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时代》（上）（三）

吴砺

                                           《摩登时代》（上）（三）

我们或许可以打消这样的看法：契卡的起源和发展违背了列宁的意愿。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都指向完全相反的方向‘。正是列宁，起草了所有关键性的法令，而捷尔任斯基始终是他的执行者。事实上，正是列宁，给契 卡灌输了“恐怖”的精神，是他从1918 年 1月起敦促契卡不要理睬其他布尔什维克党人——包括人民委员会的很多成员——的怀疑和“人道主义”感情。当列宁出于安全考虑把政府从彼得格勒搬到莫斯科并把人民委员会安顿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时候，他鼓励捷尔任斯基设立自己的总部，独立于人民委员会之外。卢比扬卡广场上一幢巨大的保险公司大楼被接管了；在大楼内，为关押政治嫌疑犯而设立了一座“内部监狱”；打这以后，契卡便成了一个独立的政府部门，直接向列宁报告。列宁让契卡的官员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1918 年 1月，内战开始前 3个月，他称“每发现10个犯有偷懒罪的人，就当场开枪打死其中一个”。几周后，他要求“逮捕并枪毙受贿者、诈骗犯，等等”。对法令的违犯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惩罚”[76]。2月22日，他授权契卡发布一份公告，命令地方苏维埃“找出、逮捕并立即枪毙”一连串种类繁多的“敌人、投机倒把者，等等”r77)。紧接着这一总的法令之后，他又补充了自己的个人指示。因此，到 1918 年 8月，他打电报给下诺夫哥罗德的苏维埃说：“你们必须竭尽全力，组成一个独裁者的三驾马车……立即引人大规模的恐怖，枪毙和流放数以百计让士兵酗酒的妓女、前朝退伍军官等。一分钟也不要耽搁。”[78]他的榜样启发了其他人。次月，军队的报纸宣布：  “不要怜悯，不要吝啬，我们将成百上千 地杀死我们的敌人，让他们淹死在他们自己的血中……让资产阶级血流成河。”[79]列宁的激励带来了结果。在1918 年的前 6个月里，契 卡只处决了22名犯人（据官方数字），而下半年，它处决了6000人，1919 年全年处决了1万人。W.H．张伯伦是最早研究十月革命的历史学家，也是个目击者，据他估算，到 1920 年底，契卡共执行了5万次死刑判决。

仅次于捷尔任斯基本人，最重要的契卡官员大概是拉脱维亚人M，Y。拉特西斯。他最接近于给恐怖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特别委员会既不是调查委员会，也不是审判法庭。它是一个斗争机构，在内战的后方发挥作用。它不是审判敌人，而是打击敌人。……我们并不是在进行针对个人的战争。我们是在消灭整个资产阶级。我们并不是在寻找证据或证人，  以揭露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为或言论。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他属于哪个阶级，他的出身、  家庭、教育或职业是什么？这些问题决定了被告的命运。这就是红色 恐怖的本质。

可不可以仅仅依据肤色、种族出身或民族而把整个一类人归类为“敌人”，并宣判他们应当被监禁或者被杀戮？阶级战争与种族战争之间，消灭一个阶级与消灭一个种族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道德差别。因此，现代种族灭绝的习惯做法就这样得以诞生。P095

有一个历史的反讽就是：德国专家先是教会了苏维埃共产主义者如何制造品质精良的坦克，而这种武器在1943 - 1945年被用来推翻德国。更深刻的讽刺在于，这是阶级敌人之间的一次联姻：还有比普鲁士将军与布尔什维克党人之间相距更远的吗？然而，在最终的危机和战争的后果中，两个集团都把对方看作歹徒，旁人肯定也是这么看的。他们的协定中有某种惺惺相惜的精神气息，在接下来的20 年里，欧洲将经历很多这样的同盟，德俄之间的同盟只不过是第一次罢了。P102

列宁创立这个政权的各个阶段值得在这里稍稍详细地描述一下，因为，在一些本质要素上，它们在接下来的60 年里成了很多其他政权的典范。他的目标是四重的。第一是为了消灭党外的所有反对者；第二是为了把所有权力（包括政府）置于党的手里；第三是为了消灭党内的所有反对者；第四是为了把党内的所有权力都集中在自己及其同伴的手里。正如制订宪法和创立苏联一样，这四个目标全都是同时追求的，尽管有的目标比其他的目标更快地实现了。

一旦列宁把契卡组织化了，消灭所有党外反对者就不是什么问题了。1918 年的宪法是斯大林根 据列宁的指示起草的，其中包含了“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曾经冷酷无情地把它描述为。一种特殊的棍棒，别无其他。I 103）。它没有包含宪法保障，没有给任何人对抗政府的权利。政府的权力不受限制，没有分权——没有立法与行政的分离，没有独立司法——而且是绝对的。列宁把个人与国家的对立视为阶级社会的异端邪说。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里，个人就是国家，因此，他们怎么可能冲突呢？当然，除非个人是国家的敌人。因此，根本没有权利平等这么回事；也没有一人一票这么回事。事实上，全俄苏维埃大会的投票选举包含了本质上的划分选区操纵，因为城市苏维埃每25000个选民选举一位代表，而乡 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的势力在乡村更弱一些）每125000个居民选举一位代表。不管在哪种情况下，都有几类人完全被剥夺了选举权（以及所有其他民事“特权”），宪法在“总则”中列出了简明扼要的意见：“为了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  [国家剥夺个人或个别群体任何可能被他们用来损害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权。”p105

兵变一旦被镇压下去，列宁便决定不再容忍任何形式的党外政治活动。他说，所有那些不在党内的人都“只不过是披着现代的、喀琅施塔得的非党派外衣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样的家伙，他补充道，  “我们要么让他们安全地待在监狱里，要么把他们送给柏林的马尔托夫，去自由 地享受自由民主的赏心乐事”‘ 107，。做出这一宣告之后，1921 年 5月，契卡很快就上场了，粉碎任何残留的社会民主党的活动；那年夏天标志着看得见的政治反对派在列宁的国家彻底灭绝。他给了非共产主义者一个选择，60 年后的今天他们依然要面对这样的选择：要么乖乖地闭嘴，要么坐牢或流放。P107

斯大林担任了这么多的职务（其中包括另外几个重要委员会的成员），并充分发挥了他的工作能力，1919 – 1921 年，遵照列宁的明确指示并在他的大力支持之下，斯大林开始在党和政府及苏维埃机关迷宫似的统治集团之内调兵遣将，为的是确保一台更同质、更有纪律、更驯服的机器，完全服从于列宁的意志。就这样，斯大林非常详细地了解了整个俄罗斯和中欧的名人，并由于其作为持续不断的职位提供者而变得众所周知，从而逐渐获得了自己的追随者。这一时期，他始终是列宁  84的工具。他是完美的官僚，而且他找到了完美的主人，拥有强大的意志和绝对清晰的方向感。

意味深长的是，斯大林在党代会休会期间所做的工作最早是在1921 年的第十次党代会上变得切实可见，当时，列宁让党放弃了统治自己的权力。这一程序事实上是中央委员会有权对它的任何成员（包括中央委员会自身）判处死刑，这意味着列宁在中央委员会必须有三分之二绝对可以信赖的人。斯大林提供了他所要的东西。P112

两个月后，列宁患上了第一次中风。但他的工作已经完成。在所有核心要素上，他系统地重建了有史以来设计最精细的国家专政机器。在旧世界，个人独裁（大概除了很短的时期之外）一直受到社会上其他力量的限制，或者至少是约束，这些力量包括：教会、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以及古老的宪章、法庭和集会。在君权神授或自然法的观念中，也存在外部约束力的观念，或者某种绝对的道德体系。列宁新的乌托邦则没有这样的平衡力或抑制力。教会、贵族、资产阶级全都被一扫而光。剩下的一切都被政府拥有或控制。一切权力都由政府授予，政府十分庞大，而且在不断发展，一丝一毫的权力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很小的集团之 手——最终是一人之手。的确，85有一个精心设计的、  自命不凡的代表机构。到 1922 年，它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搜遍它充满回声的走廊，要找出一丝一毫民主生活的火星都是白费力气。怎么能不这样 呢？列宁把“民主”的形式仅仅看作一种使暴力和镇压合法化的手段。1917 年，也就是他掌权的那一年，列宁把“民主国家”定义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系统化地使用暴力的组织”[122]。  “谁对谁”是他至高无上的原则。谁对谁做什么？谁镇压谁？谁剥削谁？谁打死谁？对于一个用这样的术语来思考问题的人，怎么可能设想出另外一套政治安排呢？除非是一套专制制度，由一个独裁者来实施，通过暴力来统治。

在列宁出席的最后一次党代会上，他的形象比从前更加具有暴力倾向：步枪、机关枪、行刑队。他说：  “严厉、苛酷、毫不留情地惩罚最轻微的违纪行为是必不可少的”。他还说：“我们的革命法庭必须开枪。”I12，，不是“可取的”，而是“必不可少的”。不是“可以”，而是“必须”。正是他本人在这一时期起草了下面这个段落：

国际 资产阶级不承认共产主义 制度即将取代资本主义，并试图用武力推翻这一制度，  不管是借助入侵、封、间谍活动、为媒体提供资金，还是借助任何 其他手段，而那些宣传、鼓动或参与其影响……可能在最小的方面帮助国际 资产阶级的组织或者与这些组织合作的人，都可以被判处死刑或监禁。，

这段话尽可能地囊括一切，除了不受限制的恐怖许可，它还能是别的什么呢？事实上，那正是它的目的，正如他后来在写给司法委员柯尔斯基的一封信里所解释的那样，这封信写于1922 年 5月17日，也就是他中风的前夕，信中说：  “关于恐怖行为的那个段落必须尽可能宽泛地加以阐述，因为，只有革命的司法意识和革命的良心才能决定它在实践中的适用条件。”这里，列宁概述了他一辈子对所谓道德法律体系的轻蔑。

或许，列宁相信有“革命的良心”这么回事。毫无疑问，他认为自己拥有革命的良心。在1918 年底之前，他偶尔干涉恐怖行为，为的是挽救他本人认识的某个人的性命。但是，在演说和著作中，在公开声明和私人通信中，他所说和所做的其他每一件事情，都是要激励他的下级进一步热衷暴力革命，尤其是到最后。毫无疑问，列宁被他为自己打造的绝对权力给政变了。他的同事们也是如此。正是暴力革命以及后来的暴力自卫的过程摧毁了理想主义的成分。十年前，一位明智而悲伤的波兰老人约瑟夫·康拉德就曾在他的关于革命的长篇小说《在西方的眼睛下》（Under Western Eyes）中阐述过这一点：

在一场真正的革命中，  最优秀的品格并不引人注目。暴力革命最初落入了心胸狭隘的狂热分子和专横残暴的伪君子之手。然后轮到那些自命不凡却生不逢时的知识分子。这样一些人是首领和领袖。你会注意到，我省略了纯粹的恶棍。那些认真的人和正直的人，那些高贵、仁慈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那些无私的人和智慧的人，他们可能会开始一场运动，但这场运动会离他们而去。他们不是一场革命的领袖。他们是革命的受害者，是憎恶和觉醒：常 常还有悔恨一的受害者。希望被荒唐地出卖了，理想被漫画化了——这就是革命成功的定义。

列宁对于作为个体的人民基本上没有兴趣，这使得他没能认识到：内战摧毁了“革命良心”可能存在的最后一点残余。当然，到那时候，他自己已经被权力的癌症给吞噬了。这个过程在一部他想必曾经读过的小说中描述过，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 (The House of the Dead)：

凡是体验过权力——也就是不受限制地凌辱他人的能力——的人……都必然会随心所欲地沉湎于权力。暴政是一种习惯，有它自己的有机生命，最终会发展成一种疾病。即便是最好的人，这种习惯也可能扼杀他，使他变得像野兽一样粗俗。血和权力使人陶醉……人和公民永远死于暴君之手；恢复人的尊严、悔改和重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当然，列宁对于自己毕生的工作从未表现出丝毫的怀疑，尽管在他生命中最后两年半的时间里，他是一个疾病缠身、怒气不息、最终什么也做不了的人。有人认为，到最后，他认识 到了斯大林是突然冒出来的怪物，于是拼命地试图提高托洛茨基的影响力，作为一股抗衡的力量。你大概很愿意认为列宁成了他自己的集权统治的受害者。但事实并非一清二楚。然而，有一个暗示性的不祥的因素。P116

然而，墨索里尼也在改变。瘦弱而饥饿的面容随着头发一起消失了，光秃秃的头顶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囊肿，在他如今多肉的突出下巴上，有一个椭圆形的黑痣。他的牙齿是老象牙的色彩，牙缝很宽，这在意大利被认为是幸运的标志[158]。他相貌堂堂，精力充沛，在跟异性的交往中如鱼得水，前后有169个情妇‘“9）。他非常 虚 荣，而且野心勃勃。他渴望权力，而且想要立即得到权力。邓南遮的成功使他相信：激进主义，哪怕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还远远不够。法西斯主义要想成功，还必须援用诗歌、戏剧、神话。在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始终存在对马克思本人的抱怨：他并不十分懂得人类。他忽视了神话的威力，尤其是民族神话的威力。既然弗洛伊德已97  经证明了——而且是科学地证明了——黑暗而隐秘的力量对个体的影响力，如今是不是应该检验一下它们对群体的影响力？邓南遮曾经写道，  “那种可怕的活力、权力感、战斗和控制欲，以及富饶而多产的生产力，这些全都是狄奥尼索斯式的人物、胜利者、破坏者和创造者的优点”。‘16。’意大利并不缺少充满诗意的神话。19世纪有加里波第和马志尼的民族主义神话，它们依然有巨大的力量，有马基雅维利（墨索里尼最喜欢的另一位作家）的强权政治神话，更早还有罗 马及罗 马帝国的神话，正等待从它的长眠中被唤醒，率领新的罗马军团开始进。在其顶端，有新的未来派神话，这一神话在墨索里尼身上唤起对社会主义意大利的想象，它不像列宁的电气化俄罗斯：“生活变得更紧张、更忙乱，被机器的节律所主宰”。墨索里尼把所有这些变化无常的成分搅拌在一起，以便酿造出他的法西斯主义纯酿，再加入一勺让人生机勃勃的暴力，正如他所写的那样：“不流血就没有生命。”

可是，流谁的血呢？墨索里尼是一个复杂的而且在很多方面很矛盾的人。他很少主动自愿地干坏事，他几乎总是被引诱才去干坏事，直到权力和奉承让他的道德感几乎完全萎缩。他不能无缘无故地发起一系列深思熟虑的暴力行为。19191 – 1920年，他为了战斗而不顾一切。P130

战败对大多数德国人尤其是对土兵的打击是巨大的。西方没有一个人理解这一点。德国人知道他们正在西线撤退。但撤退是秩序井然的；军队完好无损。德国人主要的焦虑和野心不是在西线。德国主要是因为害怕俄罗斯不断发展的工业和军事力量而打这场战争，那是一个庞大、专横、暴虐而野蛮的邻居，刚好就在德国的大门口，威胁要征服它。到 1918 年中期，德国尽管在西线拼命战斗，但已经驱除了在它看来是最主要的幽灵。沙皇俄国被打垮、被消灭了。它的继任者签署了德国人105口授的和平条约。《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把德国一直以来所需要的安全给了它。它剥夺了俄罗斯70%的钢铁生产能力以及总工业的40%。它把俄罗斯欧洲部分德国人认为有价值的每—一样东西都给了德国，正如德国政府的一位成员 幸灾乐祸地说的那样：  “正是在东方，我们将领取战争债券的红利。”‘：’事实上，它给的更多，因为它再次展开了美好的前景——西欧一个巨大的经济帝国、大平原的一次殖民，这曾经是中世纪扩张德意志文明的一个目标。对普通德国人来说，“东方的吸引”  比他们在非洲殖民化过程中的姗姗来迟，甚或比德国皇帝争夺商业和海上霸权意味着更多的东西。正是沙皇的大俄罗斯封锁了德国走向东方的“天命”。如今，日耳曼骑士的计划可以再一次重新开始。P141

这就是反犹主义在魏玛共和国取得惊人进展的主要理由。在共和国之前，反犹主义并不是一种很多人认为德国人容易患上的疾病。俄罗斯是屠杀犹太人的国度；巴黎是反犹知识界的城市。反犹主义似乎是在1870 年代和1880 年代才出现在德国，当时，信奉决定论的社会哲学家正在用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原理来解释工业主义所导致的巨变，都市人口的剧增，以及无根而庞大的无产阶级的异化。基督教满足于用人们痛恨的一个单个的角色来解释邪恶：撒旦。但现代世俗信仰需要人身魔鬼，需要整个一类这样的人。貌似有理的是，敌人必须是整个阶级或种族。P158

德国在1918 年的战败注定要发泄，要寻找替罪羊，人民当中的异族背叛者。即使就连间接的证据也没有，犹太人一西化“文明”的化身——也自动地被分派了这个角色。但还是没有证据！犹太人在战后那段时期的大量涌入是对民族的一次新鲜稀释，预示着进一步袭击它已经殉难的文化。而魏玛共和国本身，它难道没有提供日常的证据——在议会里，在舞台上，在电影 院里，在书店里，在杂志和报纸上，在艺术画廊里，以及在任何一处有个普普通通、饱受困惑的德国人出入的场所——表明这场世界性的、腐化堕落的阴谋正在接管德意志帝国？怎么可能有人怀疑一场危机迫在眉睫并且需要极端的解决办法呢？

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暴力解决文化与文明之间冲突的观念开始真正抓住某些德国人的头脑。P164

吴砺

2019.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