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疴遍地》（五）

吴砺

                          《沉疴遍地》（五）

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非技术的和半技术的工作在迅速消失，不仅是因为机械化或机器人化生产，更是因为劳工市场的全球化，有利于相对高压力、低工资的经济（中国首当其冲），不利于西方较发达、较平均主义的社会．发达世界能有竞争力地反应的唯一方式，是开拓其在知识就是一切的资本密集的发达工业中的相对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对新技术的要求，大大超过了我们能够传授它们的速度——而且，这些技术反正在几年之内就会被人掌握，即使是训练最好的雇员，也被抛进了灰尘。大批失业，曾经被当作经济管理不善的症侯，现在开始看起来像是发达社会的流行特征。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期望“就业不足”，亦即男人女人们半时工作；接受低于他们技术水平的工作；或者接受传统上分派给移民和年轻人的那一类非技术工作。

这个即将到来的不确定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失业和长期冗余——一一个可能的后果就是回到对国家的依赖，即使再训练项目，半时工作项目和其他暂时补救性措施是由私营部门主持的，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的也会是公共部门，这已经是一些西方国家的情形了。没有私人雇主会出于慈善行为而承担一项工作。

即便如此，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有正当理由认为他们在自己社会的经济生活里是多余的人，必然会造成一种严重的社会挑战．我们已经见证到了，我们目前对提供福利的态度会鼓励这样的看法，即那些不能找到固定工作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对自己倒霉运负有责任。我们中这样的人越多，对公民和政治稳定的威胁就越大。P130

那么怎么办呢？左派能够提出什么样的政治或道德框架来解释自己的目的、捍卫自己的目标呢？老式的大师语言、一揽子全包的万金油理论早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我们也不能退回到宗教：不管我们怎么看待关于上帝的意旨和他对人的期望，事实是，我们不能希望重新发现信仰的王国。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把宗教当作公共或私人行动的必要的或充分的动机的人越来越少。P131

将古典的道德范畴焊接到一个世俗化的人类进步，是启蒙运动的一个杰出成就：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人不仅会生活得很好，而且还会生活得比过去更好。进步的思想进人了伦理字典，并且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起着支配作用。即使是今天，当奏国人热情地谈及“重塑”自己时，我们也能够听到这种天真的乐观主义的回音。但是，除了一些硬科学之外，难道进步仍然是对我们居住的世界的一个可信的记录鸣？p134

理想主义和天真：谁现在还相信这种共同的理想？但是，总有人必须为雅恩·帕托什卡(Jan Patocka)所称的“城市的灵魂”承担责任。它不能永远由一个无尽的经济增长的故事作为替代。（丹尼尔·贝尔曾经观察过）财富是美国为社会主义找到的替代。但这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结局吗？p135

是扭转这个势头的时候了。在像我们这样的后宗教社会里，大部分都是在世俗目标中寻找意义和满足，只有沉迷在亚当·斯密所称的我们的“善意的本能”，克服我们的自私的愿望，我们才能“……在人类中发展一种包括他们整个种族和礼仪的情绪与情感的和谐。”①p137

战后民主国家成功的基础是由国家规范的生产和再分配之间的平衡。0e着全球化，这个平衡被打破了。资本变得流动了：生产转移到了国界之外，并因此转移到了国家再分配的范围之外……增产会抗拒再分配，良性循环会变成恶性循环。——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p138

爱德华时代的乐观主义，被持久的尖锐的不安全感所取代。黄金时代的幻觉和后来四十年的现实之间的差距中，充斥着经济裁员、政治煽动和不间断的国际冲突。到 1945 年，人们普遍“渴望安全”（凯恩斯语），满足渴望的办法是提供公共服务，和纳入了战后从华盛顿到布拉格的统治体系的社会安全网络。由凯恩斯从其美国用法中改编而来的“社会安全”这个概念本身，成为旨在防止回到两次大战期间的灾难的预防性机构的普遍简称。

今天，看起来好像20世纪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我们被扫入了一个关于“一体化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无限生产力的新的主叙事中。像早期的关于无限改善的叙事，全球化的故事综合了一种价值判断性的口头禅（增长就是好）和关于必然性的假定：全球化已经挥之不去了，是一个自然过程而不是人类选择。全球经济竞争和一体化的不可避免的动态，已经成为时代的幻觉。像玛格丽特，撒切尔曾经指出过的：别无选择。P141

此外，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经济全球化会顺利走向政治自由。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的开放，只是将工业生产从高工资地区转向了低工资地区。此外，像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不仅是一个低工资国家，它还是、而且更主要的是一个“低人权”国家．正正是因为没有人权，才保持了低工资，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是这样——同时还压制着与中国竞争的那些国家内的工人的人权。资本主义没有能使广大群众的处境更加解放，而是加剧了他们所受的压迫。P143

从长远来看，市场是自己最坏的敌人。事实上，推行新政的人英勇而最终成功地努力将美国的资本主义拉回正轨，最激烈反对他们的却是他们的很多受益人。不过，尽管市场的失败可能是灾难性的，市场的成功在政治上也一样危险，国家的任务不仅仅是在一个管制不足的经济垮台时收拾残局。它还要抑制无节制的收益的影响。毕竟，很多西方工业国家在爱德华社会改革时代都做得非常出色：从总体上来说，它们发展很快，财富在翻番。但是，发展所得的分配很不合理，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别的原因，导致了对改革和管制的诉求。P150

我们轻易地假设标志现代化的要素是个人：一个无法减小的主体，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没有束缚的自我，一个没有束缚的公民，人们认为这个独立的个人优于前现代世界的依赖性和恭恭敬敬的属民。这个看法是有一定的道理：“个人主义”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行话，但不管是好是坏，它谈及的是无线时代互相连接起来的隔绝。但是，现代生活真正独特的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社会．更确切地说，公民社会，（或者像19世纪曾经有过的）小资社会。P158

人称的自由和安全之闽的冲突……结果是一种嵌合体。因为如果没有国家保障兢没有自由：反过皋说，只有一个被自由公民控劃的国零，才能为他们提供任何合理的安全。——卡尔，波謩尔p160

我们在西方的人度过了长期的稳定阶段，沉浸在无限经济改善的幻觉之中。这一切已经过去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在经济 1：会触不安全。我们肯定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任何一个时候都对我们的集体目的、环境健康或我们的人身安全更缺乏信心。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会继承什么样的世界一无所知，但是我们不再能够让我们幻想它一定会和我们自己的世界一样．P160

北美人和西欧人都天真地认为民主、权利、自由主义和经济进步之间一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对大部分人大部分时候来说，一个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和可信度，不仅建立在自由实践和民主形式的基础上，也建立在秩序和可预测性基础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个稳定的极权政府比一个失败的民主国家要更可取。即使正义可能也不如行政能力和街头的秩序那么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得到民主，我们会得到民主。但是，首要的是，我们要安全。随着全球威胁的增加，秩序的吸引力也会因此加强。P162

我们必须重新回顾我们的爷爷奶奶辈对付类似的挑战和威胁的办法。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美国的新政和伟大社会，都是对这些挑战和威胁的反应。西方很少有人能够想象自由机构的完全崩溃、民主共识的全面解体。但是，我们所知的二战——或者是前南斯拉夫，表明任何社会都很容易堕人那种毫无限制的暴行和暴力的霍布斯式恶梦，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更好的未来，首先必须深深理解，即使是基础最稳固的自由民主体制，也很容易动摇。坦率地说，如果社会民主主义有一个未来，它将会是一个恐惧的社会民主主义。

因此，第一个任务是提醒我们记住自己20世纪的成就，以及不顾后果急于拆除它们而可能带来的后果。这听起来不像为未来计划一个伟大的激进冒险那样令人兴奋，它可能就是没有那么令人兴奋。但是，就像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多恩说的，过去比将来的照明度要好一些：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P163

在不理想的情况下逐步改善，应当是我们最好的希望，可能也是我们应当寻求的目标。其他人用了过去三十年时闯系统地瓦解和破坏它们的稳定：这应当使我们比现在更加愤怒。它应当使我们忧虑，即使仅仅是因为审慎的理由：我们为什么这么急匆匆地拆毁我们的前人们辛辛苦苦地筑起的堤防呢？我们那么肯定再也不会有洪水了吗？

抛弃一个世纪的劳动，就是既背叛我们的前人，又背叛了我们的后代，承诺社会民主主义或类似的东西，代表着我们会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为我们自己勾画的未来，这听起来很悦耳，但却会误导，但是，这又会是回到不足信的说谎。社会民主主义不代表一个理想的未来；它甚至也不代表一个理想的过去。但是，在我们今天所拥有的选择中，它要优于任何别的选择。P166

我不这么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带有20世纪历史的19世纪思想。这并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自由主义，但是，历史的包袱是货真价实的——苏联及其大部分从属国都自称‘社会主义“，多少诡辩术（“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都不能避开这个事实。同样的原因，马克思主义也被它的遗产无可挽回地玷污了，不管我们从阅读马克思里还能够得到多少益处。将每个激进的方案加上形容词“社会主义”的前言，纯粹就是招致一个毫无结果的争论．

但是，“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有重要区别。社会主义是有关变革性的变化：用一个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生产和所有制系统基础上的继任政权取代资本主义。相反，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妥协：它意味着接受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主义作为框架，在这个框架以内，迄今为止一直受到忽略的大部分人口的利益现在将会得到解决。

这些差异至关重要。社会主义——带各种伪装的，带连字符号的化身——失败了。社会民主主义不仅在很多国家上台，而且还得到了超出其创始人最大胆的梦想之上的成功。在19世纪中叶还是理想主义的，五十年后还是激进变化的，在许多自由国家已经成了日常政治。

因此，当“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出现在西欧、加拿大或新西兰的对话中时，砖头不会落下来。相反，对话会转向十分实际和技术性的方向：我们还能负担得起全民退休计划，失业补偿、补贴艺术、低廉的教育等等，还是这些福利和服务昂贵得无法维持下去？如果是这样，怎么把它们变得能够负担得起？其中——如果有的话——哪一个是必不可缺的？p170

那些更有意识形态动机的人提出的更广义的问题是，目前这种形式的社会福利国家是不是应当继续下去，还是它们已经超过了有用期。一个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保护和保证的体制，比一个由市场操纵、国家的作用被限制在最小的社会更“有用”吗？p170

从这个角度看，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一样，是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副产品：一种回应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社会挑战的政治思想。美国不仅没有“社会主义”，而且，作为激进目标和自由主义传统之间的行之有效的妥协，在任何别的大陆都没有得到广泛支持。非西方世界对革命的社会主义倒是不乏有人热情追逐，但是，独特的欧洲式的妥协却没有顺利出口。P171

乔治。奥威尔曾经观察过，“将普通人吸引到社会主义、使他们愿意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的魔力’，就是平等的思想。”①今天仍是如此。正是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引起了如此多的社会病态。极端不平等的社会也是不稳定的社会。不平等会引起内部分裂，而且，迟早会引起内部斗争，其结果往往是不民主的。

从我十二岁的对话人那里知道，小学生们又在讨论这些问题，这一点令我十分欣慰，尽管提及“社会主义”会使话题颤颤巍巍地停下。我1971 年开始在大学教书时，学生们痴迷地谈论社会主义，革命、阶级冲突之类——涉及的常常是当时所称的“第三世界丹：靠近家门的地方，这些问题好像基本上都解决了。后面二十年间，这个对话退回到了更有关自我的关注：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和认同政治。在政治上更复杂的人群中，出现了对人权和“公民社会”的复活的语言的兴趣。1989 年以后一个短时期内，西方大学的年轻人受到了不仅来自东欧和中国，而且也来自拉美和南非的解放活动的吸引：从奴役、强迫、压制和暴行中得到解放，是当时的伟大

主题。

然后就是90 年代：失去的二十年中的头十年，在这个十年中，繁荣和无限的个人发展的幻觉，代替了所有关于政治解放、社会公正或集体行动的讨论。在英语世界，撒切尔和里根的自私的非道德主义——用19世纪法国政治家基佐(Guizot)的话说，“致富！■．(Enrichissez-vous) –让步给了婴儿潮一代政治家的空洞造句。在克林顿和布莱尔任内，大西洋世界踌躇满志地停滞下来。

直到 80 年代后期，还是很少能够碰到一个很有希望的学生表示对上商学院感兴趣。确实，商学院本身在北美之外基本上不为人所知。今天，这个心愿——和机构——都很普及了。在教室里，上一代对激进政治的热情也让位给了空白的神秘化。1971 年，每个人都是，或者愿意被人想成某种“马克思主义者”。到 2000 年时，很少有本科生对此完全一无所知，但不明白为什么它曾经风行一时。

我很高兴地带着这个念头结束这本书：我们处在一个新时代的边缘，那个自私的十年已经过去了。但是，我90 年代和后来的学生自私吗？所有方面都向他们保证激进的变化已经过去，他们在周围找不到可以遵循的榜样，没有可以参与的争论，没有可以追求的目标。如果你周围看见的每一个人生活的目标就是商业上的成功，那么，它就会成为除了极少数独立的年轻人以外的所有人的默认目标。托尔斯泰告诉我们，“没有人不能习惯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当他看见他周围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这些生活条件的时候”。

通过写这本书，我希望我给那些试图根据我们的生活方式阐明自己的目标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提供某些指导。但是，这还是不够的。作为一个自由社会的公民，我们有责任批判性地看待我们的世界。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知道错在哪里，那么，我们必须根据这个知识行动起来。众所周知，哲学家迄今为止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关键是改变世界。P175

吴砺

2019.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