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一）

吴砺

                       《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一）

翻阅《世界性的帝国：唐朝》／（美）陆威仪著：张晓东，冯世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0（哈佛中国史）

似乎对绝大多数读过一点点书的中国人，最熟悉的历史就是唐朝。大家会背的诗中肯定是唐诗最多，最熟悉的皇帝肯定是唐太宗，最熟悉的爱情故事是杨贵妃和唐明皇的故事，最为自豪的时光就是唐朝……

读了这本外国人写的唐朝，我才知道其实自己是对唐朝认识，其实是接近一无所知。

这本书对唐朝的历史上的地理图像，写得真的很清晰；这本书说唐太宗死得很及时，否则他又会重复隋炀帝在朝鲜半岛上的覆辙；我第一对唐朝的律法有点具体的图像……

唐朝的历史尤其中后期的历史，真的是乱纷纷的，让人看得头昏脑胀，让人伤神；我对书中说唐朝长安城中，有上百座的佛寺庙宇，小吃了一惊；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人类在唐朝之前，对长安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带来的后遗症；这本书让我看到唐代各阶层的税收制度和生活的细节及差异；让我看到了唐朝农业技术的现状和进步……

这本书对唐代人民的生活图像，有了具体的骨感的描述……

这套哈佛大学的中国历史书，虽只有六本260页内容，却让我们穿过了中国二千年中国人曾经的生活经历，宛如穿过茫茫时光隧道，有坐过山车似的感觉……

这是西方学者用文字，将中国二千历史分不同朝代“生活图像化”，这是任何电视专题片拍摄不可能达到的一种意境。

这本书中一个唐代弹奏琵琶的女子的陶瓷雕塑作品照片，让我印象最深。女艺术家个性跃然而出，仿佛她走到我的眼前；这本书彩色的唐人进入城门的莫高窟壁画风格画面，真是浪漫的如入仙境……

这一套六卷本“哈佛中国史”篇幅不大，但其每卷开头“导言”和结尾“结语”，多是写得十分精彩。

这本书对唐代诗歌文学综述平平，没有其他部分出彩。

读了这本书唐朝的形象才在我心中活了和具体起来。

外国中国史专家，比现代中国人写的中国历史视野开阔宏大多了。现代中国人写的自己历史，多是像一个唠叨家庭妇女，在讲自己的家务事；外国中国史专家，倒是成了见到识多广有大丈夫气的丈夫。

唐朝似乎是汉族最后一个强大的王朝，所以中国人吹得最多；但唐朝皇族血液，流淌的也许更多是少数民族血液。

我们对大唐美好的印象，也许并不准确。如果把大唐看着随时间建起的一组建筑，其入口前厅最壮丽辉煌；其后大部分建筑，其实是残破甚至是不堪入目的，但最初的美好印象却早己经深入到我们的心……

我越读中国的历史，越觉得就是中国的大汉族，逐步丧失治理国家所需的广阔胸襟和能力的历史……

中译本对作者的简介 :

陆威仪( Mark Edward Lewis)  1954 年生，师从何炳棣教授，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美国著名中国古代史专家，斯坦福大学李国鼎中华文化讲座教授。他的研究关注中国文明的不同方面，尤其擅长从政治和社会层面考察中国问题。著有“哈佛中国史”丛书前三卷《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X分裂的帝国：南北朝》和《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以及《早期中国的写作与权威》《早期中国的空间构造》等。

吴砺

2019.2.27

附《世界性的帝国：唐朝》摘录:

“大多数中国人把唐朝( 618- 907)视为中国帝制时代政治与文化发展的高峰期。唐帝国的疆域之大仅次于清王朝，是一个通过宗教、文字以及经济和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东亚世界的中心。此外，唐朝作家创作出了中国传统文学中最优美的诗篇，诗歌一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体裁。但如同其他持续了几百年的王朝，唐朝也是中国的一个转型时期。自唐朝开始到其结束，中国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这个王朝在历史上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当时所发生的巨大变革。

唐朝前期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灿烂的诗歌文化被中国人歌颂至今。但是在8世纪中叶发生一场激烈的叛乱后，帝国政权未能重振，而在之后几十年里，中国的官员和文人已经开始描述一个仍对其生活有所遗泽的黄金时代。之后的朝代继续对唐朝早期的政治和艺术成就赞美歌颂。在唐朝之后中华帝国延续的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控制了全中国或至少是其北半部，因此唐朝成为最后一个强大的“中华”王朝。这一观念（抹杀了军事上软弱的明朝）忽视了唐皇室在血统上和文化上都是在5-6世纪统治华北的边疆“蛮夷”的文化产物这一事实。

对历史学者，特别是西方的历史学家而言，唐朝后半期比前半期更能引发兴趣。以756 年“安史之乱”为标志的历史断裂不仅对王朝命运而言，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轨迹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主张从唐到宋的长期变革始于8世纪中叶，标志着中国从“中古”到“近世”的转变。虽然把西方历史分期加诸中国历史很危险，但内藤之后的众多学者证实了他的基本假设。“安史之乱”后唐朝对重要的经济、军事和社会制度的废弃，帝国文化地理的重构，与外部世界贸易关系的扩展，针对变化中的世界而出现的新文学艺术形式等举措和现象，是开始区别中华帝国晚期与之前历史阶段的第一步。

这一变革的第一个要素是对可以把起源追溯到公元 220 年汉朝崩溃时的一系列制度的废弃。唐朝建立之初，官方土地制度是均 田制（至少在北方如此），要求周期性地将国有土地分配给农户耕种。和土地所有制相联系的是根据固定标准从所有得到土地的农户那里以粮食、布匹、劳役的形式征税。军事制度把北方游牧民武装和世袭军户组织成拱卫都城长安的府兵。都城本身，如同其他大城市，被分隔为有围墙的里坊，贸易活动被限制在专门的市场里。社会被少数门第最高的世家大族和一些地位相对较低的地方豪强统治，他们在全国范围内享有持续了几百年的特权。所有这些传承下来的制度在王朝后半期被终结了，只有大族们的统治是在10世纪初随着唐王朝自身的灭亡而结束的。

这些变化最主要的共同点是国家丧失了对财产和臣民的控制，同时伴随着日益增长的商业化和城市化。在“安史之乱”后，国家放弃了前期控制土地所有权的努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用募兵制取代了以家族为基础的军事制度。城市里对贸易的空间管制被打破，城市生活向帝制时代晚期的模式转化，在喧闹的城市街道上商业设施和居住区混杂在一起。遍布农村地区的新兴市镇成长起来，加速了由新兴的中间商阶层掌控的农业商业化体系的形成。同时，通过科举制度，精英家族的地位和生活与国运紧密相连，他们最终随着唐朝的崩溃而消亡。然而，科举制度在之后的朝代被保存下来并有重大发展。

唐朝后期与以前王朝不同的第二个要素是新文化地理格局的出现。．在汉朝结束和589 年隋朝兴起之间的几百年里，几个政权已经大规模地开发了长江流域平原以及更南的地区。沼泽低地被排干后，这一新开发的降水充沛的区域，开始获得比已成为古代中国心脏地带的北方黄河流域更大的农业生产能力。长江也更适于大宗货物的漕运，这有利于跨地区贸易的发展，因此促进了地域间的分工。开挖大运河是短命的隋朝最大的成就，通过大运河可以把以大米为主的粮食从遥远的南方运往位于西北的都城长安。虽然唐后期的南方人口仍旧略少于北方，但“安史之乱”后政府丧失了对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导致长江流域成为帝国的经济中心与主要财源。出于战略原因而设在北方的首都控制着在人口、文化和经济上占据优势的南方，这在中华帝国晚期成为常态。

向中华帝国晚期体制转变的第三个要素是唐朝商人重构了和外部世界的贸易关系。在北方和西方，唐代中国继续和游牧部族联盟在政治上打交道，沿着古代“丝绸之路”断断续续进行的跨境贸易取得进展，当时这些贸易路线没有因吐蕃的崛起而被打断。但真正推动晚唐海外贸易的是南方大量的天然港口。如同之前几百年，大部分贸易活动是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开展的，但是与东南亚、印度和波斯湾地区之间的大量新兴海上贸易活动也得到了发展。这一海上大宗商品贸易把中国和一个新生的世界经济体系相连接，尽管后来明朝停止了由国家资助的远航活动，这一贸易模式仍在中华帝国历史上得以延续。新的商业机遇引来很多胡商定居中国大城市，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人向东南亚和更远地区的移民活动。

城市里增长的贸易活动和商业化促成唐代第四个转变，即重要的文学新流派的出现。王朝前半期文学创作的顶点是以王维、李白和杜甫的作品为代表的诗歌的黄金时代。文学艺术创作的中心从偏好浮夸、矫揉诗风的宫廷转移到都城和其他大城市，这使得初唐诗人有了更大的创作自由，而且也可以采取更严肃的道德立场。诗歌的地理范围在晚唐时继续扩大，长安等地的妓院和娱乐区中出现了描写城市生活的喜悦和悲伤的新流派。

在同一时期，一些作者把散文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由儒家学者兼哲学家韩愈以及和他有关的作者创作的。他们大多从都城被贬至地方，并在那里度过了很长时间。在唐朝最后一个世纪里，作家们开始创作虚构的传奇故事，以此来探索唐代的男女关系和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也成了文人们在日益复杂的世界里的自处之道。P005

有唐一代，中华帝国经历的最大变革之一是对地理空间的再定义。在其头一个半世纪里（ 618- 756），当唐朝以长安和东都洛阳为基础对外扩张时，大多数人口生活在中国北方最大河流黄河及其主要支流渭河和汾河流域。黄河流经西北的鄂尔多斯高原，穿越函谷关以东肥沃的中原大地，流向东北方向的海滨冲积平原，勾勒出自早期秦汉帝国以来中国生产能力最强、人口最多的地区。

到唐朝灭亡之际，一切都改变了。旧有的都城遭到破坏，这两座都城再也没能成为帝国首都。一直是中国核心区域的西北地区开始了漫长的经济和生态衰退，今天它成了穷困的、半沙漠化的边远地带。中原地区失去了作为华夏文化缩影的光辉及其在人口和经济上的优势。东北部地区（今天的河北和山东）成为一个半胡化的边疆，其中一部分领土与中国分离达几个世纪之久。其余地区将一直是非汉族“征服王朝”的根据地。逐步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人口与经济中心的是南方的长江下游流域，那里拥有充足的降水、茂密的植被和便利的水上交通，曾在南方各政权的统治下持续发展了四个世纪，在唐朝成了中国新的心脏地带。P006

历史上唐帝国的政治中心是首都长安及其周边的关中地区（环绕着渭河）。这是过去首次统一中国的秦帝国（前 2 21-前 206）与其政治文化继承者西汉帝国（前206-公元 8）的心脏地带。“关中”一词强调了环绕它的山脉和丘陵所提供的天然防御作用。

在秦朝和西汉，长安的朝廷实施重视关中的法律和经济政策，歧视隔着山脉的关外的广大平原地带，即古时所说的“关东”（函谷关以东）。朝廷借用法律力量压制帝国其他地域有势力的大族，很多大族被强制迁徙到首都附近，从全国征收上来的钱财被用于改善水利，使这个地区的生产力最大化。在秦代，郑国渠使西北地区变成了中国最肥沃的农业区。P007

589 年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后，王朝创始人定新都大兴于长安废墟之侧，主要是因为他和他最紧密的同盟者均是西北地区半胡化的精英。然而，在关中建立一座首都是困难的，因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当时正不可逆转地向东部和南部移动。一些谷物可以先沿黄河，再沿依渭河重建的运河运到大兴城。但是大量粮食必须由几条把黄河及其支流和南方连接起来的重修的运河来输送。这项雄心勃勃的工程计划，把首都和除四川之外的帝国的每一个产粮区连接起来，并以“大运河”之名为世人所熟知。

和隋朝的皇室一样，唐朝创立者也出身于一个西北地区的军事世家，并且同样把老关中的大兴城作为首都，重新以古城长安之名命名。然而，在唐朝建立后的几十年里，帝国官僚体系的膨胀和需要供养人口的增加要求政府周期性地迁都洛阳，在那里可以更容易地获得食物和其他必需品。7世纪后半叶唐朝在武后的统治下陷入了与关中精英的持续对抗中，因此宣布洛阳为陪都，也是帝国的神都。武后从权力舞台上跌落之后，玄宗皇帝指定裴耀卿为转运使，负责恢复大运河及转运仓。这一工作的顺利完成使唐朝朝廷在736 年得以迂回长安。P009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廷失去了对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不再能从当地征收税粮。另外，东北部地区大规模的职业军人消耗了当地过多的资源，即使是那些忠于朝廷的藩镇也不能再将大量钱粮上缴长安，朝廷只能依靠富裕的南方提供的补给勉力维持。正如杜牧( 803-853)所述：“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

8世纪中叶以后，一个从西北到东南的新的地理政治轴心明确界定了唐帝国的结构。在边远的西北，朝廷控制的主要藩镇阻挡了吐蕃与回鹘持续不断的侵袭。关中与都城比邻于其东南。沿轴线向更远的东南则是肥沃的长江下游，那里为朝廷和西北地区提供了大部分的粮食和赋税。粮食和其他可能以布帛形式上缴的税赋，沿大运河向北和西北运往朝廷。在这一地缘结构中，富有而相对非武装化的南方在物资和财政上支持着因为战略原因而设在北方的首都，确定了中华帝国后期的架构。唯一的不同是后继的王朝定都在东北部地区而非西北地区。P011

唐朝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南方稳步成为中国经济与人口的中心。这一地区兴盛的重要性与当地特殊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有关。在唐代，“南方”包括长江流域及其四个主要的支流流域（湖北、湖南、江西、秦岭山脉以南的陕西、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这一地区多山，但降水频繁，河湖溪流很多。南方与寒冷的北方相比作物生长期长得多，适合复种。因为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一旦南方引进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排水设施，其单位产量要比北方高得多。P016

及至唐朝，“南方”在中国文学作品中通常被描绘为遍布丛林、沼泽、瘟疫、毒草、野兽的危险奇异之地，是众多被贬黜的官员一去不复返的流放之地。虽然在唐代这些意象依旧不变，但“南方”一词所指代的地域范围稳定地向赤道移动。在汉代，这一词语主要指长江流域，到唐末则相当于今天的福建、广东、广西。这一转变反映了汉人几百年来持续南移以及他们带来的地形景观的改变。

南方主要的环境问题不是干旱和洪水，而是蚊虫滋生的低地过度潮湿，不适于耕种。随着更多的汉人移居当地，他们修筑大大小小的排水工程，经历了几个世纪之后把广阔的湿地变成农田。朝廷听任地方的大地主控制排干的沼泽和灌溉农田，只是有时对水利工程提供建议，或为定居沼泽地带的人免税，后者是为了帮助在朝廷上有权势的大族分担风险。结果，南方的地主在引进开发新土地和改进生产的农业技术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建立了更大的、生产能力更高的庄园。与北方地主相比，他们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力更大，这种区域性差异在中华帝国晚期一直持续。P017

吴砺

2019.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