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水诗研究》（二）

吴砺

                      《中国山水诗研究》（二）

《诗经》中的诗篇，往往由诗人的生活情感，及自然界的山水景物两个部分组合而成。抒写生活感情部分，是表现作品主题的所在，叙述一些和社会人生有密切关系的事，如战争、爱情、宴飨和祭祀。山水景物部分，取材于大自然的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乃至风霜雨露，大体只有二或四句，一般都作为全诗或每章的开端，以便兴发诗情，制造气氛，以协助主题的发展②。即使偶然出现全章都是写景的，景物也不是诗人所要歌咏的直接对象。p017

《诗经》之后，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动人心魄的《楚辞》①。由于楚国地处江、汉、沅、湘流域，拥有九嶷、衡岳、云梦、洞庭等名山大泽，其间山林皋壤、崖谷汀洲、香木芳草，都是现成的文学材料②，诗人可以就地取材，即景人诗，因此自然界的山水景物在《楚辞》中占有相当大的分量。

但是《楚辞》毕竟只是一些抒情的诗歌，虽然类型繁富，反映的往往都是诗人的自我形象，其中对山水景物的描写，是从浓厚的抒情气氛中酝酿出来的。歌咏自然山水景物，并非诗人的最终目的，不过是诗人表现情志的一种手段。这一点和《诗经》诗人并无不同。

然而《楚辞》中反映的山水观，显示诗人对自然山水有进一步的体认；诗人对山水景物的描写也较细腻、周详。《楚辞》比《诗经》向山水诗的形成更迈进了一步。p023

《楚辞》中表现的山水观，与楚人宗教信仰中自然山水的地位，以及诗人的社会背景，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在宗教上，楚人和中原民族一样，是泛神论者，也敬天、祀上帝、祭祖先，并且崇拜自然界的森罗万象。但是北方周人所祭祀的，不论是日月星辰之神，或山林川谷之神，都是抽象的，概念化的；而在南方楚人丰富的想象里，大自然不但神格化，也人格化了。p023

尽管《楚辞》比《诗经》有更多描写山水景物的诗句，但诗人的目的并不是表现山水景物本身的美，也不是叙述登临 山 水赏心悦目的经验和乐趣，而是利用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志。《楚辞》中的山水景物，或作为象征，或出自想象，或含有情绪：p029

尽管《楚辞》的焦点不在自然，而是与自然平等对立的人间，其中山 水景物的描写只是抒发情志的一种手段，可是从许多山水景物的摹拟与刻画里，显示出诗人对山水景物之美已有一份很强的赏爱意识。p033

赋是汉代(前205-220)文学的主流，囊括了两汉四百多年的文学天才与工力，然而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多都是以残篇佚文的面目出现①。

根据现存的汉赋作品，可以看出汉赋在主题内容上有相当的局限性，但是在体制上却兼具体物、叙事、抒情、写志的功能。汉赋作家一方面尽可能地保持《诗经》和《楚辞》的抒情言志传统，一方面利用赋的特殊体制来铺采摘文，在修辞炼句上力求精美妍丽，为六朝的唯美文学开辟先路。

由于汉赋作家通常是以写物图貌为手段，以便达到或讽谕劝诫、或炫耀辞章的才智等目的，山 水景物的描写往往占有极大的分量，甚至出现全篇描写某一种景物的作品；自然界的山 水景物，已经有了从文学作品中陪衬、附属的宾位，起步走向主位的趋势。又由于汉赋中表现的作者对自然界山水景物的体认，与后世山 水诗人登临 山 水以求心神自由和美感经验的情绪遥相呼应，他们对山 水景物的刻意描写，为后世山 水诗人模山范水的艺术技巧奠定了基础；因此汉赋虽然不是纯粹的诗②，却是探索山水诗的渊源时必须涉及的重要领域。p037

汉赋受《楚辞》影响很深，许多赋篇在辞句上、腔调上还保持了《楚辞》的余味①；就如《楚辞》中源自民间巫祝传统的神游太空，以及神灵世界的虚幻山水的叙述，也曾出现在汉赋里②。但是《楚辞》产生于战国时代的楚国，汉赋盛行于一统之后的汉朝，时代背景的差异，政治状况的不同，而且作者的胸襟怀抱也各异其趣，自然表现出不同的山水观。

汉朝是一个南北文化融汇合流的时代，除了继承周代的敬天、祭山川的传统之外，阴阳家的五行终始说、灾异说，民间的道教迷信，方士及巫祝的信仰，都影响了汉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模式。这些宗教观念，加上儒家的人本主义、道家的虚无精神，或多或少都影响了汉人对宇宙问自然山水的认识与看法③。然而汉赋中表现的最典型，也是最显著的山 水观，却分别源自作者对这空前统一、繁荣的汉帝国的赞叹，以及对个人生命的意义和存在价值的探求。p039

因为汉赋的作者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文人学士阶层，有的是寄身宫廷王府的文学侍从，有的是游身于权贵之间的待聘学士，而赋的盛行，得力于天子王侯的赞助，文人献赋可以成为博取声名、获得俸禄的捷径①。赋既然是为天子王侯所写，作者当然经常把天子王侯的权势、帝国封畿的繁荣作为构思的前题。不论这类赋的最终目的是在歌颂或规劝，它们是从生存欲望而适应环境才产生的作品，其中表现的山水观，是透过作者个人与拥有权势的统治者之间的相对关系而酝酿出来的，因此，免不了染上了强烈的政治意味，甚至透露着歌功颂德的痕迹②。p039

然而，尽管文人学士在汉代已经正式拥有凭借文学人仕的机会，并且逐渐形成在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一个新兴的统治阶层①，但他们的政治地位是没有保障的；有时完全依靠皇室权贵的宠信，有时还得与其他的当权阶层，如外戚、宦官等相抗衡，因此在仕途上并不容易一帆风顺。又由于汉王朝政权的集中和统一，文入学士不可能像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政体之下的术士那样，拥有游仕列国的多种出路，因此更容易面临“仕不得志”的悲哀。从汉赋中那些抒发“贤人失志”的作品中，就明显地写出文人学士在政治社会中受挫的普遍失望与悲愤②，而且往往流露出对政治社会的疏离感，以及要突破现实的政治社会环境的意图。这时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就从外在的政治环境而转向内心的自我，因此他们所见的山水，也就不再是天子和帝国的象征，而是和个人的情志与身心的幸福相连一自然界的山水，远离政治社会的倾轧，是避世隐居的好地方，也是追求个人幸福的源泉。

当然，在《楚辞》中已经有山水可以成为避世隐居之所的观念，而且同样的也是由于作者在政治社会上受挫的结果。但是《楚辞》诗人自始至终不能忘怀的是君王国家，因此常感离世之悲；而汉赋作者在失志之余所关怀的则是纯粹个人的生死进退，重视的是自身的保全，所以能觉隐居之乐①。p045

汉赋中表现出的这两种绝然不同的山 水观，不仅并行，而且一个作家既可以在歌颂帝王之类的作品中认为山水是天子权势与帝国繁荣的象征，也可以抒写个人情志的作品中赞美山水是避世隐居之所，是个人幸福的源泉。。因为前者是以儒家的人世精神为后盾，基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后者是以道家的出世精神为依归，出自理想生活的索求。这正是传统中国土大夫“进则仕、退则隐”的儒道调合的处世态度，经过汉王朝政治统一的局面与南北文化的交流融汇，从西汉初期就开始具体的表现在中国文人学士的思想里④，并且成为他们进退取舍的行为准则。

退隐山林原来只是一种对政治社会不满的间接抗议，可是在动乱的时代还兼具避难全身、忘忧娱心的功能。  自东汉以后，为避难全身而辞官不仕的文人学士越来越多，或借山水来避乱，或借山 水以忘忧，这样个人与自然直接接触经验的增多，是促进山水诗萌芽的重要关键。p049

当然，为了极尽描写的能事，除了文字的掌握之外，作者对描写的对象必须拥有一定程度的兴趣和认识，而汉赋作者对山 水景物观察的精细与缜密是惊人的。他们不仅注意山水景物的状貌外形，以及内在的素质和特征，对山水景物的空间方位关系也毫不忽略。因此汉赋中的自然山水，不但包括辽阔的整体，还有精致的细节。虽然在《楚辞》中已经有了描写山水整体的尝试，而且也点缀着风光声响、气象变化等细节；但是《楚辞》诗人呈现的不过是一张写意的山水画，汉赋作者描绘的往往是一幅工笔的山 水图，不仅幅度更宏巨、细节更精致，而且通常是以排列整齐、秩序谨严的状貌出现③。p052

尽管汉赋中山水景物的描写，多半是为了达到其他目的之手段：作者或为娱乐天子王侯的耳目，或为炫耀自己辞章的才智，或以山水景物描写中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来抒发情志，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找出真正为歌咏自然景物，并且对自然景物的美有所体认的作品。p057

从以上三章的讨论可以看出，远在山水诗正式产生之前，自然山水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已经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亲密与和谐，还有人对自然 山水观察、体认的日益精细，乃至为后世诗人的山水诗创作逐步做好了准备工作。

即使在《诗经》中，一般强调的乃是自然 山水的物质功能，偶然也表现了山岳河川在精神方面的慰藉作用，某些诗人甚至已粗具登临 山 水借以遣怀的动机。虽然山水景物在《诗经》中只居次要的地位，而其描写也不过是诗人抒情言志的陪衬，可是从艺术表现上看，诗人对山 水景物并不是没有鉴赏意识的。当然，《诗经》诗人对山水景物的鉴赏还局限于山水景物的个别形状，对自然界山水风景的整体似乎还缺乏一种美的感受。却正因为诗人捕捉的是山水景物的个别形状，描写时，便有摹拟形状的倾向，有时甚至达到一定程度的形似效果。尽管《诗经》中已具有状景形物、模山范水的雏形，可是向山水诗的产生进一步推动的还是《楚辞》。

由于楚人接触的是江南山水的明媚，而《楚辞》作者多为宫廷官场的人臣文士，他们最关切的是山岳河川所具有的精神价值，对山水景物的赏爱意识远比《诗经》诗人更为显著。又由于屈原受谗被疏而自我放逐于山 水之间的遭遇是绝大多数《楚辞》作品中的主要背景，因此出现了避世离俗、奔向山水以求自我解脱的观念。但《楚辞》作者因受屈原人格的局限，虽登临山水，却不能“忘我”，因此尚缺乏对避世而处的山水之赞美。尽管《楚辞》中的山水景物仍属陪衬的地位，但从它们的摹拟与刻画里，显示诗人对山水景物形状声色之美已有更进一步的体认，而且基于诗人辽阔的空间意识，其视野已不局限于山水景物的个别形状，而是自然界山水风景的整体。《楚辞》中表现的模山范水、状景写物的技巧，已超越《诗经》诗人了。

但是真正让我们更接近山水诗的却是汉赋。虽然文入学士出身的汉赋作家，极力歌颂天子林苑或京城地域山水的壮观，以及其问草木鸟兽种种物产的丰美，为的是衬托天子的威严和帝国的富庶，可是一旦在政治社会中受挫或失望时，往往流露出一份要突破现实政治社会的意图，这时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就从外在的政治环境移向内心的自我，因此，自然 山 水也就不再是天子和帝国的象征，而是和个人的情志与身心的幸福相连——自然山水远离政治的倾轧，是避世隐居的好地方，也是追求个人幸福的源泉。隐居山水与个人幸福之间的直接关系终于在汉赋中受到正式的肯定。虽然汉赋作家并不是以山水景物的描写为其创作的目的，基于赋的特殊体制，以及炫耀辞章的才智的动机，也会以很大的篇幅来铺陈大自然层见迭出的干态万状，极尽模山范水、状景写物的能事。汉赋中的自然山水，比《楚辞》中的山 水，幅度更宏巨，细节更精致，而且通常是以排列整齐、秩序谨严的状貌出现。其中揭露的，不仅是作者相当成熟的模山范水的艺术技巧，同时还具有赏爱并了解自然 山水美的能力。汉赋虽然不是纯粹的诗，却为山水诗的产生提供了宝贵的艺术养分。唯一还欠缺的，就是南朝时期山水诗人为表现山水本身的美，以及个人对山 水赏心悦目的美感经验而创作的动机和目的。当 然，这还需要经过魏、晋时代的老、庄玄学的沐浴，以及求仙、隐逸和游览风气的推波助澜，才能逐渐培养而成。p061

南朝时期山水诗的昌盛，乃是经过长期的酝酿才形成的。虽然在《诗经》和《楚辞》的一些作品中，已经表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汉代一些辞赋家已经拥有赏爱并了解自然山水美的能力，同时也具有相当成熟的模山范水的艺术技巧，但是山水诗正式的出现，还是在魏晋时代(220-419)，而魏晋时代老、庄玄风的盛行，正是促进山水诗产生的一种重要推动力。

由于和老、庄玄风连带发生的是对政治社会的疏离，以及对个人生命和精。神的珍视，因此向往神仙、企慕隐逸和怡情山水便成为魏、晋知识分子之间最普遍的情怀，而远离俗世尘缨的自然 山水，就是在求仙、隐逸与游览的风气中，获得了其独特的地位，才成为诗人观赏和吟咏的对象。可是，又由于老、庄玄风的炽烈，使得务求心神超然无累的诗人，往往昧于玄远的追慕，仅以山 水为冥合老、庄玄境的媒介，因而虽登临山水，却唱咏玄虚，竟阻碍了山水诗的繁滋。山水诗比较多量的出现，还是在晋室渡江之后。这主要是因为江南山水的灵秀，激发了诗人的审美意识；悠游行乐观念的普遍，促进了游山玩水的风气；老、庄玄理的深一层了解，启迪了自然山水即是道、即是理的体悟。所以诗人开始逐渐摆脱玄言、玄理，直接以山 水本身的呈露与显现来阐明宇宙自然之道和理，这正是刘勰(464? -520?)《文心雕龙·明诗》所说的：“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p064

悲哀岁月易逝，慨叹生命无常，是魏、晋诗人吟咏求仙意图的情感根据。但是他们对神仙的企慕，对长生的向往，并不局限于希求自然生命的延长，以抗拒死亡的威胁；更重要的是，企图寄怀于超越时空、无往而不自得的神仙境界，以便从人生的苦闷中逃离出来，逍遥游心于尘外，得到大解脱①。因此，魏、晋诗篇中求仙的吟咏，可说始终不离老、庄思想的范畴，是一种对个人生命存在的自觉，也是一种追求心灵逍遥自适的表露。

当然，求仙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求长生不死。长生不死的观念，起源于对死亡的恐惧，对人间世界的强烈依恋。远在春秋时代(前770-前403)，人们已经提出长生不死的愿望②；到了战国时期（前403-前 221），经过方士竭力宣传的结果，“不死之药”与“不死之道”，就曾经是企图永保富贵荣华的王侯贵族所热心索求的对象③。但是，由于长生不死的人物，除了传闻之外，并没有真正出现于人间世，于是这些挟方术以自重的方士，另外兴起了一种新的不死观念：“不死”，并非永远活在人间世，而是离世而成仙。因此，要成仙就必须离世遐居。一旦成仙，则长生不死，而且无忧无虑，终日逍遥遨游于飘邈的仙乡 乐园。旧有的“人间世”的长生不死观念，从此才掺人了“非人间世”的神仙意味①。庄子（前368? –前288?）就曾经利用幽居藐姑射山的神人的传说作为寓言，来阐明一个理想人物不为物累、不为世牵，超然万物之外，逍遥无为、悠然自适的精神境界②。“仙”，经过道家哲学的润色，就成了一种超越时空、无往而不自得的象征。

不过深受神仙方士迷惑的公侯帝王，如齐威王（前358-前 320在位）、齐宣王（前319-前 301在位）、秦始皇（前 221-前 210在位）和汉武帝（前 140-前87在位）等，他们的求仙、寻不死药，主要还是贪求长生，并非想绝世离俗；即使民间流传的成仙传闻，也是以继续享受人间种种荣华富贵为宗旨③。可是在汉帝国的崩溃过程中，政治、社会与经济都陷入了一种混乱的状况，现世的生活和个人的生命都失去了保障，让人体验到现世人生的渺茫和悲哀，强调群体纲纪的儒家思想已不足以维系人心，重视个体自由的道家思想应运流行。针对着解脱个人生命的焦虑和苦闷，离世成仙的思想依附着道教的服药、导引可长生久视的宗教信仰，以及老、庄的“全身”、“养生”的哲学理论，逐渐在知识分子当中蔓延了起来。到了魏、晋时代，求仙采药、炼丹服食，养生修道成了许多追求个人身心自由的文人名士生活的一部分，离世求仙的意图，自然也成为诗人吟咏的主要题材。

即使诗人本身并不一定是求仙的体行者，可是当他面对自我，思索个人生命处境时，意识到生命困境的存在，也会油然兴起对长生、无虑的神仙世界的向往。p067

为了由苦闷而达到精神上的归宿，由冲突而进入心灵上的和谐，“求仙”必须突破务求长生不死的欲望，必须超越诡托神仙以舒愤懑的企图。它应该顺；乎自然，成为悠游自适生活中的一种情趣；而理想仙境的索求，也应该落实，也就是由人间的自然山水所取代。

当然，求仙观念的转变和诗人个人的机遇、当时政治社会的环境，以及时代的思潮，要相互配合才能实现，

晋室渡江之后，玄学势力发展到极点，也是佛教思想逐渐盛传的时代。佛意的顺乎自然、清静无为，与老、庄玄理相通；沙门的居山林、绝世务，为清谈名士所仰慕；佛教的“神灵不灭”和“生死轮回”之说，为悲叹生命短促的人带来了安慰①。生死问题已不是最切身的烦恼。此外，渡江名士多为贵游子弟，他们既享权位之隆，又得山水之娱，尽管玄风大扇，虚无玄远的追求与个人的出处进退已无绝对的直接关系。离世成仙的概念对讲求肥遁山林以优游自适的名士来说，已逐渐失去舒泄愤懑的实用价值，而成为一种高情逸志的象征；登山采药、服食养生成了本乎性情的雅好、顺乎自然的情趣，也是浪迹山林、逍遥自适的隐逸生活的点缀②。采药场所的山巅水涯、深林空谷则是游览、观赏和吟咏的对象，因此，由咏仙进而咏山水，可说是必然的趋势。p078

吴砺

2019.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