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时代》（上）（二）

吴砺

                                                                                            《摩登时代》（上）（二）

随着战争的爆发，各交战国都热切地审视其竞争对手和盟友，想看看政府在管理和干涉战时经济上有哪些方面可以仿效。资本主义部门对巨大的经济利益感到满意，无疑也被爱国主义精神所鼓舞，因而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结果是政府角色在质和量上的一次扩张，这一角色再也没有充分逆转——因为尽管战时安排有时候随着和平的到来而被抛弃，但在几乎每一种情况下，它们最终总是被再次采用，通常是永久性的。德国走在了前面，迅速采用了俄国政府的大多数措施，并以更高的效率施行这些措施，以至于当列宁在1917 – 1918 年继承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机器的时候还要反过来向德国战时经济控制寻求指导[43]。随着战争的拖长，以及损失和绝望的与日俱增，战时政府稳步地变得更加具有极权主义倾向，尤其是在1916 -1917 年的冬天之后。P022

就这样，战争证明了现代政府能够以怎样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扩张自己，并因此以怎样贪得无厌的胃口发展自身，既是为了消灭敌人，也是为了对自己的公民行使专制权力。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有很多理性的人都懂得这些发展的严重性。但是，时钟能够拨回到它在1914 年 7月曾经停留过的地方吗？实际上，还有人希望把它拨回去吗？P024

事实上，在4 -15世纪的有关战后安排的过程中，以及在18世纪之后城市化集中的阶段，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地区被混杂种族所占据，迄今为止，他们的忠诚是宗教的和王朝的，而不是民族的。君主政权是这些多民族社会唯一的联合原则，唯一的担保（尽管经常是很不可靠的担保）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旦这一原则被去掉，有什么东西能够取而代之呢？唯一可用的原则是民族主义，及其时髦的副产品：领土收复主义( irredentism)。领土收复主义这一术语源自意大利语的Risorgimento，意思是整个族群统一在一个国家之下。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新的黑话短语“自决权”( self-determination)，人们把这理解为：根据种族优先的原则进行全民公决，再据此调整边界。P029

即便如此，正是在中欧和东欧，暴力以及激发暴力的种族对抗最为激烈，范围最广，历时最长。在1919 – 1922 年，那里打了二十多场小规模战争。在西方的历史中，这些战争的记录很贫乏，但它们留下了可怕的伤疤，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伤疤在1960 年代依然隐隐作痛，并对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的长期不稳定发挥了直接作用。《凡尔赛和约》试图体现自决权的原则，而实际上却制造了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少数民族，而且是更加愤怒的少数民族（其中很多是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满腹的委屈也更加真实。新的民族主义政权认为自己远比旧帝国更少宽容。而且，由于变革损害了经济的基础结构（尤其是在西里西亚、南波兰、奥地利、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北部），所有人往往都比从前更穷。P054

中欧和东欧如今聚集在不可调和的民族主义的可怕收获中，其种子是在整个19世纪播撇下的。或者换个比喻，《凡尔赛和约》掀开了那把沸腾毒壶的盖子，其中酿造的毒液散发着臭气，充满整个欧洲，直至后来，先是希特勒，然后是斯大林，用武力把它重新盖上。毫无疑问，当此事发生的时候，上了年纪的男男女女都为他们已经失去的轻松随和的王朝帝国感到惋惜。当然，到 1919 年，由一个君主凭借神授权利和古老习俗来统治一大批各不相同的欧洲民族的观念已经显得十分荒谬了。但是，如果说欧洲内的帝国主义已经过时，那么，它在4，  欧洲之外还能维持多久呢？自决权并不是欧洲大陆的原则；它是——或者说很快就会是一全球性的。P058

其实，那年的1 1月和12月，就在列宁接管俄国的同时，孟塔古去了印度，咨询“印度的意见”。在随后的报告中，孟塔古写道：“当我们说到‘印度意见’  的时候，我们应当把它理解为大体上指的是那些对于我们正在处理的事务发表过意见或者有能力发表意见的人的多数意见。”，换句话说，他只对“政治国民”感兴趣，也就是像真纳、甘地、贝赞特夫人那样的人，他把这些人称为“印度政界真正的巨人”，他们谈论政治的模式跟他是一样的。正如列宁从不找俄国农民商议，如今却打着农民的旗号把偌大一个国家弄了个天翻地覆一样，孟塔古也是这样无视4亿普普通通的印度人，  “真正的国民”，除非是把他们作为他慈善试验的对象。P060

德国三位富有想象力的伟大学者在19世纪对人类行为提出了自己的解释，1918年之后的世界继承了他们的思想遗产，迄今为止我们只提到了其中两位。马克思描绘了一个这样的世界：其核心动力是经济利益。而在弗洛伊德看来，主要的推动力是性。这两个人都认为，宗教这一驱使人类行动的古老动力是一种幻想，而且一直是这样。三巨头中的第三位弗里德里希，尼采也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并不认为上帝是一种向壁虚构，而把他看作一个受害者，而上帝之死，在某种重要意义上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将会有戏剧性的后果。他在1886 年写道：“现时代最大的事件一即‘上帝死了，，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再也站不住脚了一正开始把它最早的影子投射到欧洲。”在先进民族当中，宗教推动力的衰落和最终崩溃会留下一个巨大的真空。当今时代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如何填充这个真空的历史。尼采正确地认识到，最有可能的候选人是他所说的“权力意志”  (Will toPower)，这对人类的行为提出了一个远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更加全面、最后也更加貌似有理的解释。在宗教信仰的位置上，将会有世俗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那些曾经跻身于极权主义教士阶层的人将会摇身一变，成为极权主义政客。而且，最重要的是，权力意志会产生出某种新的弥赛亚，不受任何宗教法令约束，对控制人类有贪得无厌的胃口。旧秩序的终结，连同相对论宇宙中一个漫无目标的漂流世界，是一种呼唤，召唤此类强盗政治家出现。他们很快就露面了。P069

搞政治革命的人似乎主要属于两种类型：与宗教有关的和浪漫主义的。列宁（这是他在1901 年采用的笔名）属于第一类。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在他痛恨宗教这个意义上，宗教对他来说很重要。不像马克思（他鄙视宗教，认为宗教无足轻重），列宁把宗教看作一个强大的、无处不在的敌人。他在很多作品中（1913 年 1月13日给高尔基的信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实例）都清楚地表明，他对任何宗教性质的东西都有一种强烈的憎恶。他写道：  “不可能有比宗教更可恶的东西。”从一开始，他创立的国家就设立了一架庞大的反对宗教的学院宣传机器，并维护至今‘6）。他的反教权并不像斯大林，后者不喜欢教士是因为他们腐化堕落。列宁刚好相反，他对腐化堕落的教51  士没什么真正的感觉，因为他们很容易打败。他真正害怕和痛恨（后来则是迫害）的人是圣徒。宗教越纯洁，也就越危险。列宁认为，一个献身上帝的教士远比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不道德的教士更有影响力。最需要压制的教士．不是那些热衷于为剥削辩护的教士，而是那些声称与工人和农民团结一致的教士。这就仿佛他在真正的上帝仆人的身上认出了他自己身上同样具有的那种热情和精神，并希望把它据为已有，用于自己的事业‘7）。没有哪个人比他更能体现权力意志取代宗教推动力。要是搁在早先，他肯定会成为一个宗教领袖。以他对武力那种异乎寻常的热情，他多半会在穆罕默德的军团里占据一席之地。他更有可能成为约翰，加尔文，因为他相信组织结构，他有能力创造一个组织然后完全控制它，还有他的清教主义、他强烈的个人正义感，以及他的不宽容。

克鲁普斯卡娅证实了他的苦行，并告诉我们，列宁放弃了所有他喜欢的东西：溜冰，阅读拉丁文著作，象棋，甚至还有音乐，为的是把精力完全集中在政治工作上‘8）。他的一位同志评论道：  “他是我们当中唯一一天24小时为革命而活的人。”他告诉高尔基，他之所以拒绝听音乐，常 常是因为“它让你忍不住说一些漂亮的蠢话，忍不住去抚摸那些生活在这个可耻地狱却能创造出这样一种美的人的头。而当今这个时代，你千万不要去摸任何人的头——你可能会让自己的手被咬掉。”‘’‘我们不得不猜想，驱使列宁去做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动力是一种炙热的人道主义情怀，类似于圣徒对上帝的爱，因为他身上丝毫没有政治野心家通常具有的那些缺陷：他没有虚荣心，没有矫揉造作，没有对行使权力的明显爱好。但他的人道主义是一种非常抽象的激情。它包含一般意义上的人，但他对具体的人似乎没多少爱，甚至也不感兴趣。他没有把那些跟他打交道的人（他的同志）看作鲜活的个体，而把他们看作接受其观念的容器。他就是根据这个来评判他们，没有其他的依据。因此，他的朋友关系没有亲疏之别；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朋友，这些人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同盟者。他对人们的判断不是根据他们的道德品质，而是根据他们的观点，或者毋宁说是根据他们在何种程度上接受自己的观点。他从不记恨。他在大战之前的那些年与托洛茨基有过恶斗，互相有过最恶毒的咒骂，即使是像托洛茨基那样的人，一旦接受了列宁的观点，也会带着无动于衷的诚恳，欢迎他回到自己身边。同样，任何同事，不管关系多么近，也都不可能在列宁的心里储存下一丝一毫的资本。

列宁是一个新种类当中的第一人，从青春年少的时候起，他似乎就不曾想到还有其他种类的人类活动值得去做。像一个52  隐士一样，他转身弃绝了这个平凡普通的世界。他轻蔑地拒绝了母亲的建议：他应该务农。作为一个律师，他执业几周之后便痛恨这一职业。这之后，他再也没有从事过任何其他的工作或职业，因为他给报刊写文章纯粹是其政治生活的工具。他的政治是教士性质的，而不是俗人性质的。列宁的身边堆满了官方出版物、历史著作和经济学著作。

在革命之前的20 年里，列宁在社会民主党的内部创立了自己的派系——布尔什维克 党，把它跟孟什维克（多数派）分裂开来，然后让自己成为它的绝对主人。P074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和暴力革命的活动家，墨索里尼有六个显著的特征。完全反对资产阶级议会和任何类型的“改良”；把政党看作促进社会主义目标的工具，高度集中，等级森严，严守纪律；想要一个由 职业革命者组成的领导阶层；不相信无产阶级自我组织的能力；认为可以通过革命者—一自封的精英——把革命意识从无到有带给民众；最后，在这场即将到来的阶级斗争中，组织化暴力将是最终的仲裁者。L36J

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墨索里尼的原始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分歧。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智力和形势的问题，而且也是性格的问题。墨索里尼有人性，包括软弱和渴望被爱。对于民众的意见，墨索里尼特别敏感，而且反应迅速。当战争爆发、军队开赴前线的时候，他在空气中嗅到了民族主义的气息，并把它深深地吸人了自己的肺里。这一气息令人兴奋：他急剧地朝新的方向转移。P078

在勾勒欧洲大陆的这一幻想前景时，列宁几乎是出于巧合发现了一条通往新政权的政策路线。他在俄国没有真正的权力基础，他从未试图创造这样一个基础，他一门心思要建立一个他能够完全控制的、由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亡命徒组成的小型组织。它在农民当中根本没有追随者。只有一个布尔什维克精英有农民出身的背景。在非技术工人当中，它的支持者寥寥无几。而技术工人，以及几乎所有加入了工会的工人，就政治上的隶属关系而言，都属于孟什维克‘41]。这并不令人吃惊。列宁的毫不妥协把所有能干的社会主义者都赶进了孟什维克的阵营。这也符合他的意愿：当进攻时刻到来的时候，更容易训练其余的人毫无异议地追随他。正如他们当中的一位所写的那样：“在列宁到来之前，所有同志都在黑暗中彷徨。”[42]另一个有自己清晰理念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是托洛茨基。5月，托洛茨基从美国抵达彼得格勒。他很快认识到列宁是他们当中唯一决定性的实干家，并成为列宁的主要助手。打那以后，在一个超过1.6亿人口的国家，这两个人能够指挥的追随者大概是2万人。P080

事实上，托洛茨基是俄国革命的积极行动者。但列宁是策划者，他做出所有关键性的决定，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权力意志”。如果没有列宁，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完全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创建就更不用说了。10月9日，他乔装打扮，偷偷回到了彼得格勒，在第二天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他为武装起义赢得了10 比2的投票。创立了一个“政治局”  (Politburo)  -我们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以控制这次起义。但实际上的军事准备工作是“军事革命委员会”操办的，这个委员会是托洛茨基领导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内部组建的。起义的时机将利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于10月25日召开。前一天的夜里，列宁组建了一个萌芽状态的政府。这天早晨，托洛茨基开始行动，占领了全城的关键性地点。临时政府的成员要么成为阶下之囚，要么逃之夭夭。只有很少的流血。下午，布尔什维克党人让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了权力的转移。第二天，在散会之前，大会采纳了一项媾和法令，另一项法令废除了土地所有权，第三项法令批准成立“人民委员会”（简称Sovnarkom），第一个工人和农民的政府‘53]。但是，正如斯大林后来小心翼翼地指出的那样，夺取权力的是军事革命委员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只是从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手里接受了权力”I：4l。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区分，64  目的是要维护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毫无疑问，关于列宁掌权的方式，没有任何“合法”的东西。但它也不是一场革命起义。它是一场老式的“政变”，或者像德国人很快称呼的那样，是一场“暴动”。

然而，当时，列宁十分精明地尽最大可能利用了苏维埃授予其政权的“合法性”。事实上，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小心翼翼地在两个层面上运作，这种做法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P086

列宁相信，在革命中，暴力是必不可少的成分，他从不惮于动用恐怖手段。在为恐怖活动辩解上，他继承了两个传统。从法国大革命那里，他可以引用罗伯斯庇尔的名言：  “革命中的平民政府的特性是：美德和恐怖同时兼顾，如果没有美德，恐怖是灾难性的，如果没有恐怖，美德是什么事也做不了的。恐怖只不过是正义而已，是立即的、严厉的、不可变通的正义；因此它是美德的显现。”[60]马克思无视“革命恐怖”的灾难性历史，对恐怖手段给予了具体的、无条件的认可。他写道：“只有一种手段能缩短、简化和局部化旧社会流血的临终痛苦和新社会流血的分娩痛苦，这是唯一的手段一革命恐怖。”‘但马克思是在不同的时代说不同的事情。正统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同意恐怖是必不可少的。列宁夺权一年 之后，罗莎‧卢森堡在1918 年 12月的德国共产党纲领中声称：“无产阶级革命为实现其目的不需要恐怖，它痛恨并憎恶杀戮。”[62]事实上，她之所以反对列宁的“先锋精英”试图加速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其理由之一正是因为她认为这会诱使他动用恐怖手段——正如马克思的文本所暗示的那样——作为一种捷径，尤其是在沙皇独裁统治的背景下，加上俄国人总体上的崇尚暴力，以及对生命的缺乏敬畏。

在1917 年之前的80 年里，俄罗斯帝国被处死的人的数量每年平均只有17个人，其中很大一部分发生在这段时间的早期阶段[63]。沙皇统治最后岁月的战时俄国在某些方面比战时管制下的英国和法国更加自由。共和国彻底废除了死刑，尽管1917 年 9月克伦斯基在前线恢复了死刑。列宁自己的大多数 同志都反对死刑。布尔什维克党人早期的杀人大多是水兵的工作，他们在1918 年 7月1日杀死了两位前任大臣，次月在塞瓦斯托波尔实施了3天的屠杀，要么就是偏远乡村的农民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P090

最后几位沙皇平均每年处决17人（因为各种犯罪），而在1918 – 1919 年，契卡仅因为政治罪就平均每个月处死1000人．

这个数字肯定少报了。几乎就在契卡诞生之后，人民委员会便颁布了一项法令，设立一种新型的“革命法庭”，审判“那些组织针对工农政府的暴动的人，那些积极反对或不服从工农政府的人，那些号召别人反对或不服从工农政府的人”，以及那些犯有阴谋破坏或包庇藏匿罪行的文职人员。革命法庭得到授权，依照“案情和革命良心的命令”定罪量刑‘73J。这一法令实际上标志着法治在列宁的新国家彻底终结，法治的生存时间只有短短几周。它与契卡体系严丝合缝。在沙皇治下，奥克拉那警备队被授予了逮捕的权力，但接下来，它不得不把  69羁押犯交给公共法庭，就像任何其他羁押犯一样；而任何惩罚都必须由普通的民事权威来施加。在列宁的体制下，契卡控制了特别法庭（秘密开庭）并执行特别法庭的裁决。因此，一个人一旦落人契卡之手，他唯一的保护就是“革命良心的命令”。当契卡逮捕、审讯、判决和惩罚 其受害者的时候，从来就没有可信的人数记录。在它建立后的几周之内，契卡便让它最早的劳动集中营运转起来了。这些集中营源自人民委员会的一项法令，法令指示，“资产阶级的男人和女人”都将遭到围捕，派他们去挖彼得格勒的防御战壕’74]。集中营的建立就是为了关押和看守他们，一旦契卡负责监管强迫劳动计划，它的集中营便在城市的郊外，甚至在偏远的乡 村激增——其核心将成为庞大的“古拉格群岛”。到 1917 年底，列宁掌权只有9-10 周的时间，可以说，契卡已经是一个“国中之国”；事实上，就其很多活动而言，契卡就是国家。

吴砺

2019.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