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时代》（下）（六）

吴砺

                        《摩登时代》（下）（六）

像19世纪的英国海军一样，美国的海空力量是战后世界一个重要的稳定因素。1945 年，美国有5718 艘军舰在服役，包括98 艘航空母舰、23 艘战列舰、72 艘巡洋舰，以及超过700 艘驱逐舰和护卫舰。迟至1968 年 6月，美国还有976 艘新战舰开始服役L88)。到 1970 年代，美国舰队迅速萎缩，只剩下13 艘航空母舰及其护卫舰。与此同时，苏联海军则扩大了。P975

然而，在1970 年代，让这个世界更加心烦意乱的，并不是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而是其他形式的暴力愈演愈烈这个现实，这10 年打了30多场传统战争，其中大部分在非洲。人命的代价没有那么高昂但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更令世界感到不安的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政治宗教恐怖主义首先有穆斯林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阿萨辛派的波斯—逊尼教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巴勒斯坦，在阿以战争中重获新生，其最终形式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它是1960 年代最大、最有钱、装备最好、最活跃的恐怖组织，有它自己的训练营，其他很多完全无关的恐怖主义运动都曾利用它的训练营。

其次有俄罗斯的传统。整个这一时期，苏联一直维持着一项恐怖主义训练计划，由克里米亚的辛菲罗波尔军事学院负责指导，一些外国“游击队员”和“破坏分子”从这里毕业，到中东、拉美和非洲效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大多数专家和教员都曾从这门课程中受益。再次有作为一种道德必要的智性化暴力的欧洲（主要是德国）传统。P981

在更根本的意义上，1970 年代的政治恐怖主义是道德相对主义的产物。年轻而激进的意识形态分子把他们的受害者（通常是外交官和商人，仅仅根据职业来选择）用镣铐锁在窄小的混凝土地牢里，蒙住眼睛，塞住耳朵，时间长达数周或数月，然后毫无怜悯、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他们并不把自己折磨和杀戮的对象看作人，而看作一件件政治家具。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使自己，也使他们消灭的那些人非人化了，成了失落的灵魂，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那部伟大的反恐怖主义小说《群魔》中描述过的那些卑贱的怪物。P983

走出1914 –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初的悲剧，20世纪  6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道德灾难和物质灾难。尽管财富迅速增长（尤其是在先进国家），科学发现稳步向前，但这些灾难还是发生了。早在1945 年，H．G。威尔斯这个曾经预言人类进步不断加速的先知，在绝望中举手投降，出版了他那部阴郁悲观的最后遗言《黔驴技穷》(Mind at the Endof Its Tether)。打这以后，进一步的衰退看上去已经发生，1970 年代是格外焦虑和幻灭的10 年P995

然而，随着1980 年代的到来，人类事务中吹来了一股浩荡的变革之风，整个10 年这股风在不断聚集势头，一直吹进了1990 年代，把自己面前的一切一扫而光，留下被彻底改变的全球风景，几乎让人认不出来。1980 年代构成了现代史上的分水岭之一。民主的精神恢复了自信并得以传播。法治在地球上很大一部分地区被重新确立，国际掠夺行径遭到了遏制和惩罚。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第一次开始按照其创立者最初的意图发挥作用。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兴旺，在几乎每一个地方，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市场体制不仅是增加财富、提高生活水平最可靠的方式，而且是唯一的方式。作为一个知识信条，集体主义崩溃了，抛弃这一信条的过程甚至在它的大本营也已经上路。斯大林的帝国，最后的殖民联合体，已经土崩瓦解。苏联体制本身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苏联越来越多的问题既侵蚀了它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也侵蚀了其统治者继续冷战的意志。到1990 年代初，关于热核大战噩梦般的幻想逐渐消退，这个世界似乎更安全、更稳定，尤其是更有希望。这一戏剧性的反转是如何发生的呢？

它本质上是一些杰出平民领导人的功劳，他们反映了普通男男女女的想法、渴望和信念。它肯定不是知识界的功劳，不是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的功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界的功劳。大学几乎跟它没什么关系，正如它们在18世纪晚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没有扮演什么角色一样[3）。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逐步被那些曾经热情传播它的政府所抛弃的同时，它在那个传统的落魄之家——大学校园——里继续得到支持和讲授。①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那就是仔细审视知识分子的领导能力，    在20世纪的失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们明显没有能力给困惑迷茫的人类提供清晰而坚定的指引，因为这种失败和无能正是时代悲剧的根源。P996

实际上，研究现代世界的历史学家有时候忍不住得出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进步对确信是毁灭性的。在18世纪和19世纪，西方精英都确信：人类和进步都受理性的支配。当今时代的一个主要发现是，理性在人类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大。就连科学家也不为理性所动。P997

当今时代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宗教信仰并没有消失。对千百万人（尤其是先进国家的人）来说，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几乎不再扮演什么重要角色，因此而留下的空白被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填补，被人道主义乌托邦的努力所填补，被优生或健康的政治所填补，被性自由、种族政治和环境政治的意识形态所填补，构成了我们这个世纪历史的很大一部分实质。但对更多的人来说——实际上是对于人类种族的压倒性多数来说——宗教依然是他们的生活中一个巨大的维度。尼采曾经准确地预言了宗教信仰向政治狂热和极权主义的权力意志转变，但他没能看到，宗教精神与世俗化共存（这完全不合逻辑），并因此使已经被他宣告死亡的上帝重新复活。在1990 年代看上去已经过时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东西，，并不是宗教信仰，而是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涂尔干和弗雷泽、列宁、威尔斯、萧伯纳、纪德、萨特及很多其他人曾经提出的一个信心满满的预言：宗教的消亡。到我们叙述的这段时期结束时，就连“世俗化”这个术语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位社会学教授愤怒地写道：  “整个概念看上去就是反宗教意识形态的一个工具，为了辩论的目的而把它跟宗教中‘真正’的要素混为一谈，然后武断地把它跟一个一元论的、不可逆转的过程的观念联系起来……应当把它从社会学的词汇表中抹掉。”[16]在西方，世俗主义运动作为一种好战的无神论似乎是在1880 年代达到高潮，恰好和它的竞争对手新教同时，因此，列宁与其说是一个先驱，不如说是一个幸存者，他的世俗化是通过武力实现的，而不是通过争论得以确立的[17]。到 1990 年代，他设立的反上帝博物馆和科学无神论大学教席成了纯粹的历史古董，或者干脆被拆除、被废弃了。一些曾经很有影响的取代宗教的替代性选项，比如实证主义，都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证实了约翰·亨利·纽曼的观察：  “真正的宗教都发展得很慢，但一旦扎下根来，就很难把它赶走；但宗教的智性仿造品本身没有根基，生长得很突然，枯萎得也很突然。”[18]对于这一真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明大概可以在苏联找到，在那里，列宁灌输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信仰在1989 -1991 年日渐增长的自由气候中土崩瓦解，从而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东正教和天主教在经历了苏联政权对它们的所有攻击之后都幸存下来了，而且非常强大，不断扩散[19]。纵观整个世界，尽管精神的迷惘（被简洁地 归类为“不可知论”）分布广泛，但很有可能的是，真正的无神论者在1990 年比1890 年还要少。P1001

在日本，这个过程始于1940 年代晚期。正如1948 -1949年的西德和1958 年的法国，基础是一部杰出的宪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日本的战前宪法是一团乱麻，其整个法律体系原始而不稳定。在占领期间，美国拥有唯一的权力，实际上被授予给了一个独断专行的人：麦克阿瑟将军。事实证明，这次占领是决定性的神赐之福。麦克阿瑟将军能够扮演一个开明专制君主的角色，把一场白上而下的革命强加给日本，就像1860 年代的明治维新一样，后者使得日本开始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在麦克阿瑟的司令部里起草的1947 年的宪法不是党派之间的妥协，不代表协商一致的最小公分母，而是一个同质概念，包含了英国和美国宪法中最好的方面，并且像戴高乐的宪法一样在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在集权与分权之间找到了一个巧妙的中间点。它与占领时期的其他法律结合起来，创造了自由工会、  自由出版，以及下放的警察控制权（武装部队本身被废除了），这部宪法及其体现的“美国时代”成功地摧毁了国家在此之前对日本人民实施的催眠术般的控制。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大概是整个战后时期美国海外政策最大的建设性成就，它几乎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完成的[74]。而且，正如英国人创造了西德的现代工会运动一样，它也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P1041

这次宪法改革本质上所做的事情是说服日本人相信：国家是为它的公民而存在，而不是相反。它鼓励家庭作为国家之外的一个替代性的忠诚中心的出现，鼓励很多日本机构（它们体现了家庭的象征）的出现，从而给一种新的、健康的个人主义奠定了基础。正如在战后的德国和意大利一样，家庭，无论是其生物学的形式还是其扩展形式，提供了消解极权主义传染病的天然解药。这方面得到了一次效率很高的土地改革的帮助，它给了470万佃农以土地的终身保有权，把自耕地的比例提高到了90010。地方政府的改革完成了创造强大、民主、拥有财产的地方共同体的过程，正如在基督教民主党的西欧一样。司法的独立和一个美国式的最高法院给个人财产权及公民自由提供了保障，付出代价的是国家和集体[76]。在这些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格外稳定的议会结构，由一个自由主义保守派联盟管理（最后被称作自由民主党），其内部派系按照扩展家庭的模式打造，提供了灵活性和变化，但其外部的统一给了国家经济一个始终如一的自由企业架构。P1042

通过这样一些手段，撒切尔夫人使自己成为她那个时代最成功的政治家之一。P1060

撒切尔夫人和“撒切尔主义”在1980 年代有全球性的影响，这种影响远远超出了私有化和减少国有部门的新时尚。P1061

另外，里根的经济政策，或者像朋友和敌人异口同声称呼的那样，叫“里根经济学”  (Reaganomics)，创造了美国自艾森豪威尔时代以来还从未有过的活力。在1982 – 1987 年这6年时间里，国民生产总值（根 据通胀调整后）增长了27%，制造业增长了33%，中间收入增长了12%（而1970 年代则下降了10. 5%）。有人估计创造出了20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此外，里根成功地在通俗层面上阐明了这样一个观念：在经过了1970 年代的怀疑之后，美国再次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成功国家。从最初抱有敌意的媒体那里，里根为自己赢得了很不情愿的赞美，被他们称作“伟大的沟通者”。结果是，作为一个民族，美国开始恢复它的自信，而在1970 年代的那次未遂自杀期间，这样的自信心早已丧失殆尽。还有人预言：这样的活力将会持续下去。里根任命的长期战略委员会所做的一项研究在1988 年 1月报告，在1990 – 2010 年，美国经济总量将会从4.6万亿美元增长到 8万亿美元，在最后一个10 年，将两倍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美国不断增长的自尊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消除了越南惨败导致的受虐狂，使得原本对于合法使用美国的巨大力量从不缩手缩脚的里根能够越采越沉着自信地在世界舞台上尽情表演。他不是个鲁莽之辈，肯定不是个好战分子，但他是一个坚定相信绝对行为价值的人，对于国际事务中对与错之间的区分有清晰的看法。当他觉得有必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他就会采取行动；并非没有深思熟虑的考量，而是没有负罪感，也没有心怀鬼胎的动机。不过在这方面，撒切尔夫人再次充 当了导师。P1067

到 20世纪最后10 年，有一点变得很清楚：亚历山大，蒲柏的建议是对的，他说：  “研究人类最合适的对象是人。”因为，作为一个社会存在，人明显需要根本性的改进。的确，人有能力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创造出科学和技术的“奇迹”。P1107

代价十分昂贵、效果多半不佳的政府反毒品滥用和艾滋病行动是以20世纪典型的态度看待现代政府——试图集体地去做原本应该由明智的、受过道德教育的个人单独去做的事情。对社会主义及其他形式的集体主义的幻灭成了1980 年代的主导精神，它只是更广泛的对政府作为一个慈善机构丧失信心的一个方面。在1980 年代之前，政府一直是20世纪最大的获益者，如今是最重要的失败者。在1914 年之前，公共部门占整个经济的10%是十分罕见的事；到 1970 年代末，甚至更远，政府在一些自由主义国家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45%以上，在极权主义国家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在1919 年签署《凡尔赛条约》的那个时期，大多数聪明人都相信，一个扩大的政府可以增加人类幸福的总量，而到 1990 年代，除了一小撮越来越少的、垂头丧气的狂热分子（其中大多数是学者）之外，没有一个人抱持这个观点。试验以多不胜数的方式尝试过；几乎全都失败了。政府证明了自己是一个贪得无厌的花钱者，一个举世无双的浪费者。它还证明了自己是所有时代最大的杀手。到 1990 年代，政府行为对20世纪大约1. 25亿人的暴力死亡或非自然死亡负有责任，大概比它在1900 年之前的整个人类历史上成功地消灭的人数加在一起还要多。政府毫无人性的恶毒比其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手段的不断增加发展得还要快。

到 1990 年代初，政府的堕落同样开始让它的代理人——政治活动家——名誉扫地，他们在人数和权力上的惊人增长是当今时代最重要、最有害的发展之一。正是卢梭最早宣布，人类由于政治过程而变得更好，这一变化的作用者，他所说的“新人”的创造者，将会是政府，以及那些自封的人类恩人，正是他们，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控制着政府。在20世纪，卢梭的理论最终得到了大规模的检验，而且被证明是毁灭性的。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到 1900 年，政治已经在取代宗教，成为狂热行为的主要形式。在这个新阶层的典型人物一比如列宁、希特勒和毛泽东——看来，政治（他们所说的政治，指的是为了崇高的目的而搞社会工程）是道德活动的一种合法形式，是改造人类唯一有把握的手段。放在更早的时代，这个观点会让人大吃一惊，被认为是荒唐的，甚至是疯狂的，如今某种程度上在所有地方都成了正统观点：在西方被冲淡了，而在共产主义国家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则表现为致命的形式。这些狂热分子大步向前，横跨了几十年和两个半球——江湖骗子、魅力人物、崇高之士、世俗圣徒、集体杀手全都被他们的这样一个信仰统一起来了——政治是治疗人类疾病的灵丹妙药。这样的人包括：孙中山和阿塔蒂尔克、斯大林和墨索里尼、赫鲁晓夫、胡志明、波尔布特、卡斯特罗、尼赫鲁、吴努和苏加诺、庇隆和阿连德、恩克鲁玛和尼雷尔、纳赛尔、巴列维国王、卡扎菲和萨达姆-侯赛因、昂纳克和齐奥塞斯库。到1990 年代，在全世界的很多地区，这个新的统治阶级已经失去了自信，并迅速失去优势和权力。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管是死是活，如今都在他们自己的祖国被人痛恨，他们奇形怪状的雕像被推倒或者被损毁，就像雪莱笔下奥斯曼狄斯那尊被人嘲笑的头像一样。我们是不是可以希望，  “政治的时代”，就像之前“宗教的时代”一样，如今正在走向终结呢？

毫无疑问，到 20世纪的最后10 年，有些教训显然已经被汲取。但是，有一点尚不清楚：一些根本性的邪恶是不是正处在被彻底根除的过程中，而正是这些邪恶——道德相对主义的兴起，个人责任的衰落，对犹太一基督教价值的批判，尤其是这样一个傲慢自大的信念：这个世界的男男女女可以仅凭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破解宇宙的一切奥秘——使得20世纪灾难性的失败和悲剧成为可能。相比之下，21世纪对于人类来说能否成为一个希望的时代，其机会将取决于此。P1112”

吴砺

2019.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