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时代》（上）（六）

吴砺

                                         《摩登时代》（上）（六）

事实上，1920 年代是美国历史上最幸运的十年，甚至比同样繁荣的1950 年代更加幸运，因为在1920 年代，相对富裕所导致的国民凝聚力、突如其来的文化密度和“美国精神”富于表现力的原创性都是令人兴奋的新鲜事物。P310

1920 年代的扩张所带来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是庸俗的，或者在社会意义上是不道德的。问题在于：它是短暂的。假如它能够持续下去，它就会带动已经不那么强壮（在那个时期）但依然在努力奋斗的欧洲经济，随之而来的必定是一次全球性  29的政治变革，并击退极权主义冲动的新生力量，连同它们对社会工程的灾难性信仰，并逐渐以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一种关系取代它们，这种关系更接近于柯立芝曾经对纽约商业领袖们所描绘的那种关系。 1929 年，美国已实现了在全世界的生产中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此前任何一个国家在繁荣时期都不曾实现过这样的目标：全部产值的34. 4%。相比之下，英国是10. 4%，德国10. 3%，俄国9.9%，法国5．%，  日本4。0%，意大利2，5%，加拿大2. 2%，波兰 1.7%。欧洲大陆很可能要向齐格弗里德所说的美国的“原创性社会结构”倾斜，这种可能性随着世界经济每年保持向上势头而与日俱增。再给另一个这种规模的繁荣十年，我们对现代时期的描述就会大为不同，而且会更加幸福。P313

1929 年的崩盘另外还暴露了银行家、商人、华尔街专家以及大大小小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们的天真和无知；它显示了他们并不懂得他们如此信心十足地操纵的这套体系。他们试图用他们好心好意的政策去替代亚当-斯密所说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他们制造了灾难。这次暴跌非但没有像凯恩斯及其学派后来认为的那样——当时凯恩斯既没能预见到崩盘，也没能预见到大萧条的范围和持续时间——证明了自我调节式经济的危险，反倒指示了相反的方向：信息不灵的干涉所带来的风险。P330

就在美国知识界转向极权主义欧洲在有序计划上寻求精神食粮和指导的那一刻，他们事实上正在走向史无前例的残暴和荒芜的20 年——道德相对主义的可怕体现。1929 年 12月21日，斯大林作为一个独裁政权的绝对主人庆祝了他的50岁生日，这样一个政权，就其集中的野蛮性而言，历史上还找不到与之比肩者。几周前，就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崩盘的同时，他下令强迫俄罗斯农民集体化，这一举措所涉及的物质损失远远大于华尔街范围之内的任何东西，所造成的生命杀戮，其规模之大，早先的任何暴政所拥有的物理手段——愿望就更不用说L一都无法达到。到约翰·斯特雷奇写到逃离资本主义死亡、发现苏维埃新生的那段时期，这项社会工程的丰功伟绩已经完成。500万农民丧生，两倍于此的人被关进劳动营。到那段时期，斯大林也有了一位弟子、仰慕者和竞争对手，那就是希特勒，控制着一个类似的独裁政权，打算在同等规模上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人的生命。在美国人看来，当时正是从一个多灾多难的世外桃源走向一个群魔 乱舞的pandaemonium（拉丁文：万魔殿）的情形。魔鬼接管了这个世界。P361

。把一个失败的专制政权描述为一个发展中的乌托邦，其中最大的单一因素显然是自欺。但也存在有意识的欺骗，这些故意骗人的男男女女把自己想象成理想主义者，当时诚实地认为自己是在通过系统化的歪曲和撒谎，来服务于更高的人类目的。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未有的暴力使这个世界变得冷酷无情，那么，大萧条则把有限的选择摆在了人类的面前，并用反差鲜明的术语来描绘它们，从而使这个世界变得堕落。政治活动家觉得自己不得不做出可怕的选择，并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抱着孤注一掷的决心坚持这样的选择。1930 年代是英雄谎言的时代。圣洁的谎言成了它最被珍视的美德。斯大林治下饱受折磨的苏联是这种神圣造假最主要的受惠者。当斯大林主义在希特勒的德国有了一个不共戴天的竞争对手时，这场骗人竞赛也就变得更加激烈。P382

戈林的任务由于2月28日一把火烧掉了国会而变得更加容易，如今人们普遍认为此事是那个愚蠢的马里努斯·范·德尔。卢贝干的，但不管怎样，它帮了新政权的大忙。同一天，希特勒让1933 年 2月28日的紧急法令《为保护人民和国家》获得了通过，并以另一项法令《反对出卖德意志人民和叛国阴谋》作为补充。它们构成了纳粹统治的真正基础，因为它们使得警察能够完全绕开法庭[92]。关键段落如下：

德意志帝国宪法第114 – 118 条、第123 – 124 条和第153 条暂时无效。因此，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对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包括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的限制，对书信、电报和电话通信的监视，对住宅的搜查，以及对财产的没收和限制，都允许超越迄今为止法律所规定的界限。

这项法令给了希特勒建立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所需要的一切，事实上这也是他统治的基础，直至1945 年依然有效。P394

希姆莱堪称完美的官僚主义文书工作，以及他对合法性的屈尊俯就（当他用自己的公务车送自己年迈的父母时，他总是记下成本，并让人从自己的薪水中扣除[99]），是欺骗性的，就像苏联的格别乌在类似的伪法律框架下工作一样。盖世太保的一位官员汉斯，吉斯维乌斯后来作证说：“党卫军向来最喜爱的策略就是：伪装成体面的市民，谴责一切过激行为、谎言或违法活动。希姆莱……说起话来就像体面、清洁和正义最坚定的捍卫者。”， iOOJ他热衷于把自己的人和冲锋队那些凶残的街头斗士及戈林的盖世太保区别开来。然而，在集中营里面，则  28没有什么不同：全都是无法言说的残酷暴行，常常是施虐狂，以及对法律的否定。P399

在一层很薄的法律外表之下，希特勒德国的无法无天是不受控制的。正如戈林所言：  “法律和元首的意志是一回事。”希特勒做事完全是通过政令和命令，而不是通过法律，在这方面，他再一次很像列宁，对制定宪法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102）。在纳粹感兴趣的任何重大事情上，司法部都没有发挥作用。司法部长是弗朗兹。古特纳，1924 年，作为巴伐利亚的司法部长，他批准了希特勒的提前释放，他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声称自己一直在和希特勒主义做斗争，但事实上，除了小说之外，从不允许他跟希特勒谈论任何话题。他在1941 年去世之前告诉弗兰克：  “希特勒热爱残忍的暴行。当他能够折磨别人的时候，他就很高兴。……他有一种恶魔般的施虐狂。否则的话他就受不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Ilo，’希特勒自己说：渤  “最大的麻烦在于，我很难说服古特纳博土，让他相信在叛国案中实施极其严厉的惩罚是绝对必要的。”‘ 104’但这只是说说而已。事实上，希特勒经常把他认为“宽大”的判决改为死刑。他修改了1933 年代《公务员法》，增加了第71节，以授予他解除法官职务的权力，如果这位法官“职务活动的方式，特别是他的判决……表现出他认为与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格格不入的东西”（一个被引用的实例是对“种族玷污”罪给予最轻的判决）。P401

到 1930 年代中期，希特勒所经营的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牢固可靠的、没有良心的、成功的、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也是深得民心的政权。总体上，德国的工人宁愿要稳定的工作，也不要什么公民权利，后者对他们来说没啥意义‘u8）。对他们来说，已经变得很有意义的东西是希特勒根据他所说的“归属”政策所创立的数量惊人的社会组织。他还有一项合作政策，强调国家的统一（当然是统一在纳粹党的领导之下）。第三帝国是一个“合作的”国家，普通德国人“归属于”这个国家。这个公共生活的概念对更多的德国人来说比魏玛共和国的党派政治更有吸引力。这种精神状态可能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但是，当希特勒由于把德国再次拖人战争从而毁掉了自己的声  296望时，它依然足够强烈。它在最卑微、最贫穷的人当中大概最强烈（尽管在某些信奉天主教的农民当中并非如此，他们拒绝给予纳粹党以赞扬和欢呼，对基督 教所遭受的攻击深感愤怒）。

希特勒还迎合了很多德国人的说教天性，亦即那些对“道德”行为拥有强烈渴望、却没有一套根植于基督教信仰的绝对道德法则的人。P409

然而，关于苏联的严厉性，西方知识分子的了解却足以迫使他们在为它辩护的时候采用双重标准。林肯·斯蒂芬斯定了调：“背叛沙皇不是罪，背叛共产主义是罪。”‘“‘，萧伯纳认为：“当我们最有魄力的邻居…，．为了这个世界对诚实的人来说更加安全而人道地、明智地清算一小撮剥削者和投机倒把者的时307候，我们承受不起赋予我们自己以道德的姿态。”‘“‘’安德烈·马尔罗认为：“正如宗教裁判所并没有影响基督教根本上的尊贵一样，莫斯科的审判也没有贬损共产主义根本上的尊贵。”很多知识分子，包括一些知道极权主义司法是怎么回事的人，都为这些审判辩护。布莱希特写道：  “即使就那些最痛恨苏联及其政府的敌人的观点来看，这些审判也清楚地证明了存在反对现政权的积极阴谋”[157]，存在一个“臭名昭著的犯罪沼泽”，犯下这些罪 行的，是“一切社会渣滓（国内的和国外的），一切害虫，职业罪犯和间谍……这帮乌合之众……我确信这就是真相”，“8J。福伊希特万格出席了1937 年皮亚塔科夫的审判（此案导致了布哈林及其他人的审判），并就这次审判写了一本速成书：《莫斯科1937》(Moscow  1937)，书中宣称：“没有任何理由做出这样的想象：关于审判程序有任何人为的或虚假的东西”。斯大林立即让人翻译了这本书，在莫斯科出版了它（1937 年 1 1月），并在布哈林受审的前夜让人拿了一本给沮丧的布哈林，让他彻底绝望。P425

1931 年的满洲阴谋表明，军人可以篡夺决策权，并让自己不受惩罚。1932 年对首相、财政大臣和重要实业家的谋杀标志着借助议会手段来统治国家的终结。1933 年 12月，天皇本人险些被杀，从此之后他就 陷 入了恐怖中。在1931 – 1934年，日本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一个凶残的武士道意识形态拥护者，他操纵了一场希特勒式的青年运动，他也是新的极权主义神道教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一个欧洲国312家，他几乎肯定会成为一个独裁者，并因此创造出一个集中化的决策和责任的焦点。但在一个理论上被一个活着的神人所统治的国家，个人的领导能力遭到排斥，并受到暗杀的惩罚。即便是日本最专制的人（实际上尤其是最专制的人）都认同宗族或集团的统治，一小撮寡头集团秘密集会并争论，还做出遮蔽个人责任的集体决定‘。它是一个这样的体制：既鼓励身体上的鲁莽，又鼓励道德上的怯懦，并窒息了个人良知。它使得日本的统治精英特别容易被斯大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所宣扬的集体主义所影响（尽管他们的腔调各不相同），特别容易受一个中心命题的影响（在这个命题上3个人是一致的），这就是：个人的权利包含在国家的权利之内，后者是总体性的、无条件的。自1860 年代以来，英国人和美国人努力尝试着灌输不同的传统，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这得到了美浓部达吉教授的支持，并在他身上得到了具体的体现，自1902 年以来，此人是帝国大学的一个宪法权威，一个天皇提名的日本贵族。他论述日本宪法的3部重要著作使他成为日本议会自由主义的导师，是极权主义神道教的虔诚信徒们特别痛恨的对象。他认为，法律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社会中的个人，而且，个人大于国家。当日本自己的无法无天不受惩罚的时候，尤其是，当希特勒在没有宪法并否认国际协定的情况下成功登上德国统治舞台的时候，对这位老教授的攻击便稳 步升级。1934年12月19日，  日本公布了《伦敦海军条约》，紧接着是希特勒不受限制的重整军备。1935 年 3月16日，希特勒拒绝接受《凡尔赛和约》。4月16日，  日本武装部队的首要成员把美浓部达吉的著作拿到了东京军人俱乐部的楼顶上，公然付之一炬。P432“

吴砺

2019.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