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一）

吴砺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一）

翻阅《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美）陆威仪著：王兴亮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0  (哈佛中国史)

这本书的封面彩色照片设计是我读过的历史书中最富有诗意的封面设计。它是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中，拍摄了的一个秦兵牵着战马的侧面照。士兵的头部部分是瓦灰色，胳膊后半部也有部分瓦灰色，士兵身体和盔甲大部分都是沾有土层的黄土色，整个照片的背景是有点发黑棕黄色，反衬出士兵和马的亮色，它立即让我们感到了时空的空旷和遥远……

那个兵俑的表情如同一个哲人，沉思着，让人看到后，不由得有一种内心紧缩的感觉……在悠悠时空隧道中，兵俑和马俑的生命获得了永恒……

这秦代兵士阳刚至极，气吞山河，神情是完全无敌的，更是无我的，似乎世界上没有什么会让他感到畏惧，一切都会被他粉碎，他是超人……你会觉得，那也是秦始皇本人的精神面貌的写照……

我不由想起那些伟大的古希腊的雕塑作品，他们是同类……将石头或陶土，赋予了人类精神面貌和灵魂，从而使它们获得了永恒的生命……

看这本书各章标题的目录，让人振奋，如“宗教”“宗族”“文学”等，这不是常规的中国历史书的写法。或许这套书就是专门为中国人写的，所以中国人常写的内容不见了。

我去过西安三次，尤其前年，我在兵马俑博物馆看到的兵马坑走道上的几组装在玻璃防护箱中的兵马俑，让我看得如痴如醉。秦兵马俑的表情，让我想起了俄罗斯阅兵式的那些头歪着敬礼士兵表情，总有惊人的神似……那是战斗民族的图腾形象……

这本书将秦与汉一道写，并声称这两个朝代类似“古希腊——古罗马”地中海时代，真是十分有趣。不同的是，后代的中国人，以骂秦始皇和秦朝为习惯，但二千多年中却沿用秦始皇的大部分创新设计……这是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少数的特征之一——说与做，并不是很统一……

这本书上评论说：“结果，纵观整个中华帝国的历史，由秦始皇制定的政策体系的具体特征都被谴责为是罪恶的。就此而言，它树立了一种道德化的外观，即人们所称的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虚伪’性。因而，中华帝国其他时段的历史就处在一种以谴责指斥为特色的错误理念的笼罩之下，它致力于把一个为帝国统治提供了突出典范的人塑造成一个怪物。”P073

这本书第一章写得很美，评论的十分精彩。西方人描述中国历史是用另一种语言，这让你有一种吃惯了干巴的炒米粉后，再突然咬了一口新鲜黄瓜的脆爽……

这些文字有散文诗一般的激情和优美……

因为我春节期间在北京走了几个公园，这次才突然将这一套六卷本的哈佛中国史扫荡了一遍——这套书已经在桌边放了两年了，可就是读不进去……只是想为北京行的一周写点什么，突然发现自己的历史知识一贫如洗，才不得不再读点历史书，尤其是老外写的中国历史书……老外多是能把历史写出一点诗意……

读了这本书，我第一次对匈奴与汉朝之间的关系和相互消长有了清晰的图像……

读这套书，我是第一次知道汉朝将边境投降于汉朝的胡人迁移到内地，结果东汉末年的动乱，多是这些移居的胡人引起的。这一乱竟达四百年……这一乱，也将中原的汉人不断的赶走，过长江向南迁徙……

我有些困惑，秦始皇的兵马俑，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成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品？

书中论述《商君书》的文字让我震惊：

“或许《商君书》中最令人震惊、最有意义的思想直接产生于这种观念：国家内部任何多余的人或事，其功能最后都变成自我放纵的寄生虫。所谓‘六虱’就直接产生于‘三官’：农、商、官。如果农民有了‘余食’，他们将会考虑怎样把寿命活得更长，或者吃得更好；如果商人有‘淫利’，他们会追求美女和观感上的满足；如果官员无事可做，他们将产生个人的野心或者追名逐利。不但耕、战之外的任何能力是被抑制的，而且任何对人民多余的供给，都会变成一种威胁、一种危险。战争不但成为征服敌人、劫掠其财产资源的方式，而且消耗了国内任何可能造成国家毁灭的能量。一个真正的强国必须知道如何激发潜能，更应该知道如何将其扼杀。这个观点在文献中反复出现，通常任何能量和资源的积累都名之为‘毒’，‘夫以强攻弱者，亡；以弱攻强者，王。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这种观点在其他文献中也有表述：国家必须通过进攻敌国的方式来消耗国内人民的能量，如果不这样做，将导致人民道德败坏和好逸恶劳的滋生。国家要想保持秩序，人民就必须变得弱小，而只有持续地把他们的财富和力量用于战争之中，才能使他们一直弱小下巷。

于是，正如《商君书》所分析的那样，全国备战不只需要把人民所有的力量都投入耕、战之中，而且要时刻准备着迎接下一场战争，迎战下一位强敌。最终，战争不是为了获利，反倒是为了消耗，把私人手中掌握的资源和财力消耗掉，以防有人通过财富增长来获取私利，而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国家为战争投入了越来越多的资源，以至于不再有精力去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越来越多的人力和资源被战争消耗，国家迟早有一天变得无力承担，这时，国家就面临崩溃。这是一个‘自攻之国’，‘必削’。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商君书》所暗示的这种命运，恰恰昭示着秦帝国的衰落。P050”

这一段文字似乎让我看到了十年动乱时期 “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弄的那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谬论的理论源头，和为什么他们要把所有人都弄到农村去折腾的动机。

吴砺

2019.3.3

附《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摘录：

“在西方的想象中，中国历史始终与“帝国”这个概念紧密相连。但实际上，中国历史走过了逾1000 年之久，仍然没有出现丝毫和此前存在的任何“帝国”相类似的特征。几个世纪以来，六个不同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军事优势而相互攻战，直到公元前 221 年，秦国最终击败了它最后的对手，使六国归为一统。然而，军事征伐只是帝国历史的一个小篇章。中国历史具有持久和顽强的特质，在历经数个阶段的分裂之后，它一次又一次重塑自身，最终形成了中华文化的雏形，即最早的两个朝代：秦和汉。当然，政治和军事制度都被重新制定，文化、宗教仪式、血缘结构、村社生活以及城市景观也都进行了调整。

总体来说，秦和汉两个帝国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如同古希腊和古罗马之于西方。和“古希腊一古罗马”地中海时代类似，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和其他时代明显不同。但是，如果不先抓住中国这个最早的统一时期，了解其完成统一的具体过程，我们就无法理解本书所要讲的内容。在以后的章节中，本书将就这个古典时代的5个主要特征进行深入探讨，它们是：(1)在帝国秩序之下式微、但并未被完全抹除的地域文化之分野；(2)以皇帝个人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之强化；(3)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国家操控的、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经典；(4)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和对国家边境的边缘族群所开展的军事活动；(5)农村地区富裕的豪强大族的兴旺——他们维持社会秩序，并在村落和权力中心之间建立起联系。

中华帝国最为突出的特征一的确，和其他所有帝国一样——是其辽阔的疆土及多元的族群。尽管今天所有的中国居民都可以追溯为“中国人”，这个词汇对于前帝国时期却是不恰当的。那个时期的人，要么以“秦人”“齐人”“楚人”为人所知，要么以其他诸侯国国名命名，或者以某个特定地域命名，比如“关内人”。公元前 3世纪，秦的征伐把这些不同的人群在政治上联结起来，但是，各地独特的地域文化和“人性”仍然留存了下来。这些地域文化的多样性非但没有妨碍人民生活，相反其意义对于帝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帝国正设法通过把这些帝国中心流行的优越文化和有限的、特殊的地域文化之间的等级差别合法化，来使帝国本身合法化。这些基本的不同表现在政治服务、宗教信仰、文学以及中国生活的其他很多方面。

中国古典时代的第二项基本革新是发明了皇帝这个角色。皇帝不仅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首席大法官、最高祭司，还是政治统治的真正体现。整个国家都以他为核心向外辐射：国家的每个公职人员都是他的仆人，并且在他的命令下履行职守。国家就意味着皇帝及其身边的庸从；同样，没有皇帝，国家也就不可能存在。的确，这种高度集权的特性在尊显皇帝身份的诸多禁奢规定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发明了只供皇帝穿戴的纺织纹饰，铺设了专供皇帝行走的御道。但是，它还通过一种新的城市化的形式-一帝国都城——表达出来，在皇帝生来就注定成为祭司和献祭者的新的崇拜仪式里表达出来，还在新的宇宙秩序中表达出来一在这个秩序中，他成为天地之间唯一的纽带。在这个集权化的政治体系里，任何在生活中最接近皇帝的人都能行使莫大的权力，无论这种权力是为了行善还是作恶。

伴随秦的征服而来的第三个重要变化，是统一的表意文字的广泛使用。秦国规范了此前相互之间无法用语言沟通的人群的书写方式，这个革新把帝国内所有的地区联结为一体，并建立起一个国家认可的文化典籍体系。在此后的阶段，即便是没成为现代中国一部分的地区——韩国、日本以及越南，都通过使用一种共同的文字而分享了一些重要的文化元素。反之，这种国家经典，不但使皇帝成为帝国价值体系的倡导者与捍卫者，还使他成为践行这些价值的人所仿效的楷模，以及为人们所共享的教育和文化生活的基础。最后，共同的文化体系把所有从事帝国事务以及渴望为帝国服务的人都连接起来。在后来的若干个世纪里，通过传统戏曲、大众文学以及启蒙读本等方式，文化开始渗透到社会低层。

在秦征服之后的世纪里，农民和城市人口逐步非军事化，而帝国的兵役也渐渐由社会的边缘人群来代理，这个趋势扭转了早期诸国为了竞争而把兵役扩展到整个农民阶层的潮流。公元前 31 年，全民兵役制被正式废除，直到 191 1 年中国最后一个帝国瓦解之后才重新出现。对全体农民的兵役总动员消失了，之后兵役完全由非汉人族群承担，他们都特别擅长在前线作战。或出于民族特有的信念，或出于其他暴力的因素，他们被从内陆调遣到帝国边陲的各个隘口。这种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有效地防止了地方武装发展到挑战帝国权威的可能，但同时也导致一种时常出现的情形，即外来民族征服及其对中国的统治。

最后，“帝国”在早期中国的发展，依靠的是整个帝国新出现的一个社会精英阶层一豪强大族，他们是地主阶级、商人集团和政府官员的集合体。这些豪强大族利用他们主要投资在土地上的财富，以及他们动员大量亲戚和附庸的能力，主宰了整个地方社会。在古典时代，法律和习俗使祖传的土地被分配给儿子们，从而逐渐削减了家004族的土地财富。即便是大地产（虽然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个阶段还没有地产算得上大）也在短短几代人的转移分配中变成了大量的小地产。为了能增加自己的财富，豪强大族不得不致力于在农业之外寻找增加收入的来源。在这些家庭中，商业和借贷成为主要的职业，但最大的财富来源，当然是在朝廷内谋得一宫半职。

久而久之，地方豪强大族开始在经济上依靠为国家服务，以保持他们的地位优势。若要获得为帝国服务的机会，就必须接受正式的教育，因此家族的子子孙孙都开始勤习帝国的文学、文化。这些豪强大族既拥有地方权力，又效忠于帝国，从而成为地方社会和朝廷之间最主要的联系。他们把皇帝的意志强加给整个帝国，范围之广是那种人手不足的官僚机构从来不可能达到的。后期，随着帝国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国家行政人员和人口数量比率的下降，这些散居在整个帝国的豪强大族对国家而言更为重要了，同时他们向帝国索取的回馈也更大了。

若干个世纪过去了，随着中华帝国的逐渐衰弱和败落，古典时期出现的国家社会的5个特性经历了持续的变化。皇帝的特性和功能以及他的宗教性本质，在政治的压力之下也都在发生演变。文化典籍的内容，它与文字文化的其他因素之间的联系，人们传播并利用它来录取朝廷官员的方式，都随着政治背景的转换而变化着。无论何时，当外族入侵中国并建立新的朝代，他们都会对国家军事组织进行调整，并且重新审视军队与朝廷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些豪强大族一次又一次在各个地区改变着他们增加财富和施加地方影响的方式，以及他们介入国家事务的渠道。但是，不管是哪种形式，以上这5个特性在中华帝国两千年历史中发挥着作用，影响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理念。这种国家与社会的理念至今仍在塑造着中华文化，影响着当代世界。P005

地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它不只是研究地表形态、河道或土壤类型，还研究人类塑造地理环境和被其所塑造的方式，以及它们在空间中相互影响的方式。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世界各地的人们就已向土地索取生存必需品。但中华文明尤以其与土地的关系紧密而闻名于世，由此形成了很多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同时，自旧石器时代起，成百上千代农民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使地貌也发生了变化。以这种方式掌控自然，必然要通过控制自然资源和剥夺他人生计来主宰他人。控制土地和水源，对秦、汉的帝国结构与其历史进程，都是最为基本的。P006

和所有中国历史时期一样，早期帝国的地理状况是这个国家不同区域的一种传说。秦朝所创造的国家不是我们从地图上所熟知的当代中国（地图1）。有现今中国三分之一面积大的西部地区（今天的新疆和西藏），对秦帝国和早期汉帝国而言都是陌生的化外之地。当代的内蒙古和东北三省也都处于帝国的边缘地区，现今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也是这样的情况。尽管现今华南地区（福建、广东和广西）有帝国驻军。但它们仍处在中华文化圈之外。早期帝国阶段的中国，以及它后来很长时间的历史中，都由黄河和长江流域的灌溉盆地所构成。这个区域包含了所有足够平坦而又湿润、适合发展农业的土地，因而也就划定了中国腹地的历史界线。

这个地区有几个特殊的地理特征。首先是多山，因此在美洲农作物引入之前，多数的土地不适宜耕种；这种缺陷导致了人口的高度集中，在铁路和飞机出现之前，大部分人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有限的可耕种土地再被分割成一些核心区——冲积平原、江河沿岸地区，以及内陆盆地——它们被峻峭的山脉或者高原阻隔，把中国的内陆腹地分割成不同区域。

在罗马帝国，把谷物或者葡萄酒从地中海的一端用船走水路运到另一端，要比用马车通过陆路把它们运送到只是百里之外的地方便宜很多。没有水路连接的地区加入不了地中海地区经济体系。中国也是007同样的情况。在19世纪铁路铺设之前，用牲口驮运谷物到 60 公里之外的地方，所花的费用比生产谷物本身的费用还要高。除了如香料、丝绸或珠宝之类以很小的数量就能产生很高利润的奢侈品之外，通过陆路运输大宗货物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华北地区缺乏天然港口，使得沿着海岸线来往运输的贸易不景气。因此，几乎所有大宗贸易都依靠内陆水路。但即便如此，这种运输方式也有局限性。黄河和长江这两条主要河流均自西向东流，没有任何可供航运的水道连接它们。在北方和南方之间，没有天然交通枢纽。

河水侵蚀着西部高地的岩石和泥土，把它们带到平原地区沉积为淤泥。黄河的湍流穿过高山之间的峡谷，裹挟了大量泥沙。对于世界上大多数河流来说，  5010的泥沙含量通常被认为是高的，但众所周知，黄河水的泥沙含量高达46070，它的一个支流泥沙含量甚至高达6 3%。如此高的泥沙含量使河水非常混浊，黄河也由 此得名。黄河在其下游最后800 公里的河段，不再有大的支流汇入，因此河水逐渐变得缓和，泥沙也沉积下来。

由于河床逐渐升高，黄河在历史上数次决堤。因此，黄河大堤被一再加高以防止水灾<：。在一些地方，黄河水位开始漫过周边的乡村。如今，黄河水位在一个约1760 公里长的河道上比平原高出10 米。堤坝不能控制泥沙淤积，洪水更加肆虐。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黄河溃堤多达1500次以上，冲毁农田，淹死民众，黄河也由此被称为“中国之患”。

在奏和汉帝国的统治下，黄河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大约90%的人口聚居在黄河流域。（地图2）它被山岭分割成西北地区（即现在的甘肃和陕西北部）、中心黄土高原地区（即现在的陕西、山西和河南西部），以及冲积平原地区（即现在的河南、河北南部，山东、安徽北部，以及江苏北部）。长江灌溉盆地在这个时期仍属于边缘地区，它也被自然分割成三个区域：高山环绕的岷江盆地（即现在的四川）、长江中游（湖北、湖南和江西），以及长江下游地区（浙江、安徽南部和江苏）。

在黄河流域，中部高原的风积黄土使用简单木制农具即可耕地。由于黄土很疏松，这些易碎、多孔隙的土壤在年降雨量仅仅250-500毫米的地区，为一些如粟米、小麦等标准农作物的种植提供了充足的水分（虽然这些地区在秦朝统一的时代可能会比现在稍微湿润一些）。由于气候干旱，，土壤不会被降雨冲刷侵蚀，而是能持续肥沃和保持其碱性。黄土堆积成山，横亘在高原上，有利于防止洪水漫延。

吴砺

20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