、福利、政府资助的文化教育资源和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许多其他事物，可能会显得不可想象。确实，随着养老金账单的增加和婴儿潮一代变老，有人指出公共收支之间可能出现了不平衡，为这么多方面的人类活动立法的机构开支不可避免地很高：享受高等教育、为穷人提供普遍的法律帮助、为艺术提供文化赞助都不是免费的。此外，随着战后繁荣的冷却、流行的失业重新成为严重问题，福利国家的税收基础看起来也十分脆弱。

在“伟大社会”时代逐步衰退的年月里，这些都是引起焦虑的正当理由。但是，尽管它们能够解释为什么管理精英们会失去一些信心，却不能解释标志着我们这个年代的态度和期待。担心一个好制度不能维持自己是一码事；对整个制度完全失去信心又是另一码事。P055

认为“负责的”国家对它代言的人民的需求和愿望毫无反应的感觉，到了70 年代已经十分普遍，这种感觉扩大了越来越宽的社会鸿沟。一方是老一代的规划人员和社会理论家。继承了爱德华时代的管理学信心，这些男人女人们依旧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至于中产阶级自己，他们对成功地将老精英带人新社会秩序而感到欣喜万分．

然而，这个新秩序的受益人，不管是瑞典的店主、苏格兰的船工、内城的非裔美国人还是法国的郊区居民——都越采越厌恶他们对政府官员、地方委员会和官僚规章的依赖。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中产阶级对他们自己的待遇最满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将福利国家当作提供公共服务的来源，而不是对自治和创造性的限制。

但是，最大的鸿沟还是代沟。以1945 年出生的所有人来说，福利国家及其机构不是解决以前困境的办法：它们仅仅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且还不是一般地沉闷。60 年代中期上大学的婴儿潮一代只知道这样一个世界：生活机会改善、慷慨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向上社会流动的乐观前景和——或许最重要的—一一个没有明确定义但却无处不在的安全感。老一代改革家的目标不再引起他们的继承人的兴趣。相反，它们日益被当作对自我表达和个人自由的限制。P059

我们60 年代这一代，带着我们所有的伟大理想，因为我们的极端，而毁灭了自由主义．——卡米尔。帕格利亚

代沟超越了阶级和民族经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奇事。当然，青年反叛的言辞表达只局限于极小的少数派：即使是在那个年代的美国，大多数年轻人也没有上大学，大学的抗议也不一定代表所有年轻人。但是，代际抗议的更广义的象征一音乐，衣着，语言——却因为电视，晶体管收音机和流行文化的国家化而广泛流传。到了60 年代末期，将年轻人与他们的父母分别开来的文化鸿沟，可能比19世纪初期依赖任何一个时刻都要深远。

这种连续性的断裂，与另一个结构性转移互相呼应。对老一代左倾的政治家和选民来说，“工人”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穷人”和福利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左派”长期以来一直和城市工业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不管他们对中产阶级的实用主义的吸引是什么，新政改革、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英国的福利国家的基础都是期望中的大批蓝领工人及其农村盟友的支持。

但是，50 年代中，这个蓝领无产阶级开始解体和缩小．传统工厂、矿山和交通工业的支柱让步给了自动化、服务行业的兴起和劳动力的逐步女性化。即使是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人也不能仅靠保证得到传统劳工的选票就能赢得选举。建立在工人阶级社区和工会组织基础上的老左派，还可以期望一个团结的工业劳动阶层内在的集体主义和团队纪律（和服从）。但是，这个阶层在人口中的比例在逐步缩小。P060

诚然，很多60 年代的激进派很热情地支持强刨选择，但这只是当这些只影响到他们所知甚少的遥远的人们的时候。回过头来看，西欧和美国这么多人对毛泽东的独裁划一的“文化大革命”表示热情，而将国内的文化改革定义为个人主动性和自治的最大化，确实是令人吃惊的。

远远地回溯起来，看起来未免有些奇怪：这么多60 年代的年轻人认同“马克思主义”和种种激进事业．同时自己又绝不与墨守成规的准则和专制的目的同流合污。但是，马克思主义是一把理论大伞，下面可以麋集各种互不相同的风格——尤其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继承老一代激进派的虚幻的延续性。但是，在这把大伞下，受这个幻觉的影响，左派分化瓦解了，失去了任何共同目的感。P063

精英领导的这些悖论-60 年代那一代首先是那个他们倾注了那么多年轻人血气方刚的鄙视的福利国家本身的成功的副产品——反映了神经的失败。旧贵族阶级让位给了一代用意善良的社会工程师们，但两者都没有在他们的子孙那激进的不满面前做好准备。战后几十年那种不明确的共识现在瓦解了，一个全新的、绝对不自然的共识在围绕着个人利益的至高无上性而开始形成。新激进主义者永远不会这样描述他们的目的，但是，正是值得赞扬的私人自由和令人讨厌的公共限制之间的区别，最能令他们热血沸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同一个区别，也适合于描述新近出现的右凝。P064

因此，保守主义的胜利，以及后面三十年带来的深刻变革，完全不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一场知识革命的结果。在十年多一点的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公共对话的“典型”从对干预主义的热忱，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变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玛格丽特·撒切尔臭名昭著的话最好地总结了这种世界观：“没有社会这个东西，只有个人和家庭。”在美国，差不多完全同样的时刻，罗纳德，里根因为他“美国正在早晨”的声明而一直广受欢迎。政府不再是解决方案——政府就是问题本身。

如果政府就是问题本身，而社会并不存在，那么，政府的角色又再次被缩小成了主持人。政治家的任务是搞清什么对个人最好，并且为他提供在最小干预前提下追求这个最好利益的条件。和凯恩斯共识的差异再突出不过了：凯恩斯本人接受这样的观点：如果资本主义的运作被缩小到仅仅是为富人提供变得更富的手段，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生存下去。

在凯恩斯看来，正是这种对市场经济运作的狭隘理解，将人们带人了深渊。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自己的时代回到一个类似的误区，将公共对话降低成以狭隘的经济概念而定义的辩论？这样轻而易举地、明显是一致同意地将凯恩斯共识完全推翻，反对派理论一定是十分强有力的。它们确实强有力，而且不是空穴来风，p069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剧变和维也纳一个短暂的社会主义市政试验（哈耶克和熊彼特参与了经济社会主义化的辩论），奥地利于1934 年发生了一次反动政变，然后，四年之后，又遭受了纳粹入侵和占领。和其他很多人一样，年轻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们因为这些事件而被迫流亡，所有人，尤其是哈耶克，都将把他们的写作集中投射在他们有生以来最关键的问题上：为什么自由主义的奥地利分崩瓦解，投向了法西斯主义？

他们的答案：（马克思主义）左派向1918 年后的奥地利引入国家指导的计划、市政当局拥有的服务和集体化的经济活动的企图不仅失败了，而且还直接带来了逆向反应。举个最著名的例子来说，波普尔就断言，他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受他们对“历史规律”的思想的局限，根本不是法西斯主义那种激进的能量的对手——法西斯主义者行动了O。问题在于，社会主义者过分相信历史的逻辑性和人的理性。法西斯主义者对这两者都不感兴趣，绝对合适插手进来，

在哈耶克和他同时代的人眼里，欧洲的悲剧就是这样由左派的缺点带来的：首先是因为左派不能达到它的目标，然后是因为它不能抵挡来自右派的挑战。他们虽然途径不同，最后却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保护自由主义和开放社会的最好、实际上是唯一的方式，就是将政府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如果将权威阻挡在一定距离之外，如果政治家——不管他的动机如何好——被禁止计划、操纵或指导他们同胞的事务，那么，右派和左派的极端都一样会受到牵制。

如我们所见，凯恩斯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如何理解两次大战期间的事件，防止它们再次发生。事实上，英国的经济学家探寻着与哈耶克及其奥地利同事们基本上同样的问题。但是，对凯恩斯来说，已经很明显，防止政治极端主义和经济崩溃的最好手段是更大的政府角色，包括但不仅限于反周期的经济干预。

哈耶克的提议正好相反。P071

与此同时，如果我们一定要指认出标志着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世纪的认识转变的总后果，那它肯定应当是对私营部门的崇拜，尤其是私有化的邪教。有人可能会说，热心分配公共所有的物资纯粹是务实主义的。为什么要私有化？因为，在预算有限的年代里，私有化似乎会省钱。如果国家拥有一个低效率的工厂或一项代价高昂的服务——比如说，自来水厂，或者铁路——国家可以把它卸载给私有购买者。

这个销售理当为国家省钱。与此同时，由于进入了私营部门，有关活动也会因为追求利润的动机而变得更加有效率。每个人都得到好处：服务改善了，国家解除了一项不合适的责任，投资人赚钱，而公有部门从销售中一次性获利。这样，从表面上看，私有化代表着从教条式的以国家为中心的选择退出，而转向更直截了当的经济盘算。P078

‘合同包出“给我们提供了反对私有化的第三个、或许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理由。国家设法脱手的很多财产和服务已经一直是经营不善：管理不善，投资不足，等等。但是，不管经营如何差，邮政服务、铁路系统、养老院、监狱和其他被当作私有化的对象的业务，不能完全听任变幻莫测的市场来左右。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它们本来就是某个人不得不管髓的那种活动——正因为如此，它们当初才会落在政府手中。P082

在今天的美国和英国，我们有一个失去了信誉的国家，和大量的牟取暴利的贪婪个人。有趣的是，我们（尚且）没有不满的纳税人——或者，至少，他们不满的原因不对。尽管如此，我们为自己制造的麻烦，和老政权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一样的，

和18世纪一样，今天也是如此：全部抛却政府的责任和能力，我们破坏了它的公共 地 位。英国很少有人继续相信——美国人相信的就更少——曾经被当作“公共服务的使命”的东西：提供某些种类的货物和服务，仅仅是因为他们对公众有利的责任。一个政府承认它不愿意承担这些责任、选择将这些责任转让给私营部门，任它们听从变幻奠测的市场的操纵，有可能会带采效率，也有可能不会。但它是在抛弃现代国家的核心属性。P083

公共部门解体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越来越难理解我们和其他人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我们很熟悉关于网络的“原子化”影响的怨言：如果每个人只选择他们感兴趣的零星知识或信息，但是避免接触其他一切，那么，我们就确实在形成一个选择性亲和的全球社区，同时又失去了和我们邻居的亲和了。

这种情况下，是什么东西将我们连接在一起呢？学生们经常告诉我，他们只知道、只关心十分专门的一部分新闻和公共事件。有些人可能阅读关于环境灾难和气候变化的新闻。另外有些人关注国内的政治辩论，但对外国的发展相当无知。过去，通过翻阅报纸、晚饭时观看电视报道，他们至少会“接触”其他事件。如今，这些额外的关注被排斥在外了。

这个问题突出表现出了全球化一个带有误导性的特点。年轻人确实和万里之外的志同道合的人保持联系。但是，即使伯克利、柏林和班加罗尔的学生有相同的一些兴趣，这些兴趣并不能转换成社区。空间很重要。而政治是一种空问的功能——我们在我们所住的地方投票，我们的领袖的合法性和权威局限于他们被选举出来的区域。实时接触半个世  ‘界以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不能取代这一种功能。P087

严格的着装要求确实是会加强权威、压制个性——军服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但是，在它们的时代，制服，不管是小学生、邮递员、列车员还是过街员穿的制服，都寓示着某种平均主义。一个穿着固定服装的孩子没有苦苦与他更有钱的同龄人竞争的压力。一件制服有助于人超越社会和种族的界限，不由自主地——因而最终自然地——和他人认同。P089

今天，主宰西方政治的男人和女人们绝大多数都是60 年代的产物，或者，像尼克拉斯。萨科齐(-Nicolas Sarkozy)那样，是60 年代的副产品。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都是婴儿潮一代。丹麦的“自由派”总理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争吵着挑战法国贫血的社会党领导权的塞格林，罗亚尔(Segolene Royal)和玛蒂娜。奥布里(Martine Aubry)；称职但险胜的欧盟新主席赫尔曼·范龙佩( Herman VanRompuy)也都是这一代人。

这帮政治家都有一种政治热情，但他们都能在他们各自国家的选民中激起同样的政治热情。他们好像并不相信任何一套系统的政治原则或政策；尽管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托尼·布莱尔可能是个例外——像（另一个婴儿潮一代）前总统乔治。 W-布什那样讨厌，他们和二战一代的政治家们还是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别。他们既不代表信念，也不代表权威。

吴砺

2019.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