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水诗研究》（三）

吴砺

                      《中国山水诗研究》（三）

隐士与自然山水是不可分的。隐士遁入山 水的基本动机是由于不能或不愿和现实社会认同，因而隐身于山谷林野，以便远离当政者的权势，或避开混乱不安的世局。可是经过儒、道哲学的理论化，隐逸已不再是单纯的逃避行为，却可以解释成一种具有道德批判性的政治姿态，也可以代表一种人生理想的索求①。而远离俗世的自然山水也从实用的隐避所添上了精神的价值，并且进而成为追求逍遥自适的隐逸生活中优游观览的对象。因此，在隐逸的歌咏中，出现了自然山水的赞美。

在强调君子以道自任的儒家思想体系里，“隐”原来是针对知识阶层“仕”的问题而产生的。知识分子从政治社会的参与中引身而退，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也是一种对当政者不满的间接抗议和批判。从孔子(前551-前479)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到孟子(前372-前289)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显示儒家的进仕和退隐同样的都是道德取向的政治行为②。而在肯定自我的道家思想体系中，“隐”乃是出于对个人生命与精神的珍视。例如《庄子》就以闲处薮泽为避世逃亡，而隐者的伏身缄口是个人身处乱世时的“存身之道”①；并且进一步为山谷之士、江海之人提供了如何顺应自然，达到人世而又能超世的逍遥无待的心灵世界②。道家的“隐”，显然是一种自然取向的个人行为，而且含有超世绝俗的品质，

当现实的政治社会丧失了应有的秩序与纲纪，表示政治已脱离了道德；知识分子在对外环境的绝望之下，不得不转向内心以求道；而强调归返自然、清静无为、逍遥无待的道家思想，原本是根据身处乱世者的避世行为而发挥出的哲学理论，不但可以协助个人脱离群体政治社会的羁绊，而且能够令人以遗世独立为傲③。因此，在儒学衰退、道家中兴的魏晋时代，“隐”的本身就有其独特的价值；除了避难全身或表示政治抗议之外，更可以成为个人追求合乎自然、逍遥游放人生的媒介，甚至还可以成为个人怀有高志或高趣的表现。

虽然在东汉社会已经出现了以隐者为高士、以隐逸为高趣的现象④；汉末仲长统(179)-219)的《述志诗二首》之二的最后几句——“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柁；翱翔太清，纵意容冶。”三一已经为隐逸行为吟出了赞歌⑤；对一般汉代知识分子来说，通过隐逸来追求逍遥游放的人生，还只是少数人所怀的高远理想。但是经过汉末社会的大乱、经济的崩溃、政治的败坏，以及为避乱而隐遁的行为的普遍之后，企慕隐逸之情才在魏、晋知识阶层当中成为风尚。

企慕隐逸所以成为风尚，一方面是由于汉末曹魏时，世家大族的政治地位受到压抑，他们的筑坞经济利益也在政府的屯 田政策之下面临威胁，于是采取了与中央政府不合作的态度，拒绝政治的参与，肥遁于自己的庄园，因而产生了大批的“隐士”。当然，他们的“隐”，仅是“不仕”而已。既表示抗议，又可抬高身价；若是政府求才殷切，还是可以重新“出山”①。可是由于这些世家大族往往是知识阶层的核心，不但是文化的保存者和继承者，也是社会风气的倡导者②，他们的退隐不仕，自然为众目共瞻，并且成为企慕，甚至仿效的对象。

另一方面是由于时代混乱，政局不稳，以政治道德取向的儒家思想，实在已无法充分满足个人的内心要求。知识分子在自我意识的觉醒中，深深感到精神的苦闷与心灵的枯竭，因而企图从儒家名教世界的图固中自我解放出来，追求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人生天地。于是，有的假狷介狂傲、任情不羁的行为来藐视儒家的礼乐教化；有的以登山采药、养生服食的行为来寄托遗世独立之情；有的以避世不仕、纵迹山水，或虽仕却消极世务、寄怀隐逸来追求老、庄的无为自然。这些虽然并不完全符合老、庄的宗旨，却是魏、晋文士否定儒家的群体纲纪，肯定道家的自我价值的表现③。总之，随着时代的动荡不安，道家思想的抬头，以及个人自我意识的高度觉醒，企慕超世绝俗的隐逸思想在魏、晋时代的知识阶层中，蔚然成为风尚，企慕隐逸之情往往成为诗人歌咏的对象，而隐士的幽居生活，以及他所观赏的自然山水，也会成为诗人吟咏的主要题材。p083

当然，孙统、孙绰等所体行的，以及歌咏的，可说是贵族、地主阶层讲求生活素质与情趣享乐的隐逸，但是这种逍遥自适的隐逸态度，并不局限于贵游子弟。清贫如陶渊明(365-427)，由于天性“颖脫不羁，任真自得”，不堪忍受仕宦生涯，也会以“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为借口，而解印去职，欣欣然赋“归去来”。在归返田园之后，以躬自耕读为乐，闲暇中“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廿首》之五），逍遥自适，悠然冥合于玄远之境①。

这种对隐逸态度的转变，实在是促成山水诗产生的重要因素。例如前举左思《招隐二首》之一，陆机《招隐诗》，以及张协的《杂诗十首》之九，都是在以隐逸山林为乐的观念下写出的山水诗。可是由于和他们同时的诗人，或极力于隐逸行为和概念的歌咏，或着意于迹隐和心隐理论的争辩②；因此山水诗在西晋时期的出现，只是企慕隐逸的风尚之中偶然的收获。而东晋时代歌咏隐逸的诗人，基于隐逸与老、庄玄理的密切关系，往往昧于隐逸的抽象概念，即使身处山水，却咏玄虚。可是在逍遥自适的隐逸观念影响之下，毕竟也产生了如孙统的《兰亭》和孙绰的《秋日》之类，以观览山水的美感经验为主要题材的作品。

当然，山水诗的繁滋，不但需要诗人排除政治的忧患和世俗的厌弃的心理，还要能超越抽象说理的意图，才能真正享受山 水，寄心于自然，观察到 山水形态、声色的本来面目，在山 水的自然显现与细微变化间，体悟到其中的至理，写出以观赏山水的美感经验为主要题材的山 水诗。而这必须借助于诗人对自然山水游览观赏态度的确立。p095

魏、晋时代的知识分子，在老、庄思想的影响之下，玄学风气的沐浴里，向往求仙、企慕隐逸，目的都是在忽忘形骸，返乎自然，追求心神的超然无累。由于自然山水远离俗世尘缨，是求仙之所、隐逸之处，因此在通过求仙、隐逸以追求玄远的风尚里，开始亲近自然，爱好山水。他们发现山水不但有解忧散怀的功用，并且进一步意识到山水的本身即表现自然造化之道，揭露宇宙存在之理；观赏山水的自然显现与律动，即能在物我情契中冥合于老、庄的虚静无为、逍遥无待的境界。既然山水是通达老、庄哲理的媒介，游览山水必然成为追怀玄远的魏、晋文士们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游览山水还包含优游行乐的意味。远在孔子时代的曾皙，就曾经表示过，愿以沐浴于沂水之上，风凉于舞雩之下的优游行乐为志向，并且还得到孔子的嘉许①。但是在强调政治道德与群体纲纪的儒家思想体系中，这种个人优游行乐的观念，毕竟未能得到发展的机会。直到东汉以后，知识分子经过党锢之祸的挫折，与宦官阶层相对抗的精神逐渐消失，儒家的群体意识也随之松弛②，重视自我的道家思想应运而中兴。知识分子在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开始探索个人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并且注意到个人生活素质的提高与优游行乐的重要。于是视怡情山水和诗文美酒为理想生活的主要构成分子，也是心身寄托之所在③。魏、晋时代世家大族的修筑林园别墅，广占山泽良田，一方面有其经济的目的①，另一方面则是在崇老、庄，尚嘉遁的风气之下，追求个人在山水美景中优游赏玩的享受②。

此外佛教的传播，对文人名士畅游山水的风气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是东晋以后，依附老、庄的佛义成为清谈、玄学的重要课题；当时一般名僧既精通老、庄，善谈玄理，又风度绝伦，文翰冠世，是文人名士争相交往的对象；而基于佛门绝迹世务和方外修行的清规，佛僧多雅好山泽，幽处岩壑，往往依山临水修建梵刹精舍③；拜访他们弃世隐居的山水林园，清谈玄学、佛理，或与他们结伴造访名山胜水，是一种超世离俗的高情，也是一种优游赏玩的乐趣。这种以游览自然山水为乐的意识，在西晋时代就随着隐逸思想中政治逃避意味的薄弱而逐渐明显。经过晋室的东迁，江南山水的刺激，以及世家大族在偏安的心态之下，优游自适生活的追求，于是游山玩水蔚然而成风尚。

其实优游行乐于自然美景，原来是汉末建安时代(196-219)邺下文人的游宴生活中开创的风气④。虽然他们优游行乐的主要动机是企图忘怀身处乱世、人生无常的悲哀；而且游览的范围仅限于贵族林苑或京城近郊，并不是野外的自然山水；但是他们以游览林苑美景为乐的态度，可说是刘宋以后以游览山 水为赏心乐事的先兆①。p098

山水诗正式的产生，必须经过老、庄思想的洗礼。因为只有在重视自我的生命与精神，以及崇尚自然与逍遥的老、庄思想影响之下，远离俗世尘缨的自然山水才能在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中获得其独特的地位，游览、观赏山水的经验，才能成为诗人吟咏的主要题材。而魏、晋时代的知识分子，就是在老、庄思想的浸濡中，索求自我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开始致力于发掘有别于违反自然、抑制情性的儒家名教的另一人生天地①，于是在追求个人身心自由与幸福的意愿里，向往神仙、企慕隐逸，并且接触自然，游览山水。如曹魏晋初之际，“尤好老、庄”的阮籍（210-263），往往“登临 山 水，经日忘归”①；以老、庄为师的嵇康(223-262)，自谓“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②；曾为《老子》作注的羊祜(221.-278)，也“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③。这些都是以游览自然山水为乐的先例。而这种以游览山水为乐的态度，正是促成山水诗产生的重要因素。

可是直接以游览山水的经验入诗，却是西晋统一之后才开始逐渐出现。由于一般西晋知识分子在政治立场上，已无名教与自然的冲突，并且在仕宦与山林之间找到了妥协④。他们一方面攀附政要，寄身子庙堂之上；一方面企慕山林，追求心神的超然无累。游览山 水并不一定是避世离俗的象征，或愤世嫉俗的姿态，而可以是一种生活的调剂。于是在奔竞逢迎的生涯里，继承建安诗人的庭园与林苑的优游行乐传统；又在老、庄玄风的沐浴之下，将游览的范围逐渐扩展至野外辽阔的自然山水，并且为后世留下了以游览山 水的经验为主要题材的诗篇。

由于老、庄思想的启发，求仙与隐逸观念的慰籍，西晋的游览诗篇中已少见建安诗人那种人生无常、乐往哀来的悲叹，揭露的却是诗人对山水形状、声色的关注和赏爱情怀中，美感意识的逐渐萌芽。p101

这些西晋诗人，虽然公职缠身，却由于能以山水的游览作为生活的调剂，或行旅中的安慰，因而写出一些以游览观赏山水的经验为主要题材的作品。当然，基于心系权势的西晋士风，游览山水只不过是政治生涯中的点缀，还没能成为个人生活的主流。又因为魏末、西晋的文士，多集中于洛下，北方平原黄土缺乏美丽的山水风景，山水的游览还未酿成风气，山水诗的出现也只是零星的、偶然的①。

山水诗比较多量的出现，还是在东晋时代。主要是因为晋室渡江之后玄风的炽烈，以及灵秀的江南山水的刺激。南渡的文人名士，以追怀玄远的心境，面临江南山水“干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之美②，使他们轻视世务、纵情山水。逍遥自适于自然山水之间成了许多文人名士生活的主要目标，游览山水一时蔚然成风，以游览山水的经验入诗，自然也随着增多。p107

综观以上三章，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中国山水诗的产生与魏、晋时代老、庄玄风的盛行息息相关。在老、庄思想的浸濡中，魏、晋知识分子向往神仙、企慕隐逸和游览山水的风气和生活方式，即是促使诗人走向自然、歌咏山水的重要背景。

求仙的概念起于对个人生命无常的恐惧，或对现实社会人生的不满，为了从人生的苦闷中逃离出来，魏、晋知识分子因此向往传说中遨游于名山胜岳的神仙之长生与逍遥。在求仙、采药的过程中，顺便游览山 水也是极其自然的。诗人若以求仙、采药的经验人诗，其所见的名山仙境，也会成为吟咏的对象。可是，如果诗人执着于山水为求仙之所、神仙之居的概念，则诗中的山水，往往只是求仙主题的陪衬，或因刻意仙化，而令山 水失去其本来的面目。直到晋室渡江之后，佛教的“神灵不灭”和“生死轮回”之说，为悲叹生命短促的士人带来了安慰，生死问题已不是切身的烦恼；而登山采药、服食养生成了本乎性情的雅好、顺乎自然的情趣，也是浪迹山林、逍遥自适隐逸生活的点缀，采药场所的山水胜景则是游览、观赏和吟咏的对象。因此在求仙思想的体系中，由咏仙而咏山水，可说是必然的趋势。

由于隐逸与自然山水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隐逸的歌咏中也出现了对自然山水的赞美。当然，在曹魏及西晋初期诗人的作品里，若表现对隐逸的企慕，还普遍含有政治逃避和忧患的意识，深切关怀的是个人在政治社会的处境与；与安危。西晋统一之后，知识阶层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日渐稳固，强调的乃是隐逸的逍遥和自适，于是隐逸的生活细节和自然环境才开始成为诗人歌咏的对象。尤其在东晋时代，对逍遥自适的隐逸生活之追求更为普遍，高门贵族之士，纷纷于山 水佳美处，广置庄园别墅；观览山水美景，就是享乐的隐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在隐逸思想的体系里，产生了以隐逸之所的山水美景为主要题材的山水诗。可是，基于隐逸与老、庄玄理的密切关系，许多两晋诗人往往昧于隐逸的抽象概念，即使身处山水，却咏玄虚，以至山水诗的创作并非主流。山水诗的繁滋还必须借助于诗人对自然山水游览玩赏态度的确立。

经过道家思想洗礼的魏、晋知识分子，在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开始注意到个人生活素质的提高与优游行乐的重要，于是在崇老、庄，尚嘉遁的风气之下，追求个人在山水美景中优游玩赏的享受。而这种以游览山水为乐的态度，正是山水美感意识形成的主要推动力。诗人若以游览玩赏山水的经验人诗，则其所览山水景物声色状貌之美，必然成为诗中的主要题材。当然，山水美感意识的普遍自觉，不仅要借助于幽美山水风景的刺激，更需要山 水游览风气的推动。因此在西晋时代，山水游览诗的出现还只是零星的、偶然的。直到晋室渡江之后，经过灵秀的江南山水的刺激，南渡的文人名士，以追怀玄远的心境，逍遥自适于自然山水之间，游览山水一时蔚然成风，以游览山水的经验人诗，自然也随着增多。即使玄风炽烈，基于对山水美感的高度自觉，东晋诗人却能化庄、老而人山水，为南朝山水诗的大量出现铺上了先路。p117

经过魏、晋时代长期的酝酿，山 水诗终于在唯美文学全盛的南朝时代(420-589)大量地出现。南朝诗人对自然山水热爱之切、鉴赏之深是空前的。其中尤以谢灵运对山水诗“派”的成立作出最大的贡献；其后鲍照、谢朓、何逊、阴铿等，继承谢灵运的余绪，从事山水诗的创作。但是基于文学环境与创作风气的逐渐改变，南朝前半期与后半期的山水诗已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和内涵。及至唐代( 618-907)，在因袭南朝文学遗产并且另辟新径的诗歌发展过程中，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诗人，融汇了南朝的山水游览与田园情趣，更赋予山水诗以新的生命。中国山水诗就在这将近五个世纪的发展与流变过程中，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地位，后世诗人仍然继续山水诗的创作，但只能在自南朝到晚唐的山水诗的藩篱中浮游，再也无法另外开拓新的局面。以下即是从山水诗本身的风貌和内涵上来探讨山水诗在这漫长期间的发展和流变。

由于文学作品的发展过程不能像政治局面那样以朝代来断然划分界线，就如初唐时期的山水诗，多宫廷游宴风气中的产品，与王、孟等的作品大相径庭，实与梁、陈时期的山水诗属于一个系统；又由于许多诗人，尤其是南朝的诗人，一生多经历两个甚至三个不同的朝代，更难以朝代的名称来归纳他们的作品。何况本文的讨论是以山水诗本身的风貌与内涵为重点，因此，乃就山水诗的本身缀其呈现的风貌特色为标题，大略按其风行的时代先后，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一、山水与庄老名理并存；二、山水与宦游生涯共咏；三、山 水与宫廷游宴同调；四、山水与田园情趣合流。

这四类作品可说是中国山水诗中最具普遍性的典型，各有其特色，各有其特别昌盛的时期，但并不互相排斥，而且在发展的过渡时期可以出现在同一诗人的作品中。诗人可以因重点的转移，观点的改变，或外在环境的要求，而写出精神是不可分的，诗人创作得最多的，一定还是当时流行的文风之下的典型。P120

从第3世纪后半期开始，自然山水在道家思想的浸濡之下，经过求仙、隐逸以及游览风气的推波助澜，逐渐脱离其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的陪衬或从属地位，进而成为诗人观赏和吟咏的主要对象。但是由于玄风的炽烈，山水诗的创作并没有在文坛上引起普遍的重视。一直到第5世纪的刘宋时代(420-479)，随着唯美文学的兴起，山水诗才在诗人的作品中大量出现，为中国文学开拓了新局面，中国诗人从此对山水的吟咏历久不绝。但是山水诗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一大“宗派”，或一种具有共同特征的文学类型——如固定的题材然山水）、常套的描写技巧（穷形尽相），以及一份要传达诗人美感经验的意图①，（自则不得不归功于身处晋末宋初的诗人谢灵运(385-433)。当然，他所处的刘宋的文学环境，的确给予山水诗有利的滋长机会。

吴砺

2019.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