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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沉疴遍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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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7 11:45: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沉疴遍地》(四)



作为质疑福利国家制度的福利国家的获益者,他们全都是撒切尔的后代:曾经监督过从他们的前任的抱负中撤退的政治家们。很少人——布什和布莱尔又是例外——能够明确说是背叛了加给他们的民主信任。但是,如果有一代公共男人和女人共享了我们共同的对政治和政治家的集体怀疑的责任,那么,他们是民主的真正代表。相信他们可为的不多,于是他们就不为。最好能说明他们的,就像人们经常形容婴儿潮一代的那样,就是他们什么特别的东西都没有代表:轻型政治家。

由于我们不再信任这样的人,我们不仅对国会议员们丧失了信心,我们对议会和国会本身也丧失了信心。这样的时刻,最常见的本能要么是“把流氓扔出去”,要么是把他们留下来干最糟糕的事情。这两个反应都不灵:我们不知道怎么把他们扔出去,我们又不能让他们干最糟糕的事情。第三个反应——“推翻制度!”——又因为其内在的空洞而无法令人相信:哪个制度的哪些部分,然后又用什么制度来替代?无论如何,又由谁来推翻?

我们不再有政治运动了。成千上万的人可能会一起参加一次集会或游行,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单独一个共同利益把我们聚集在一起。任何想把这些利益转换成集体目的的努力,通常会被我们的关切中的支离破碎的个人主义所破坏。值得称道的目标——应对气候变化、反对战争、支持公共卫生或惩罚银行家——把它们团结在一起的不过是情绪的表达。在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我们变成了消费者:从领域广泛的互相竞争的目标中进行选择,我们发现很难想出办法或理由将它们综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必须做得比这更好。P097

寻找家固,和住在我们的祖先曾经居住的地方,不是一回事.——克日什托夫·齐泽夫斯基P098

伴随着共产主义,垮台的不仅仅是几个压迫性国家和一种政治教条。这么多和一种革命学说这样紧密相连的政权的消失,敲响了激进进步两百年承诺的死亡丧钟。法国革命之后,以及列宁于1917 年夺取政权之后信心大增,马克思主义左派曾经与这种断言密切相关:社会主义的未来不仅应当取代资本主义的现在,它还必须保证取代。用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的带有怀疑意味的话说,左派理所当然地认为它所寻求的目标“……是得到整个宇宙的欢迎的。”①

今天很难回想这种世俗的信仰——知识分子和左派政治家们运用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来为自己的政治信念作辩护的那种绝对的确定性。它的一个来源是19世纪的实证主义:新科学对政治上使用社会数据的自信。1884 1020日,贝阿特丽斯。韦伯在日记中描述自己玩弄着数据,把它们在手指问卷起来,一边试图“……想象在我面前横亘着一个知识的世界,我可以在其中拧上人类命运的结。”o就像威廉,贝弗里奇后来评论的,像韦伯这样的人“……让人们感觉到,只要有足够的思考,人就可以通过理性化的进步,克服世界上所有的邪恶。”①

维克多利亚后期这种信心在20世纪很难生存下去。到了50 年代,它已经在很多方面被列宁及其接班人代表历史而犯下的罪行动摇了:根据已故的拉尔夫。达仁道夫,理查德·托尼(Richard Tawney,英国社会历史学家,逝于1962年)是“……我听过的最后一个谈及进步而不带任何明显尴尬的人”。②

不过,直到 1989 年,原则上仍然可以相信,历史是在朝着某种可以确定的方向发展,而且,无论是好是坏,共产主义代表着这样一条轨迹的顶点:它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宗教观念的事实,并没有使它丧失对一代一代的世俗进步论者的吸引力。即使是在1956 年和1968 年的幻灭以后,仍然还有很多人坚定保持着政治忠诚,这种政治忠诚把他们置于未来的“正确”一方,不管现实是多么令人不安。

这个幻觉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经久不息的吸引力。马克思的预言失去任何意义之后,很多社会.  民主党人和共产主义者——哪怕仅仅是在形式上——还在继续坚持他们对大师的忠诚。这种忠诚为左派政治主流提供了一套话语和一系列后备的学说上的基本原理;但是,它也使同一个左派无法对现实世界的困境作出实际的政治反应。

20世纪30 年代的衰退和萧条中,很多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拒绝提出甚至讨论解决危机的办法。像老派的银行家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一样,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有着无法改变或打破的规律,干预其运作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毫不动摇的信念使很多社会主义者在当时和后来很多年都对道德上的挑战无动于衷:他们宣称,政治不是有关权利的,甚至也不是有关公正的。政治是阶级、剥削和生产方式,

这样,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始至终还是深受19世纪社会主义思潮的核心理论的影响。这种残存的信仰系统和真正的意识形态的关系,大约相当于英国下层教堂的英国国教育和整体的天主教正统的关系,而这种信仰系统提供了一堵后墙,任何自称社会民主党人的人都可以把他们的政策倚靠在这堵墙上,然后使他们自己区别于甚至最倾向于改革的自由派或基督教社会民主党人。

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的垮台意义如此重大。随着共产主义的坍塌,一整套曾经将左派捆绑在一起的学说都被揭开了。不管莫斯科那个变种有多么变态,其突然而完全的解体,对于任何自称“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或运动,只能产生破坏作用。

这是左翼政治的一个特点。即使全球每一个保守和反动的政府明天全部分崩离析,其形象被腐败和无能毫无希望地玷污,保守主义的政治仍然会完好无损地生存下来。“保守的理由将会一如既往地可行。但对左派来说,失去了用—  ,。一一HQQ儡疆~Ft·但灯dc依术现,天厶,,,,来的是政治:关于利益的政治,关于妒忌的政治,关于竞选连任的政治。没有了理想主义,政治被简化成了一种社会会计,对人和物的日常管理。这种情况下,保守主义还可以勉强生存下来。但对左派来说,这就是灾难.P103

1989 年以后,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如何看待共产主义。全面社会组织的愿景一一个曾经鼓舞过从西德尼,韦伯(Sydney Webb)到列宁、从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到勒柯布西耶的乌托邦主义者的幻想——散落在一片废墟中。但是,如何为了共同利益而把我们组织起来的问题,仍然一如既往地重要。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从瓦砾中恢复过来,

任何去过或者在后共产主义的东欧住过的人都知道,从压迫的平均主义到毫无限制的贪婪的转换是不太优雅的。天,在这个地区不乏热情地支持这样的观点:政治自由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这确实是捷克共和国的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 Vaclav Klaus)的观点,而他还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

但是,为什么在一个极权国家倒台后春风得意的一小撮贪婪商人,在我们眼里比极权主义更加亲切呢?两者都说明在社会中有某种根本的缺陷。自由是自由。但是如果它带来了不平等、贫困和玩世不恭,那么,我们应当直陈事实,而不是用自由战胜压迫的名义,把它的缺点掩藏在地毯地下。

到了20世纪末,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达到了它的长期政策目标,但是,基本上忘记或者抛弃了它最初的理论。P106

但是,答案不在于取消慷慨的退休计划、医疗计划和其他福利项目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应当鼓足勇气坚持大大提高退休年龄——然后向他们的选民解释自己的主张。但这些变化是不受欢迎的,而今天的政治家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不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福利国家的困境和缺点,是政治胆怯而不是经济混乱造成的结果。

尽管如此,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问题是现实的。失去了意识形态的理论,被剥夺了自认的“核心”支持者,在1989 年后那种欣快的妄想之后,社会民主主义成了某种孤儿一般的东西。很少有人能够否认,如果推到极端,福利主义有一点“让你干啥你就干啥”:战后斯堪的纳维亚有些时候,对优生学和社会效率的热衷,不仅表现出对近期历史缺乏敏感,而且对人类自然的对自治和独立的愿望也麻木不仁,p109

只有人类思维模式的基本构成中发生巨大变化,人类命运才有可能取得巨大改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那么,我们应当从1989 年中学到什么呢?首先,可能应当是,没有什么东西是必要的或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不是一定要发生一它也没有理由一定要永久存在下去;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理由肯定它一定会崩溃。进步论者一定要接纳政治的纯粹偶然性:福利国家的兴起,及其后来的失宠,都不能当作是历史的礼物。社会民主主义的“光辉时刻”——或者它在美国的从新政到伟大社会的同伴——都是一系列不太可能重复的、各种特定环境组合的结果。开始于70 年代、现在才搁浅的新自由主义的“光辉时刻”,也是如此。P110

这些问题可能有很好的答案;但是,如果我们不提出这些问题,怎么能知道答案呢?我们应当重新发现如何谈论变化:如何为我们想象一个非常不同的安排,而不必使用“革命‘的危险语言,我们必须比我们的前人更好地区别可取的结果和不可接受的途径。至少,我们应当接纳凯恩斯在这个问题上的警告:“仅仅是使我们寻求的事态比它之前的事态要好是不够的;它必须好得能够抵消转变带采的恶果。”①

但是,承认和消化了所有这些思考以后,我们还是需要向前看:我们要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它?如同目前左派这种残破的局面所表明的,答案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有什么别的选择?我们很难把过去置之脑后,然后只是把手指十字交叉着祈祷好运:我们从经验知道政治和自然一样痛恨真空。浪费了二十年后,是重整旗鼓的时候了。我们应当怎么办?p112

我认为,如果明智 地管理,资本主义可能比迄今为止所见的任何制度都能更有效地达到经济目的。但是,这本身在很多方面就是十分有害的。我们的问题是造就一个社会组织,它既能尽可能地有效,又不违反我们界定的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约翰·梅纳德·凯思斯p113

美国是建立在小社区基础上的。任何在这些地方住过一段时间的人都可以证实,自然的本能是给成员的公共行为加上一种规范性的统一规定。在美国,早期定居者的个人主义倾向和他们为少数派和个人异见提供的宪法保护,部分抵消了这种特性。但是,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等人指出,两者的平衡早已倒向了认同。个人仍然可以自由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如果他们的意见和大多数人意见相左,他们会发现自己成了弃儿。至少,他们的话语的影响会陷于沉寂。

英国曾经有所不同:一个传统的君主国,统治这个君主国的是一个通过允许甚至纳入异见,标榜其宽容是美德来保持权力的世袭精英。但是,这个国家变得更不精英、更大众化了,像托克维尔有可能会预言的那样,公共生活里那一缕非认同的特性逐步在减少,今天,在从政治正确到税率等所有问题上与标准意见相左的纯异见,在英国和也和在美国一样也差不多凤毛麟角了。P115

近几十年里,异见一直与知识分子密切相关:这个阶层的人最初是认同19世纪末对滥用国家权力的抗议,但在我们的时代,他们更以反对公共舆论而发言和写作而著称。可悲的是,当代知识分子对公共政策的基本事实表现出的知情的兴趣明显不大,而是选择在更明显的由伦理规范的论题上进行干预或抗议。这样一来,他们就把关于我们应当如何管理自己的辩论留给了政策专家和“思想库”,而在这些地方,非传统的意见很少有立足之地,公众也大都被排斥在外。P116

很少“外行”会在这些问题上向财政大臣、财政部长或他们的专家顾问们挑战。如果他们斗胆这么挑战,他们会被告知——就像中世纪神甫会告诉他的教众一样——这些问题他们自己不需要费心。礼拜仪式一定要用一种只有那些已经得道的人才能懂得的晦涩的语言吟唱出来。对其他所有人来说,信仰就足够了。P118

与此同时,奥巴马总统的迅速失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主张医疗改革的姿态——更加剧了新一代的不满。我们很容易带着怀疑的厌恶,退而归结为那些目前被授权管理我们的人的无能(或更坏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把激进的政治复兴的挑战托付给现有的政治阶层——托付给布莱尔们、布朗们和萨科齐们,克林顿们、布什们和(我担心)奥巴马们——我们只会更加失望。P119

但是,他们也比他们的老一辈更容易受到非政治主义的诱惑:亦即政治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么堕落,我们应当放弃它的思想。确实,在有些情况下,“放弃政治”是正确的政治选择。在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统治的最后几十年,“反政治”、“犹.如”政治和动员“无权者的力量”都曾经有过它们的位置。这是因为在极权政府下,官方政治都是赤裸裸的权力的合法化:绕过它们本身就是激进的破坏性政治行动。它迫使政府面对其局限性——或者是暴露其暴力的核心。P120

我们需要展开一种新的对话。我们需要重新对我们自已的本能产生信心:如果一项政策、一个行动或一种决定看起来有些不对,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词语说出来。根据民意测验,英国大部分人都对那些熟悉的公共财产的仓促私有化感到忧心忡忡:公用事业、伦敦地铁,地方公共汽车服务和地区医院,至于养老院、护理服务等等就更不用提了。但当人们告诉他们这些私有化的目的是为了节省公共开支、提高效率时,他们就缄口不言了:谁能有不同意见呢?p127

我们今天面临着两个实际困境。第二个可以简单地描述成回到“社会问题静。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家,或者是美国1914 年改革时代以前的活动家,他们时代的社会问题对他们提出的挑战是很直接的:一个自由社会如何应对新工业城市的贫困、过于拥挤、灰尘、营养不良和健康不良?如何将工业大众作为选民、公民和参与者引入社区,而不是引起动荡,抗议甚至革命?如何减轻城市工业大众所面临的痛苦和不公正,如何提醒其时的统治阶级认识到变革的必要?

20世纪西方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力图回答这些问题的历史。事实证明西方的反应是非常成功的:不仅避免了革命,还在很大程度上同化吸收了工业无产阶级。只有在极权统治者阻止了任何自由 改革的国家,重组社会问题本身才成为一种政治挑战,一般都以暴力冲突而告终。19世纪中叶,像卡尔,马克思这样眼光敏锐的观察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克服工业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的唯一方式是革命。他们甚至从来就没有有过这样的念头:就是这些问题可以和平地演变为新政、伟大社会和福利国家。

但是,在美国、英国和每个其经济模仿美国英国的榜样的国家,不管是用婴儿死亡率、寿命,得到医疗服务、固定就业,还是简单地用无法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标准来衡量,自20世纪70 年代以来,贫穷都在稳步加剧。不平等和贫困的病症——犯罪、酗酒、暴力和精神疾病——都相应翻了很多番。我们爱德华时代的前辈会立即辨认出社会功能失效的症候。社会问题又回到了议事日程上,p128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困境是技术革新带来的社会后果。从工业革命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些问题。随着每一次技术进步,男女工人们都会失去工作,他们的技术也随之过时。但是,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保证了新的就业方式——尽管并不总是以同样的工资标准,其地位也常常下降.加上在18701970 年这一百年中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实现的普及教育和普及识字,新工业中为新市场制造新产品的新工作,足以保证大部分人的生活标准稳步提高.



吴砺

201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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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砺,桐城人,生于1963年,1979年就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1997年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访问学者,其后在硅谷工作。回国后一直在公司从事研发工作,已申请了五百多项国内外专利,并于2004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过第一本散文集《西海岸之》。2011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散文集《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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