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义旗手——大卫》（中）

吴砺

                                      《新古典主义旗手——大卫》（中）

附《新古典主义旗手——大卫》摘录：

“法国18世纪后半期到 19世纪初叶新古典主义代表画家大卫(Jacques Louis David，1748 -1825)，是在法国大革命时代脱颖而出的光辉灿烂的风云人物。他致力于大革命政治与艺术的结合，成为时代的艺术发言人。

1755 年德国美术史家温克尔曼(J.J. Winekelmann)发表《希腊美术模仿论》，后来又出版《古代美术史》 (1764)，不久发行法文版，引起很大回响，于是模仿古典成为当时风尚。他们认为向古人学习是达到自然真实的捷径，无形中会和美与善取得一致。这种理想美是万人共同的绝对的美。

在市民革命前夕的法国社会，颂扬的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反映在美术上是主张向古代名作寻求新的生命，优雅的洛可可艺术被抛弃了，美术家由希腊美术的研究转而为对罗马艺术的崇拜。于是发生追求形式的完美与内容的坚实为目的之新古典主义。精神上表现高贵的单纯与静谧的伟大，以形式的美为惟一目的，而素描最能表达形式美。因此素描成为新古典主义的法宝。

大卫生于巴黎，十六岁进入美术学校，在维恩门下习画；二十六岁荣获一等奖章赴罗马五年，饱览意大利巨匠及古代作品；，回到巴黎参加1781 年沙龙展一举成名。大革命后大卫当了国民公会的委员，成为急进派的勇将。他在大革命与帝国期间支配法国美术，集全国美术的大权于一身。首先废止腐败的传统学院，而以统合的学院制取代。罗伯斯比尔失势后，他一度陷狱。1799 年拿破仑即位后，大卫受到礼遇，费时三年描绘包括一百人以上大场面巨作《拿破仑的加冕礼》、  《波拿巴将军越过圣伯纳山》等杰作。滑铁卢一战，拿破仑失败，大卫逃到瑞士；回国又遭驱逐，定居布鲁塞尔，最终客死异乡。

大卫的一生，可说是一个特定的社会情势使然。他是新古典主义的倡导者，他的艺术与当时社会有密切关系，处境不可避免地要随时代潮流浮沉。若以纯粹造型的立场来看，大卫不愧为一代巨匠，不但具有惊人的写实能力，而且是创造新古典主义的典范。P000

18世纪中叶的法国美术，走向粉饰的“洛可可风格”，态度轻浮，崇尚浮华之美，引起批评与不满，于是兴起了相对抗的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似与法国大革命同时兴起，然而其实在路易十五时代已酝酿待发。1755 年庞培的遗址发掘，古物出土极多，一般艺术家不禁动起尚古之思。同时，意大利雕刻家从事模仿希腊罗马的雕刻，其影响波及于绘画。到了路易十六即位，  一般人崇古之思不可遏抑，  于是古典主义风靡一时。

新古典主义美术运动最有力的中心人物为大卫。他认为艺术的目的在实现形式之美；而可为艺术典范者，当推古代希腊罗马的典型。

大卫在1780 年，由古代艺术辉煌的意大利回到巴黎，倡导古代艺术的模仿为艺术家惟一的大道，  以古典艺术的精神，奠定近代艺术的基础。所以他选择题材，都以希腊罗马的历史及古代传说为蓝本，应和古代精神。羁留罗马时，  曾从古代雕刻上得出理论法则，所以他的绘画，特别注意到具备古代艺术的形式节奏，如平衡、匀齐、统调等形式美。他 的人物作品，具有古代的雕刻趣味，其线条婉约，有如泉蛟之颤动，其沉毅处自不可没，只是较欠缺色彩情感。所以有人推大卫为素描的宗师。一般而论，大卫的新古典派，承文艺复兴实证精神，感情则备受抑制，此派绘画着重于严肃之线条运用。其后的浪漫派绘画，则重热情之色彩表达。P003

18世纪也是个没有人介意绘画是否优美或者具有特色的时代，只有以历史素材的画作才会被视为重要的作品，再好的肖像画与风景画被排在次要地位。到了18世纪末期，重要画作又被解释为“可以表现英雄行为”的作品，  必须要让观者受到英雄道德的感动。画是用来表达道德故事的，观者可以透过绘画吸取道德教义；画家只要表现道德，并不需要绘写真实。P015

根据画家所处时代的法则，绘画的效果应是“启发观念”、重于“视觉飨宴”，大卫必须选择一个让观画者容易体认，又能从视觉感官中得到启迪智慧与慷慨美德的作品。因此表达画家思想的画作结构就比表达情绪的颜色来得更为重要。P024

事实上，在1780 年的大卫依然以为颜色只不过是着色而已。他虽然能够全然享受用色的乐趣，却以为颜色必须配合不同的主体，依然只是绘画的表现工具之一。不过，后来大卫彻底改变了他对颜色的看法。他曾经如此说：  “在绘画中，颜色是最重要的，是表达感觉的第一要素。”P024

当时的一些艺评家，包括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在内，都以为绘画所要表达的意义胜于一切。大卫的《周济贝利萨图见第留》正好表达出一个暴力统治者下的牺牲人物象征，认出其身份1的士兵，则成为观者的代言人。P024

大卫曾经这样说：为了创作出伟大的作品，画作必须要美丽迷人，但是也必须要能打动人的心灵，让人留下深刻而真实的印象。所以画家必须仔细研究人的动作与姿态，完全了解什么才是自然的姿态。大卫以为画家必须是个能思考的哲学家，就像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是位出色的雕刻家、普桑能在画布上写出最美丽的哲学一样，他们都见证了成功的画家不需要太多的导引或原则，最需要的只是满腔的热情。

在法国大革命前，大卫共画了五幅历史题材的作品。他用一些附件来辅助历史题材的陈诉，让人可以辨识出其中具有时代性的事物表征，例如头盔、罗马式的宽外袍、斜挂在肩上的皮带、圆柱、柱廊等。P031

初看整幅画时，也许你会觉得拉瓦锡斜伸出的右脚似乎破坏了画面的调和，其实那与画上的玻璃器皿形状正好遥相呼应，  巧妙勾勒出画中化学家人物的特色。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描写透明玻璃瓶的高超技巧，  瓶身透明得几乎看不见，刚好反衬出不透明试管的厚度。

这幅画也表达了古典主义与现代绘画对色彩的不同看法：古典主义以为色彩在画作中只是附属品，色彩越轻越淡，就越能与形状结合为一体。大卫除了在晚期作品的背景中，有因为色彩而使用色彩的感觉外，他从不因为色彩而使用色彩。到了浪漫主义，由于力求摆脱古典主义的羁绊，色彩变得热烈而奔放。在现代绘画中，色彩则是完全独立于物体之外的，有独立表达情绪或物体的作用，或许这就是抽象画观念的本源。P044

在那个时代，政治变化瞬息万变，当前发生的事情很快／地就变成了历史。1789 年 6月17日，资产阶级与一些神职人员、贵族宣布成立国民公会，并且于20日在网球场上宣誓。

12月，在大卫的带领下，二十位皇家艺术学院的会员宣布艺术学院与政治无关，皇家艺术学院只是教授绘画与颁发绘画奖章的地方。1790 年，一群激进分子又进一步要求废除学院，代之以更自由、更普及的“公共艺术会”。

事实上，继绘画艺术上的成功之后，大卫在政治上也是一帆风顺。他已经不再需要为绘画事业努力奋斗，因为他已经成功了。在欧洲，他的画室是巴黎最让人向往的地方，所教的学生也都是一时之选，一些后来在绘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画家例如，热拉尔、吉罗特以及格罗，他也因此被认为是“可以将人带向幸运的摆渡者”。

有人批评，说他是为报复当初曾经四次遭受艺术学院罗马奖的拒绝，才率先把皇家艺术学院废除。事实上，他完全可以把皇家

艺术学院接手过来，以他当时的地位和声誉应该是毫无问题的，实际上他对皇家艺术学院没有什么成见，只是觉得学院的观念需要彻底改革。

1793 年 8月8日，  国民公会正式宣布关闭皇家绘画与雕刻两座艺术学院。早期流亡国外的肖像画家伊丽莎白。韦吉勒布伦，虽然一直是大卫的对手，也公平地替大卫作了辩护。他以为大卫热爱艺术，绝不会因为任何不满而否决或伤害到他人的艺术才能。因为大卫是名完全为艺术奉献者，他曾将一些艺术杰作妥为收藏，以免遭到战乱的破坏；他为艺术家请命，也为艺术家争取绘画该得的佣金。

和当时的革命激进派一样，大卫相信“自从罗马时代以来，世界就变得空洞而无意义”。现实与理性都使大卫相信革命可以带回社会道德。在法国大革命恐怖时代，在那个以血腥镇压、导致血流成河的时代，，大卫曾经如此表示自己的态度：  “我全无野心，只追求艺术的荣耀，我所接受的官方职位只是为了要替艺术服务，为了彰显艺术。”

大卫不觉得接受佣金来描绘革命事迹有何不妥，他成为庆祝革命游行的大师，为1793 年 8月10日的“博爱日”及1794 年的“超人日”游行设计服装与装饰等。当时依然年轻的德拉克鲁兹，在游行队伍中第一次看到大卫，虽然并不赞成大卫的政洽观念，但也认为大卫为艺术家赢得所能得到的荣誉而激动不已。

1791 年 7月17日，  大卫在请愿皇帝逊位的文件上签字表示同意， 1792 年 10月他被指派为公共教育委员会委员。10月18日，他又成为艺术委员会的成员。1793 年 1月17日，他投票赞成将皇帝处死。他担任过当时雅各宾派公安委员会中几个重要的职位，当雅各宾派的首领罗伯斯比尔在阿贝尔派政变时被推翻处死时，大卫之所以得以侥幸保留性命，可能是因为当时他刚好生病，没有参加委员会所举行的会议。但是，1大卫还是一样难逃牢狱之灾。1794 年 8月2日大卫被捕入狱，直到 12月28日才被释放；1795 年 5月29日他再度被捕，直到同年 8月才获自由。

除了这些不同的职位外，大卫也在临时艺术委员会与博物馆委员会中任职，最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因为政治而放弃绘画。1790 年，雅各宾派人士为了要装点国会大厅，特别委托大卫画《网球场上的誓言》，而且预备再制成版画。雅各宾派的人士预估会有三千人订购此 幅版画，如果每人收取二十四英镑，将可筹得七万二千英镑款项。后来这个提案送交议会并且获得通过。

大卫立即展开作画工作，他先以巨幅墨画为未来的油画与版画绘制出草图。5月底时他在自己的画室中展示，9月时又干脆把草图移至沙龙之中展览，而且就挂在《荷拉斯兄弟的誓言》旁。结果，前来订画的人虽然没有想像中多，但是的确吸引了大批的参观者。

就在雅各宾派崩溃前两天，  曾经担任过公安委员会委员的贝特朗·巴尔雷还特别提出建议，要求财政部支付大卫此画的佣金。

大卫又把他的画室搬到当时已经不再作为礼拜用的斐扬大教堂，并且在当时的《箴言报》上刊登广告，要求与会的代表们，或者亲自到画室中来让大卫写生，或者可送来他们的肖像，以作为大卫作画时的依据。

这是一幅看起来像历史画，但是却是记录发生在现代中的事件，表达的是透过革命热情所创造出的道德典范。难怪大卫表示：“我们再也不用从有限的历史题材中去寻找重复绘画的内容了，因为现在就有许多丰富的题材可以任由画家们选择，而且再也没有像《网球场上的誓言》这样更能背负历史意义的画作了。”只是，他没有想到在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中，取材于现代事物的画作，往往很容易成为画家沉重的负担。

大卫以大幅的画布作画，人们可以在“裸露”的身躯上看到=1这些后来也成为“历史”人物的面孔。在左边，有三个人，分别是  （局修道院长格雷古瓦、牧师圣艾蒂安以及教士热纳；在右边，则有巴拉夫、米拉波、  “老人”热拉尔以及拉布瓦。雅各宾派首领罗伯斯比尔站在左右两组人物的中间。所有的人物都以白色的铅笔在灰 色簿子上先打稿。其中有四张脸：  巴拉夫、米拉波、热拉尔与杜布瓦；也有三只手：巴拉夫的一双手与米拉波向上举起的一只手。

可惜这幅画始终未能完成，而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作品也比原先的尽寸要小了许多。那是因为大卫去世之后，为了要使他的作品更容易拍卖，这幅画作曾经被分割成小块出售。

当然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大卫未能将此画完成。当初在网球场上发誓的英雄们，很快地在政治环境的迅速变迁下成为了政治的阶下囚。推算起来，大卫是在1792 年停止画这幅作品的。

但是从这幅未完成的作品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整个画作的结构。画的上部相当空旷，下半部却十分拥挤，正好形成了对比。而在人物集中的下半部，处处都可看见画家所勾勒的细节、各种不同的手势、各种表情与姿态，在这些丰富的“集中”陈诉下，他所要表达的意义也就不再止于一页历史而已。P056

吴砺

20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