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时代》（下）（三）

吴砺

                     《摩登时代》（下）（三）

当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人再次做出努力，试图促成国共联合。但蒋介石坚持要毛泽东解散自己的军队。斯大林认为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他给毛泽东的建议是“加入政府，解散军队”，因为“在中国搞起义没有前途”‘。毛泽东拒绝了。他愿意扮演二号角色，但他不愿意自贬身份（而且还要冒被处决的风险）。他已经开始搞自己的“个人崇拜”，1 945 年 4月通过了《党章》，  《党章》坚持认为，“毛泽东思想”对于“指导全 党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并颂扬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还是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I：6）。毛泽东是个野心勃勃的浪漫主义者，他已经打了一场漂亮的战争，在和平时期想让自己做得更好。蒋介石是个占有者，受不了有个最终继承人的观念，尤其是一个有知识分子那种自命不凡的家伙。因此，关于中国内战，并不存在历史的必然性。它是一场个人冲突。

战争的结果也并不是根深蒂固的经济力量和阶级力量导致的。从头至尾，绝大多数中国人在这里面没有发挥作用。有一点倒是真的，在动员农民的能量以及对自身处境的不满上，毛泽东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P646

简言之，1945 -1949 年的内战是君主制度毁灭所开启的战争时期的高峰。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同样的因素：对城市和交通的控制，以及通过保证军队能及时领到军饷、供应并幸福快乐，从而让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在战后时期的环境下，毛泽东被证明是一个比蒋介石更成功的军阀，主要是通过让他的军队一直置身于城市经济之外。如果说有哪种因素摧毁了国民党，那这就是通货膨胀。P646

就这样，在经过40 年残酷激烈的内部冲突、数百万人死于非命之后，孙中山最初的目标，包括议会制民主、新闻出版自由和人身保护令，没有一项实现，中国又回到了它开始的地方。毛泽东的第—-项行动就是把他在北方已经开始的“土改”扩大到全国。其目标是针对“土豪劣绅”，他鼓励农民“不是杀死一两个，而是杀死大量的”土豪劣绅.P649

斯大林通信中那些愤怒而粗暴的语言反映了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这场争论的每一个阶段，铁托都领先他一步，而这场争论的作用只不过是标识出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内哪些人对莫斯科忠心耿耿。铁托撤掉了他两个主要同事的职务，枪毙了他在战争时期的参谋长，监禁他在军队中的副政委，让党、警察和军队中的8400个嫌疑犯身陷囹圄，逮捕一直持续到1950年.P652

朝鲜战争是一场典型的20世纪的悲剧。它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而发动的，丝毫没有道德的理由，也没有民众支持的任何证据。它杀死了3。4万美国人、100万朝鲜人和25万中国人。它什么目的也没实现。它所有的结果都是意料之外的。它的进程是一连串的错误。P654

1952 年的艾森豪威尔和1972 年的理查德·尼克松是20世纪仅有的兑现了和平承诺的总统。

然而，就艾森豪威尔的情况而言，他的成就被低估了。他把朝鲜战争看作一场不必要的、再三误判的冲突。P669

印度的情况生动说明了全职专业政客在20世纪继承这个世界的过程。改 革创造了一种外来的代表 制度。有一类人（主要是律师）把自己组织起来，掌控这个世界。最后，统治权被交给了他们。对话完全是在新老精英之间进行。普通人没戏。除非是作为跑龙套的群众演员在背景上出现。这个过程将在整个亚洲和非洲重复。威斯敏斯特、巴黎或华盛顿的模式在形式上得以保持。实质只是稍许存在，或者完全不存在。1917年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员、毛泽东1949 年的中共干部和印度的国会议员通过不同的途径上台掌权。但他们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这3个新的统治集团全都是除了政治之外从未从事过任何其他职业的人，他们毕生致力于利用一个被称作“民主”的灵活概念。

列宁用元首的方法维护了自己的统治授权，毛泽东则是用军事领导的方法。甘地和尼赫鲁涉足了一个真空，这个真空是统治意志的崩溃给创造出来的。P681

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甘地对那个伺候他的女人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的姐妹，今天早晨你大便是否畅通？”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便秘和我们的文明》  （Constipation and OurCivilization），这本书他经常重读。他相信，邪恶源自污秽和不恰当的食物。因此，尽管他吃饭的时候胃口很好——一一一一位信徒说，“他是我见过的最饥饿的人”——但他的食物都经过精心的选择和准备。他喝的是苏打重碳酸盐、蜂蜜和柠檬原汁的混合物，他那一盘盘素食，都是就着大口大口的蒜蓉吃下去的，蒜蓉就盛在盘子旁边的一个碗里（他对气味不敏感，这在印度倒是个有益的特点）‘。人到中年，他开始反感自己的妻子儿女，这实际上是反感性本身。他认为女人比男人更好，因为他想当 然地认为女人不喜欢性。他进行过他所说的“禁欲”试验：仅仅为了取暖而和赤身裸体的姑娘睡在一起。他中年之后的唯一一次射精是1936 年在睡梦中，当时他66岁：这让他深感烦恼。

甘地的怪异举止对一个崇敬神怪的国家很有吸引力。但他的学说与印度的问题或抱负毫不相干。手工编织在一个主要工业是大规模纺织品生产的国家毫无意义。他的食物政策会导致集体饥饿。事实上，甘地自己的静修处，连同他非常昂贵的“简单”品味以及数不清的“秘书”，和女仆，不得不由 3个商业巨头给予慷慨的资助。正如他那个圈子里的一个人所指出的那样：“保持甘地一直过贫穷的生活花了大量的钱。”[21]关于甘地现象，始终有一股强烈的20世纪欺骗的味道。他的方法只有在一个极端自由主义的帝国才管用。乔治，奥威尔写道：

与其说英国对他很宽容，不如说他总是能够控制舆论宣传。……在一个政府反对者总是消失在夜幕中从此杳无音信的国家。很难看出甘地的方法如何能应用。如果没有自由的媒体和集会的权利，不仅诉诸外部舆论不可能，而且发起群众运动也是不可能的。……此时此刻，在苏联，甘地这样的人在哪里呢？

甘地的事业生涯所证明的只不过是：英国的统治是克制的，而且愿意让位。无论是就人的生命还是就金钱而言，甘地都是昂贵的。P684

结果就像哈布斯堡帝国1918 - 1919 年的解体一样：统一原则被排除了，结果制造出来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还要多。王公贵族被抛弃了。少数宗派和家族干脆被忘掉了。贱民被忽视了。所有真正的难题——旁遮普、孟加拉、克什米尔、西北边境、信德、英属俾路支斯坦——都留给他们自己去解决。蒙巴顿有公共关系的天才，并装出一副勇敢的样子。但这次权力转移和分割是悲惨的屠宰场，对于建立在虚张声势基础上的两百年高度成功的统治来说是一个丢脸的结尾。，大约500万—600万人四散狂奔，逃命去也。例如，一个由惊慌失措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组成的逃难队伍从西旁遮普一路延伸了57英里。2.3万划界部队太过弱小，其中有些部队可能自己也参与了杀戮[28]。大屠杀甚至蔓延到了鲁琴斯建造的那座举世无双的总督府，因为蒙巴顿夫人手下有很多穆斯林职员被杀；她还帮助把他们的尸体运进太平间。是甘地使这一切成为可能，他后来对蒙巴顿夫人承认：  “这样的事件在世界历史上是空 前的，它让我羞愧地低下了自己的头。”(29)尼赫鲁把被解放的人全都看作布卢姆茨伯里派分子，后来他对伊斯梅夫人承认：“人们彻底失去了理性，其行为比畜生还要糟糕。”[30》

甘地也是受害者，1948 年 1月被一个死期将至的狂热分子杀害，究竟有多少人随他而去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当时对死亡人数的估计是100万- 200万。更晚近的一些估算在20万- 60万[31]。但是，由于害怕重蹈覆辙，人们普遍希望把这一事件最小化，并忘掉它。在混乱中，另外还发生了一些很大的不公正行为。在尼赫鲁的老家克什米尔，他动用军队强制推行印度人的统治，尽管大多数克什米尔人是穆斯林，他的理由是：统治者是一位 印度教徒，那里的穆斯林都是“野蛮人”。在海得拉巴（那里大多数是印度教徒，统治者是一位 穆斯林），他把这个原则颠倒了过来，并再次动用军队，理由是“疯子掌握着海得拉巴的命运”[32]。就这样，印度最美丽的邦克什米尔本身也被分裂了，30多年后依然如此；而且，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两次战争的战场也准备好了。P688

1955 年 4月18 -24日，在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鼓动下，亚非会议在万隆举行，在这次会议上，  “第三世界”这个概念已经血肉丰满。来自亚洲的大约23个独立国家和来自非洲的4个国家出席会议，外加黄金海岸和苏丹，这两个国家将很快获得自由。这次会议是尼赫鲁世界名望的最高点；他选择这个场合作为一个把周恩来介绍给世界的大好时机。但另外还有很多明星，包括缅甸的吴努、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阿里、非洲未来的第一位黑人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塞浦路斯的马卡里奥斯大主教、黑人国会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以及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有人估算，有1700个秘密警察在场值班。有些出席会议的人后来密谋互相刺杀对方；还有一些人在监狱、耻辱或流放中终其一生。但在当时，第三世界尚没有用人侵、吞并、屠杀和独裁者的残忍行为来玷污自己的名声。那依然是一个纯真的时代，人们把握十足地相信，人多势众的绝对力量，尤其是言辞的力量，将改变世界。苏加诺在开幕演说中说：  “这是人类历史上有色民族的第一次跨大陆会议。”  “兄弟姐妹们！我们这个时代多么充满活力！……各个国家和民族已经从千百年的沉睡中醒来了！”曾经用战争蹂躏这个世界的白人的旧时代正在死去；一个更好的时代正在破晓，它将结束冷战，引入一种新的多种族、多宗教的兄弟关系，因为“一切伟大的宗教就其宽容的寓意而言是同一的”。有色种族将引入新的道德：“我们，亚非人民，超过全世界人口的一半，我们能够动员我们所说的‘国家的道德暴力，来支持和平。”在说出这个引入注目的短语之后，一场丰盛奢华的演说盛宴接踵而至。那些被这一切给彻底征服的人当中，有美国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他写道：“这是人类种族在演说。”[45]

苏加诺非常适合主持这次集会。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生动地说明了后殖民时代领导人的幻想、政治虔诚和内心的冷酷无情。P692

政变发生在10，1月1日凌晨。计划要消灭武装部队的领导层。陆军参谋长阿巴杜·雅尼将军和另外两位将军当场被枪杀。国防部长纳苏蒂安将军爬过自己家的高墙，逃过一劫，但他的480女儿惨遭杀害。另外三位将军被抓了起来，随后被印尼共产党的妇女和孩子以人牲的方式折磨致死：眼睛被挖出，生殖器被割掉，尸体被扔进了鳄鱼湾[52]。后来，一个特别军事法庭调查了这些事件，他们卷帙浩繁的调查记录让人毫不怀疑共产党有罪。这场运动被称作Gestapu①，它最后失败了。战略储备司令官苏哈托将军接管了权力。…：-场可怕的报复接踵而至。为这场杀戮报仇的行动开始于10月8日，雅加达的印尼共产党总部被付之一炬。屠杀是以集体的方式组织的，这样一来，所有人牵涉到的责任是同等的，全家都要抵罪。它是20世纪这个杀戮时代规模最大的系统化屠杀之一。总数可能高达100万，尽管官方的一致意见认为这个数字在20万- 25万[54]。苏加诺被软禁在他的宫殿里，再三要求（但无能为力）结束这场杀戮，因为死者基本上都是他的支持者。但没人理睬他，通过一个缓慢的政治折磨的过程，他的职务被逐步剥夺。在他逐步降级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位妻子离开他，到他1970 年6月21日死于肾病的时候，只有一位妻子留在身边，那个时候他已经被人遗忘，无法说话。P695

人们常说，苏伊士运河危机给了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以最后一击。这不是真的。强国地位早在1947 年就丢掉了。苏伊士运河危机只不过让全世界清楚明白地看到了这一点。根本原因是意志的失败，而不是力量的失败，苏伊士惨败只是反映了这一失败，艾登是它可怜的牺牲品。继他之后出任首相的麦克米伦得出了这样一个道德教训：在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中等规模的强国靠良好的公共关系生存，而不是靠战舰。长远来看，真正的输家是美国。艾森豪威尔看上去行动果敢决绝，出手足够迅速。英国跟在后面亦步亦趋。他保住了自己作为一个和平之人的名声。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帮助准备好了一根强有力的鞭子，它将抽打美国自己的后背，这根鞭子 就是“国际舆论”这个宣传性的概念，最早在万隆会议上被清楚地表达出来，如今，通过艾森豪威尔自己的行动，它被转交给了联合国。P715

根据《埃维昂协议》，法国同意撤出，协议中包含的很多条款是为了保全法国的面子。这些条款毫无意义。这是一次直截了当的投降。然而，对于忠心耿耿为法国效力直到最后的25万名穆斯林官员（其中很多人地位很卑微），就连纸面上的保护都没有。戴高乐忙于让法国从恐怖中摆脱出来，顾不上考虑他们。一位穆斯林副警长有10个家人被民族解放阵线杀害，他告诉戴高乐，有了民族自决，  “我们就要遭难了”。戴高乐冷冰冰地答道：  “那好吧，你们就遭些难吧。”他们确实遭了。只有1.5万人有金钱和手段出国。其余的人要么未经审判被枪杀，要么被当作人雷一样用来清除突尼斯边境的布雷区，要么受到酷刑折磨，被迫去挖自己的坟墓，吞下自己的荣誉勋章，然后惨遭杀害；有些人被活埋、阉割、拖在货车后面、被喂狗；还有人全家被杀，包括很小的孩子。留下来的是法国军人，他们从前的战友都在旁边看着，惊恐万状，却无能为力，  的因为根据《埃维昂协议》，他们无权干涉。法国士兵实际上被雇佣来解除穆斯林“阿奸”  ( harkis)的武装，告诉他们，将给他们配发更现代化的武器，而事实上，他们即将被屠杀。这样的出卖，完全比得上英国把苏联战俘交给斯大林去任意处置；实际上还要糟糕。有人估计，被杀死的人数在3万至15万之间。

谁知道呢？一道巨大的黑幕笼罩着新阿尔及利亚的许多方面，从此这道黑幕再也没有拉起过。谎言继续到了最后。1962年 3月1 8日，戴高乐说，  “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将会“像兄弟一样携手行进在通向文明的康庄大道上”[1341。事实，隋况是，新国家的存在要归功于不加克制地、尽可能大规模地运用野蛮的暴行。新政权主要由成功发迹的匪徒所组成，很快就把那些在西方传统中被教养成人的政府成员排挤了出去；到 1960 年代中期，他们所有人要么死掉了，要么在流亡中。

独立协议缔结刚好60 年之后，协议的一位主要签字人和第一任总统本，贝拉自己总结了独立存在的前两个十年。他说，最终结果“完全是负面的”。国家是“一片废墟”。它的农业被“杀死了”。  “我们一无所有。没有工业——除了废铁之外。”阿尔及利亚的每件事情都“从头到脚腐化了”[135]。毫无疑问，本·贝拉的痛苦由于下面这个事实而变本加厉：其间这些年，他大部分时间用来监禁他的革命同志。不过，他的判断本质上是对的。不幸的是，新阿尔及利亚并没有让它的犯罪局限于自身。它成了各种恐怖分子的主要庇护地。一次巨大的道德腐化被根植于非洲。它树立了公共犯罪和动乱的典范，在这个如今已经自己当家做主的辽阔而悲惨的大陆上被人们所仿效。P732

第二个谬误，或者说是恩克鲁玛（及其他人）在万隆会议（它是作为一个互拍马屁的社交活动而运作的）中传染上的疾病，是这样一个观念：这些新国家要想摆脱“欠发达”这个恶毒的过程，需要由一些富有魅力的个人来领导。这个观念在列宁主义中是不言自明的，列宁主义赋予先锋精英（以及他们的指导精神）以近乎神圣的洞察力，能够洞悉历史的进程。它在甘地主义中也是不言自明的，甘地主义把决定性的政治角色分派给了自封的“圣人”，对万隆那一代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尼赫鲁、吴努，以及随后登场的纳赛尔和恩克鲁玛，还有其他很多人，都不仅仅是政治领袖：在国家是人民精神向往的化身、“解放者”是国家的化身这个意义上，他们也是精神领袖。

吴砺

2019.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