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的帝国：唐朝》（四）

吴砺

                          《世界性的帝国：唐朝》（四）

技术的发展刺激了海上贸易的增长。早在8世纪，中国作家就描写过大型航海船只可以在装满货物的同时携带千人。这些所谓的昆仑船（用于指称从南方来到中国的深色人种以及他们出生地的术语）的船身是用椰子树树皮做成的绳子将厚木板绑在一起制成的。这种船也被称为“线缝船”，使用这些船只的既有阿拉伯商人，也有那些从南亚和东南亚来的人。没有唐代中国商人从事海洋贸易的证据，只有在宋代我们才发现由中国船只主导的海上贸易的记录，这些船有舱壁，以船钉加固船身，并使用磁罗盘和精确的航海图辅助航行。

由于大型船只耗资合理，能装载大量货物进行长途跋涉，海事贸易的崛起改变了中国对外部世界销售商品的性质。在以前的朝代，主要通过陆路向印度出口丝绸，常常交换用于佛教仪式的珍贵商品或者一般的佛教用品。当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将养蚕和丝绸生产的技术引进印度和中亚后，中国的丝绸出口在10世纪以后便衰落了。从那时起，瓷器成为通过印度转运的主要中国商品。很显然印度人自己并不使用瓷器，而是再次出口到波斯湾和红海以获得巨大利润，当地统治者通过从瓷器买卖中抽税而变得富裕。只有当海洋贸易时代到来时，这样沉重易碎的商品才可能实现远距离贸易，并以一个相对低廉的价格出售。在随后的朝代，瓷器的生产和出售将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产业。

中国贸易向南方海洋的转向改变了唐代的进口模式。代替贵金属、半宝石、珊瑚及类似奢侈品的是，新的海上贸易允许中国从东南亚大量进口种类繁多的香料、药品以及一些品种的木材。到 10世纪和11世纪，其他进口的主要产品包括马匹、硫黄、象牙和朱砂。综合的跨区域贸易网络令这些商品的大量供应成为可能，该网络将产品运送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并且确保采购和海运的投入得到良好回报。

海上贸易和大宗商品交易迈向了真正的世界经济即一个超越所有既定政治单元的完整经济结构的第一步。不同于国家和文明之间简单的接触或贸易，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只有当其各组成部分的社会经济秩序在参与到整体的过程中显著地发生改变时才存在。到宋代晚期，世界贸易由三大经济圈构成：西欧、中东和东亚。其中任何一个地区的贸易规模都大到足以改变社会经济秩序，因此普遍的劳动分工将所有地区联系在了一起。与现代的体系相比，这个体系没有一个单一中心，但中国是最大的出口国，因此也是不断增加的贵金属流的终端。尽管这个三分的全球经济结构在唐代还未出现，中国因之加入世界经济的东亚海洋贸易圈在那时就已开始形成。于是，以中国作为其最大参与者的前现代世界经济的基础，是8-9世纪穆斯林商人开创的唐帝国海上贸易。P147

异域舞者也是唐文化中重要的形象，唐代诗歌中常常提及穿着特色本土服装表演异国情调舞蹈的年轻男女。在胡腾舞中，来自石国的男子们带着尖顶帽子，穿着窄袖衫，披着长带，当他们旋转跳跃时带子末端自由地飘动。以靠近塔什干的起源地的名字命名的拓枝舞（石国又名拓枝）中，年轻女子穿多彩薄纱长裙，系银色腰带，戴缀着金铃的尖顶帽子，脚踩红色锦靴，翩翩起舞。当一舞终结时女子会罗衫半袒。最惊人的大概要算粟特胡旋女的舞蹈：着锦袖绯色长衣、绿色缎子裤、红色鹿皮靴的女性在旋转着的球顶端舞动。唐玄宗和杨贵妃很喜爱这种舞蹈，在这时期的诗歌中，胡旋舞蹈的色情元素和异国风情被视为帝国腐败的一个标志和即将发生叛乱的征兆。正如自居易在《胡旋女》一诗中所写：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

弦鼓一声双袖举，  回雪飘鹞转蓬舞。

……

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

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

正如该诗所指出的，对唐朝最具威胁性的外国势力是在唐边境内的大规模雇佣军，这支军队主要从胡人中招募，以防御吐蕃、契丹和突厥。这些军队的规模逐渐增大，特别是李林甫任丞相之后，为了防止其朝廷里的对手获得军事力量，故而将边境的军队置于胡人节度使的管辖之下。一支由粟特人轧荦山（安禄山的字）统率的军队发动了叛乱，这场叛乱几乎摧毁了唐朝，并且成了中华历史上一个急剧的转折点。P155

唐代通常被描述成中国妇女的一个“黄金时代”，和强调守寡殉葬、三从四德以及将缠足作为新时尚的后世相比，唐代妇女更加自主且更有权力。然而，这个结论只是部分正确，因为女性商品市场是唐代城市生活一个显著部分，并且以纳妾的形式将这个市场转移到家庭之中。这些变化都是中国妇女地位下降进程的一部分。

在唐代亲属关系的其他方面，更为中国化的佛教的兴起使得其仪式和节日融入祖先崇拜，也使更为广泛的联系在生者和死者之间建立起来。帝国后期变得重要的一种习俗在这一时期也能找到最初的清晰迹象，即安排生者与死者之间，或者两个死者之间的冥婚，以抚慰不安的灵魂。

不过唐代亲属关系最重要的变化是帝国范围内阀阅大族的“超级精英”最终消失了，这些家族通过修族谱、选择性的内部通婚和长期为官，以保持他们在社会中的显赫地位长达几个世纪。这种世家大族的消失一般被认为标志着从唐到宋作为从“中世纪”文化向近世或后期帝国文化转换过渡的最重要因素。P160

唐代女性地位较高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武则天、她的女儿太平公主以及韦皇后控制帝国权力超过半个世纪。但是这个中华帝国女性政治权力的高峰，仅是自汉朝衰落后开始的漫长历程的顶点。汉朝以后占领中国北部的游牧民族带来了具有游牧民族特性的男女平等。正如6世纪颜之推所描述的，北方地区的女性处理法律争端，介入政治，并代表她们的男性亲属向官府请愿或申诉。尽管北魏有法律强制限制皇太后在朝中的权力，但是这些命令并不能阻止这些女人在5世纪末和6世纪初掌控朝政数十年。

皇后经常充任她们丈夫政治上的建议者，这种模式在589 年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后延续了下去。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妻子文献皇后是他形影不离的伴侣和最信任的政治顾问。夫妻二人被称为“二圣”，尽管在皇后处死他心爱的一个妃子后两人有过争吵，但隋文帝仍然继续听取妻子对政治事务的判断。最终是由皇后而不是皇帝决定，将皇位继承权给她最喜欢的儿子杨广。I：‘和他父亲一样，杨广把他的妻子萧皇后当作终身的知心伴侣。她在向杨广介绍南方文化、塑造对南方的政策（无论好坏）上起了重要作用。（3’唐朝创建者李渊在政治上不但有他的妻子，而且还有女儿平阳公主的协助，公主亲自参与了建立新王朝的战争。唐太宗同样也在长孙皇后的帮助下处理国家政务。从7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唐代女主的权力仅是继续了女性积极参与国家政务的北方传统。P161

随着唐朝的覆灭和大族显赫地位的终结，与婚姻相关的财产流动方向发生了逆转。宋代不再是男方家族出大量聘礼给高门大族来交换他们的女儿，而是女方家族开始提供女儿出嫁的嫁妆。这一变化的原因尚不清楚，虽然它可能与货币经济的发展以及巩固家族的新策略有关。不管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在婚姻财产方面的转变意味着宋朝女子不再因为能给家族带来巨额聘礼而受到重视，而这也导致她们在跨家族网络的形成中角色重要性的降低。此外，嫁女儿会导致家庭财产遭受巨大损失。长此以往，就导致了上层女子地位的下降。P164

旧士族灭亡的实质原因是一场由于帝国官僚机构以外新势力的崛起而产生的阶级斗争。东北部地区和中原的藩镇，以及南方的食盐专卖，都招募了军事、财政和管理的专门人员。甚至在朝廷内部，官员也被控制军事力量的太监和皇帝最信赖的学士边缘化了。由文学成就和社会网络来界定的唐代土族，逐渐成为通过军事和财政管理专长而获得权力的那些人敌视和轻视的目标。

在帮助推翻王朝的人中。许多人类似于起义军首领黄巢，他在科举中屡次失败，这使他对科举出身的精英的轻蔑最终变为了憎恨。当黄巢以前的部属朱温正式终结了唐朝，他的一位部下，另一名落榜的科举考生，受怂恿而杀害了唐政府的30名最高官员，他们全部都出身于名门望族，在905 年 6月被杀害后抛尸黄河，于是这些政治上的“清流”最终与“浊流”合而为一。旧的士族可能在这场大屠杀中幸免于难，但是他们不能幸免于这场革命背后对土族看法的根本性转变。P185

无论是社会影响还是思想的声望，道教和佛教在唐代都达到了在中华帝国范围内的顶峰。由于皇室的支持，道教拥有空前的政治影晌力，而在这一时期，佛教则作为一种真正的中国宗教出现了。朝廷还系统地修订了帝国的礼制和葬礼习俗。最后，唐代给我们留下了比早期更为丰富的民间信仰资料，并且见证了其他信仰的出现，其中最有名的是城隍神崇拜，它为中华帝国晚期的宗教奠定了基础。P186

由于道家的支持，也是对王远知建议的回应，唐早期的皇帝决定认老子为统治家族的先祖。老子被认为是《道德经》的作者，并且从汉代开始，就被奉为神明接受国家的祭祀。唐代皇帝对神化老子的关注开始于617- 618 年间老子不可思议的现身传闻，这预示着唐将要统治这个国家。620 年高祖皇帝宣称老子是李唐皇族的“圣祖”，并且赐离首都南部很近的楼观台道观“宗圣宫”之名，那里在历史上就是老子信仰的中心。来自老子的帝王世系被太宗皇帝确认，625 年及637 年，道教被宣布为国家的最高信仰。虽然早期的南方和北方统治者向道家领袖寻求过法统来源，但唐代统治者更进一步，直接宣称神对他们的支持是与生俱来的。

唐代对道教的支持一直持续到高宗皇帝和武则天统治时期。666年，高宗赐予老子一个甚至更为崇高的头衔“太上玄元皇帝”，并且在帝国的每一个县都建立了国家资助的道观，总数超过300座。这些道观在一年中主要的国家和道教节日举办称为“斋醮”的仪式。高宗还通过为他们创立法律条文，将道士与佛教僧人一起置于国家保护之下。675 年，他下旨要编纂道家经藏，678 年他将《道德经》列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籍。P187

虽然按照唐代的官方说法，道教是帝国境内地位最高的宗教，但佛教仍旧是中国信徒最多和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佛教与道教一起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也对它们进行资助和控制。在唐代，佛教通过和中亚、印度教派的分离，以及建立新的本土流派，实现了真正的中国化，并让中国成为佛教的核心区域。P193

除了服务于国家外，寺院也为受国家资助或保护的旅者提供住处和临时的落脚处。最典型的拜访者是佛教香客，在朝圣的路上一座接一座的寺庙是对他们而言重要的落脚点。再就是云游僧人。受国家捐助的寺院为因邮驿或其他政府事务外出的官员提供住宿，寺院有时甚至为进京赶考的考生提供住处。许多寺院把提供住宿变成了生意。如圆仁所记录的，一些香客不能在寺院得到房间。因为房间全被付钱的旅客占用了。许多寺院坐落于风景如画的丘陵或山间，因此它们成为官员、文人用于养神的临时隐居处。在山间游历，栖宿于佛教寺院是唐代诗歌的典型题材。P195

西方学者们提出了佛教中国化三阶段说。第一阶段，到约公元400 年时，中国的哲学家试图依据自己的传统知识解释佛教，最主要  22的是玄学，它重新诠释了《庄子》《老子》和《易经》，从而为道德和政治权威提供了一种新的形而上的理论基础。在这个阶段，佛教被改造为符合中国既有的思想类别。第二个阶段，在中亚学者的带动下，试图从佛教经文本身来理解佛教，以脱离中国本土哲学的影响。这个时期从401 年鸠摩罗什到达长安开始，当时的佛教徒们致力于翻译佛经，学习印度和中亚的佛教传统，以便理解佛经。第三个阶段，到6世纪末，中国的佛教徒开始拒绝国外佛教的传统解释和评论，并创立了自己的独立于印度佛教的知识传统。虽然许多学者基于大量理由对这种三阶段说提出批评，但它仍是唯一一个能全面解释唐代之前佛教在中国发展的理论。P201

禅宗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宣称师徒之间可以通过意念完成超文本的传承，内容超出了现存的佛经。这可称为“毁经”或“屠佛”，它使禅宗从无足重轻的地位一举成了中国佛教思想的核心，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反寺院的寺院”和“反经书的经书”。创造性的禅宗传承体系因此也戏剧性地迎合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以及在现实生活中获得觉悟的可能性，这个创造界定了唐代佛教。P203

唐代没有引进新的国家典礼仪制，而是沿用自汉代已来就被接受的仪式。国家礼仪于732 年最终编纂而成，称为《大唐开元礼》，它拋弃了自汉代就已经出现的道教和佛教习俗，即便这二者已被皇室和国家所采用。该书只收录了中华帝国早期的礼仪，包括即位仪式、京郊祭天礼、祭祖礼、封禅礼、巡狩礼，还记录了祭礼的地点明堂和规定祭礼时日的历法。然而，这些例行仪式的相关重要性和赋予它们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明显改变。

首要的转变是从强调王朝的血统到强调其公共的、普世的性质。王朝权势的来源越来越少地来自祖先的贤德，而越来越多地来自无所不包的天（皇帝是天之子）和统治者的政治品德。唐帝国典礼体现的观念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转变为“天下为公”。帝国不再是统治家族的王土，它被视为公共的美德，超越并否定了以家庭为纽带的本位主义。强调帝王是天之子，从而将汉代建立的超越地区文化和家族利益的境界扩展并且神圣化。P204

取代祭祖，在户外举行的对天地的祭祀成了最重要的仪式。祭天被引入即位礼中，祭祖则成为私人的、家族的事情。对天的崇拜通过从仪式中排除其他神明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天成了祭礼的主要对象。祭天礼在京郊举行，祭坛所在地为整个帝国所有，强调君王是人民的保卫者和化身.P204

皇帝陵寝也强调了皇帝新的公共和宇宙的概念。不像汉代为皇帝在都城外建造的人工土墩墓，唐代的皇陵依山而建，这就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也显得更为威严。皇陵被数以百计的小坟墓包围着，那儿埋葬着高级官员、将领和皇族。陪葬墓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汉武帝宠信的将军们的墓地就在其墓丘的荫庇之下。但是唐朝的建筑群规模更为宏伟。太宗皇帝的墓地面积达到4.5万亩，并且有大约200个陪葬墓。死后能埋在这些墓地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激励着人们对政权的忠心，并且将整个统治阶层引入了唐祖先祭拜之中。

唐代还有一种对前朝“政治祖先”的献祭仪式。给上一朝创建者以荣耀的典礼在《礼记》中有文字记载，并且曾在南北朝时期实行。然而，唐朝大大增加了政治祖先的数量，到了748 年他们向秦始皇、西汉创建者、东汉创建者和之后大部分朝代的开国皇帝献祭。这些祭品将整个帝国的过去都引入唐代的祭礼中，标志着唐代对于代代相传的法统继承的关注。他们也借此强调了统治的公共、宇宙和道德特性，淡化了血统继承的重要性。自居易在一首诗中提到，将早期朝代纳入唐代礼仪中表明了帝国不是单一家族的财产。

皇帝与天更紧密的联系，以及更具公众视野的帝国也改变了中国的历法。从很早开始，政权就与历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它既规定了国家典礼的时间，也证明了统治者与神明的独特关系。从汉朝到南朝的每一个朝代最多只制定一部新历法，有些朝代直接沿袭前代。这使历法与王室明确地联系在一起。北朝改变了这种制度，可能是受了谶纬中术数的影响，有时会发布两三部历法。然而在唐朝，历法在对基于阿拉伯和印度天文学更为精确计算的不断探索中被修改了不下九次。这是为了强调历法与天的一致性，其代价是牺牲了对皇室的忠诚，这也再度证明了唐代皇帝对公共和宇宙的关注。

帝王的新观念也使得“天”这个词被加入了皇帝的头衔中。太宗皇帝宣称自己既是“天可汗”，又是“天子”，高宗称自己为“天帝”，武则天称自己为“天后”。这些新的头衔将唐代的帝王与较早的统治者区分开来，强调了普天下的统治和宇宙力量。天授君权也反映在唐代的礼仪中，这在圆仁对登州地方官接受圣旨的记载中也有所描述。地方官躬身接受仅有他一人能接触到的圣旨，城镇的全体百姓匍匐在地，表示恭顺。，P206

吴砺

2019.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