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时代》（上）（四）

吴砺

                                      《摩登时代》（上）（四）

在教授们的激励下，德国的学生群体——魏玛时期德国大学的在校学生平均约为10万人——热情洋溢地接纳了这些东部人的哲学。研究一下魏玛时期就足以推翻这样一个观念：学生群体在某种与生俱来的意义上是人道理想主义的栖身之地。仅次于旧军人，学生为暴力极端主义者（尤其是右翼暴力极端主义者）的储备库提供了主要的人力。整个1920 年代，学生政治一直被右翼的大学校戒运动所控制，直至它被纳粹党所取代‘。右翼极端分子通过在每所校园里说服半打学生皈依自己，把他们转变成全职活跃分子，没有时间用于学业，从而发展壮大。接下来，这些活跃分子可以影响他们身后大批的学生。纳粹党在学生当中始终比在全体国民当中发展得更好，他们所得到的选票总是因为校园里的选票而领先，学生群体给他们提供了最好的皈依者。学生们把纳粹主义看作一场激进运动。他们喜欢它的平等主义。他们也喜欢反犹主义。事实上，学生们比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更加反犹。大多数学生社团甚至在1914 年之前就把犹太人排除在外。大学生联谊会赞同“埃斯纳决议”，这份决议声称，对犹太人的种族反对是不可逾越的，不能通过施洗来消除。第二年，他们剥夺了犹太学生参加决斗的“荣誉”。1922 年，柏林大学当局不敢冒引发学生暴力示威的风险，取消了纪念瓦尔特·拉特瑙被杀的追思活动。对学生暴力的绥靖政策成了1920 年代的典型模式，大学校长和教职员工一直向学生领袖最蛮横的要求举手投降，而不敢冒惹火上身的风险。到 1929 年，大学几乎完全投入了东部人的阵营。P172

在这里，我们触及了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希特勒对议会民主或自由主义的其他任何方面也只有蔑视。可是，列宁坚持认为一个精英集团甚或是一个人凭借他们的（或他的）真知而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意志，希特勒并不讨厌民主的声音以不那么形而上学的形式表达自己（：。在某种意义上，他相信参与式的民主，甚至一度践行过这样的民主。事实上，希特勒除了在某种程度上借助民主的手段来追求权力，此外也别无选择。在一个罕见的坦率时刻，列宁曾经说，只有一个像俄罗斯那样的国家才可能如此轻而易举地被人控制，就像他所做的那样。德国则是另一回事了。它不可能被强奸。它只能被诱奸。P180

决心利用这新的一极，并以平民政治家的角色，希特勒——他无疑拥有创造性想象力的特质一花去了他在监狱里的最后几周，琢磨出了引人人胜的风景大道的概念，这些大道是专门为汽车修建的，那是未来的高速公路，一辆“人民的汽车”或Volkswagen（德语：大众汽车）载着这个民族沿着这些大道一路向前。希特勒在1924 年 12月20日获释，很久没有听瓦格纳了，他径直去了钢琴家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的家，命令他：  “给我弹一曲《爱之死》。”第二天早晨，他用26000 马克买了一辆梅赛德斯，打这以后，直到成为总理，他坚持超过路上的每一辆汽车。P186

事实上，法国有两种互相竞争的民族主义。有世俗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他们拒绝承认上帝和国王的父亲身份，在18世纪创造出了la patrie（祖国）这个词，表示他们对国家的更高忠诚。当约翰逊博士在这一时期声称“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最后的避难所”时，他是在抨击一种颠覆性的煽动。法国的爱国主义在大革命时期获得了一种雅各宾派的风味，这一类型的进步民族主义因为甘必大和克列孟梭而永垂不朽。它可能像任何其他类型的民族主义一样沙文主义，一样冷酷无情——大概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往往不承认还有比共和国利益更高的法律，想把美德人格化——但是，当法国被认为由那些并不为祖国的目标效力的人所控制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消失在失败主义与和平主义中。特别是，他们总抱着怀疑甚至是敌对的态度来看待正规军，因为天主教在正规军中占压倒性优势，部分程度上是保皇主义的。P195

事实上，法国民族主义的弱点在于：它太知识分子化了，它缺乏一个有权力意志的领袖。P198

这一制度（如果可以称之为制度的话）的组织化很缓慢，就连法国也直到 1894 年才有殖民部长，德国到 1906 年才有，意大利1907 年，比利时1910 年，葡萄牙 1911年[乃、。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古典时代”已经是日薄西山了。它的存在太短暂，无法实现它们自己所预期的结果。开发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是一笔缓慢、费力，常常是血腥的生意，正如整个人类历史教会我们所认识到的那样。像罗兹、费里、卢吉、利奥泰和萨罗这样一些人都有一种毫无来由的乐观主义：这个过程可以加速并使之相对来说不那么痛苦。他们的继任者作为独立之后的统治者也有同样的幻想：苏加诺、纳赛尔、恩克鲁玛、尼赫鲁和数十个其他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但是，相对于富裕的国家，大多数贫穷国家所处的位置在1980 年代和在1870 年代时并无不同，那时候，殖民主义的伟大时代才刚刚开始。

这把我们领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殖民主义是一个高度视觉化的现象。它充斥着飘扬的旗帜、奇特的制服、壮观的仪式、宫廷的隆重接见、日落时分的火枪大炮、奥林匹亚和巴黎大皇宫的贸易博览会、邮戳，尤其是彩色地图。本质上，它是一个地图上的实体，从地图册的书页上可以最清楚、最强烈地感知它的存在。从地图上看，它似乎是一个更加华而不实的现象，能够改变的并不多，而且确实只有很少的改变。它来得容易去得快。无论是创造它，还是终止它，死的人都不多。它既加速了同时也阻碍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出现，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它的作用都不重要，就算欧洲人不曾吞并亚洲或非洲的一公顷土地，这一体系也会以大致一样的速度出现。  “殖民主义”这个词涵盖了如此纷繁多样的人类安排，以至于它究竞是不是描述了什么具体的东西，倒是颇值得怀疑。

殖民主义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是什么，而是因为它不  161是什么。它培育了一些宏大堂皇的幻想和毫无来 由的冤屈。前者对1945 年之前的事件拥有重要影响；而后者则影响了1945年之后的事件。P219

管理一个帝国很大程度上是个决心问题。许多年后，1962年，罗德西亚联邦总理罗伊·韦伦斯基爵士说：  “英国已经失去了统治非洲的意志。”在1920 年代和1930 年代，它尚未丢掉，或者说尚未完全丢掉，但它正在受到侵蚀。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英国统治阶级的自信。联合王国的损失并不那么巨大-703410人丧命，与意大利大致相当，后者在1920 年代依然保持着活力。当然，意大利的人口依然在快速增长。此外，人们晋遍相信，牛津和剑桥的产品以及公立学校受到的打击特别重。仅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1916 年 7月1日），西线就有大约37452名英国军官战死、受伤或失踪‘81’。由此产生了“迷惘的一代”的神话，其中，像雷蒙德，阿斯奎斯、朱利安。格伦菲尔和鲁伯特，布鲁克这样一些牺牲的勇士（严格来讲，其中很多人是不称职的或失败的）被认为是不可替代的‘。这个神话部分程度上是文学性的，存在于文学创作诌  中。战争诗人为数众多，而且质量很高：威尔弗雷德，欧文、埃德蒙·布伦登、西格弗里德·萨松、赫伯特。里德、罗伯特·格雷夫斯、艾萨克，罗森伯格、莫里斯·巴林、理查德，阿尔丁顿、罗伯特·尼科尔斯、威尔弗雷德·吉布森及很多其他人；在战争的最后那些年里，他们被死亡、无益和虚度年华所困扰‘。1920 年代初，他们的诗歌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后来则是散文：R．c．谢里夫戏剧《旅途的尽头》（Journey’sEnd）、布伦登的《烽火低吟》  (Un,derton,esof  War)、萨松的《猎狐人回忆录》  (Memoirs ofo F。x-lluntin,g Man)，全都出版于1928 年；阿尔丁顿的《英雄之死》  （Death of。Hero）次年出版。这些文学作品尽管并不完全是失败主义的，却是反英雄主义的，并强调了捍卫国家强盛所付出的代价。P222

此外，在上层阶级的心目中，生命的损失（他们夸大了这一损失）直接关系到传统绅土农业古老的土地制度的危机，自1870 年代大西洋彼岸的粮食运到英国之后，这一制度便陷入了深刻的麻烦中，如今奄奄一息。P222

意味深长的是，那一代剑桥使徒会的所有会员 当中，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旺盛创造力的人物，伯特兰·罗素，却从未真正成为布卢姆茨伯里派的组成部分。尽管他一样抱持和平主义、无神论、反帝国主义和普遍进步的观念，但他看不起这个团体那种无精打采的消沉；反过来，这个团体也拒绝他。他认为，斯特雷奇歪曲了穆尔的《伦理学原理》，为的是宽容同性恋。无论如何，他认为那是一篇低劣的文章。他问道：  “你们不喜欢我，是不是，穆尔？”穆尔在长时间的认真思考后，答道：  “不喜欢。”‘值得注意的是，像斯特雷奇一样，罗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实际上也曾为和平主义而战，并因此而进了监狱。他在布里克斯顿监狱里读了《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并放声大笑，  “以至于警官走进我的牢房，说我必须记住，监狱是个接受惩罚的地方”。但他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的裁定是：这本书很肤浅，  “充满了一所沉闷古板的女子学校的多愁善感”‘“6）。罗素一生结过4次婚，贪得无厌地寻花间柳，写过56本书，对主题的选择涵盖一个写作者所能涵盖的最广泛的范围，对积极的体验有不可救药的热情，他是用比布卢姆茨伯里派更坚硬的材料做成的。他没有布卢姆茨伯里派那种对极权主义的偏好。在停战的那天晚上，布卢姆茨伯里派加入了新的力量，这就是西特韦尔三姐弟的小圈子，温德海姆，刘易斯称之为“镀金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欢呼庆祝的，更多的不是协约国的胜利，而是列宁签署单独媾和协议时所表现出来的智慧，正如奥斯伯特。西特韦尔所说的那样，为的是“创造一个新上帝并使之成形”。在艾德菲大学，人们将看到斯特雷奇居然翩翩起舞，  “像某个从昏睡中醒来的人，以那种温和友善的软弱无力的步态跳着吉格舞”——在D。 H.劳伦斯的怒视之下。罗素不会这样。他在1920 年亲自去了俄国，见了列宁，宣布列宁的政权“接近于专制官僚体制，有一个密探体系，比沙皇的体系更复杂、更可怕，而且有一样傲慢专横、一样冷酷无情的贵族阶层”I’‘8》。一年后，他到丁甲躑，删一 –那里行政和政治上的全面混乱，他写信给朋友说：  “不妨想象一下……利顿被派来统治这个帝国，你就有点明白两千年来中国是如何被统治的。”P235

然而，美国的参战引入了一个可怕的难题。美国和日本都怀着日益强烈的敌意看待对方。加利福尼亚实施了针对日本移民的种族法律，1906 – 1908 年，来自日本的大规模移民被阻止住了。于是，  日本人转向了中国，试图在1915 年把它变成一个被保护国。美国人也竭力阻止：他们自视为中国的真正保护者。在凡尔赛，威尔逊拒绝把谴责种族主义写进国际联盟的盟约，从而激怒了日本人‘ 125J。因此，美国在它的海军政策上往往优先考虑太平洋。结果，它把一个尖锐的问题推到了英国面前：你想让谁成为你的朋友，是我们，还是日本人？P237

但南非的史末资因为种族原因而反对。加拿大的麦肯齐，金也是如此，他是个自由主义者，靠反英在魁北克获得选票，他听从了反英分子、外交部常任部长o．D．斯克尔顿的建议‘。这似乎让天平出现了倾斜。非但没有续签条约，相反，美国人关于在华盛顿召开一次会议以限制海军的提议倒是被采纳了。澳大利亚的休斯被激怒了：  “你们打算用华盛顿的一次会议来取代英日同盟和英国海军的压倒性力量吗？”事实比这还要糟。在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人提议一次海军“休假”，大规模报废，主力舰不超过35000吨（这意味着英国超级战舰的终结），以及英、美、日三国主力舰的比例为5：5：3。一位目击者说，当海军上将、第一海务大臣贝亚蒂第一次听到具体细节时，他在椅子里猛地向前晃了一下，  “就像一只斗牛犬，正躺在阳光灿烂的门阶上睡觉，突然被一个走街串巷的肥皂贩子冒冒失 失 地一脚踢在了肚子上”。日本人也痛恨这些提议，视之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拉帮结伙地反对他们。然而，这一方案获得了通过。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实施裁军的压力，以及对驱使美国进一步远离欧洲的担心，被证明太强大了。反过来，  日本也要求并得到了一些让步，这使得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日本坚持英国和美国同意不在新加坡以南和夏威夷以西建造海军基地。事实上，这使得美国舰队能够支援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海外领地，如果它们受到攻击的话。不过，更加重要的是，就英国而言，  日本觉得自己必须要求这样的让步这个事实象征了它从一个积极的朋友转变成了潜在的敌人。P239

历史向我们显示了那些智慧超群、信息灵通、决心坚定的人在追求经济或对裁军的无私热情上达到了怎样令人吃惊的程度，以至于愿意欺骗自己，罔顾现实。1924 年 12月15日，丘吉尔给首相写了一封引人注目的信，轻蔑地拒绝了日本威胁的任何可能性。它连篇累牍，使用了统计学和修辞学的各种花招，试图让鲍德温——就其本性而言已经足够爱好和平而且自鸣得意——相信，与日本交战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我不相信，我们这辈子有丝毫发生此事的机会。日本人是我们的盟友。太平洋受《华盛顿协议》的控制。……日本远在世界的另一头。无论如何它都不可能威胁到我们的重大安全。它没有任何理由和我们发生冲突。”入侵澳大利亚呢？  “我敢肯定此事在任何时期都不会发生，即便是我们或我们的孩子必须预见的最遥远的时期……与日本交战并不是任何理性政府应当考量的一种可能。”P240

任何一个研究现代日本的西方学者都忍不住有这样一种感觉：它是整体论原则的，一个受害者，正是根据这一原则，政治F?  事件和道德趋势对整个世界都有影响。日本也被传染了西方的相对主义，导致了其自身行为弱点的一次不祥的膨胀，并因此把自己抛入了20世纪的恐怖深渊。在现代时期之初，日本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国度，在某些方面更接近于古代埃及的社会，而不是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人们相信，天皇是神人合一，“既是一个活在当下、统治着斯土斯民的人，同时又是一个神”‘2）。第一位天皇在公元前 660 年开始他的统治，当时是埃及的第二十五王朝，这一世系绵延了2500 年（有时候是通过过继的方式）。迄今为止，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统治家族，拥有格外古老的连续性，封存在王朝的琥珀中。在16世纪，“印度群岛的使徒”圣方济各，沙勿略认为，他所遇到的日本人，凭借他们的坚韧和刚毅，都是理想的基督教皈依者。但是，传教士们的内部争论导致日本排斥基督教。在17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的时间里，  日本把自己封闭了起来，阻断了与欧洲世界的联系。它完全没能吸收犹太—基督教传统送来的礼物——个人道德责任的观念，依然保留了集体责任的强大残余，而这正是古代世界的典型特征。在1850 年代，西方强行进入了这个沉着自信的社会。10 年后，  日本统治阶级的很大一部分人由于害怕殖民化或遭受中国的命运，从而做出了一个集体决定：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采用一些对于独立生存来说必不可少的西方惯例，并把自己转变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1868 年 1月3日的所谓“明治复辟”废除了幕府将军的统治，使天皇成为名副其实的君主，它的实现抱有一个深思熟虑的目标：富国强兵。

重要的是要懂得，日本进入现代世界的这种决心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威胁的成分，促成这一决心的，既有对外国人的恐惧和憎恶，也有羡慕和赞赏。日本人一直擅长模仿性的吸收，只不过是在纯功利主义的层面上，从文化的观点看，这种吸收是肤浅的。从它伟大的原创性的邻居中国那里，  日本拿来了礼仪、音乐、儒家经典、道家箴言、各种类型的佛家思考、密教神话、宋代绘画，以及中国人的作诗填词和历法制定。如今，日本继续从西方拿来了技术、医药、行政和商业规程，以及适合这些新惯例的服饰观念。但中华文明的社会结构和伦理架构很大程度上被舍弃了；而且，尽管日本人在吸收西方手段上表现出了实用主义的贪婪，但他们对西方的目的却不大感兴趣：178古典时代或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理想所发挥的影响并不)(。

的确，值得注意的是，吸引日本人的，是现代的新奇，而非古代的真理。在某种意义上，日本人始终是有现代意识的民族：“自史前时期以来就很现代”I4）。他们从国外拿来了各种花招和小玩意儿，技术性的和华而不实的，有点像一个社交界的女人追逐稍纵即逝的时尚。但他们的文化基质依然没受什么影响：日本最典型的文化创造在中国没有先例。同样，自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舶来品对日本基本的社会规则也没有丝毫触动。‘‘’

日本长期以来的与世隔绝并不意味着风平浪静。恰恰相反。日本丝毫没有中国那种消极被动的、宿命论式的腐朽。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完全不同的民族。经常有人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中国人生活在空间的领域，而日本人生活在时间的领域。在华北大平原上（中华文明便起源于此），中国发展出了一套宏大庄严、秩序井然的宇宙哲学，满足于等待它的缓慢演变。中国人把生命看作周而复始的循环，就像大多数东方文化一样。日本是一连串蜘蛛网似的、脊椎骨似的小岛的集合，有点像古希腊，就其线性发展的意识而言几乎就是西方的，以十分谨慎的速度从一点赶往另一点。日本人有一种时间概念，他们的紧迫感在非西方文化中几乎独一无二，并且始终有一种精力旺盛的社会压力‘6）。日本的气候中也有某种动荡不宁的东西，像英国的气候一样千变万化、反复无常，但更加剧烈。这一连串的小岛从亚热带一直延伸到了亚北极；东边的季风和西边的气旋同时吹拂着这些小岛。正如德国学者库尔特，辛格所言：  “这个群岛不问断地被地震所摇撼，被风暴所侵袭，雨打风吹，云遮雾罩。……主宰这一生存形态的，不是空问，而是时间，是持续性，  自发的改变，  以及运动的连续性。”有些日本人相信，连续变幻的极端气候帮助解释了国民行为中剧烈的摇摆。‘’‘

吴砺

2019.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