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高远尘去世的消息,让我回忆起和他仅有的一次交集。 公元1976年,继唐山大地震后,听说桐城也是地震带,弄得大家人心惶惶,桐城因此也进入了防震阶段。根据上面的要求,每家每户都必须在户外搭帐篷住,也有生产队利用小学操场集体搭了大帐篷,每家分一块地方,每户人家捆一捆稻草放在上面,这样就形成了几十户人家住的通铺了。很多人家怕麻烦,就依据天然的场地,围个简易的草棚,有人在竹园的空场处铺上稻草、有人在草垛边支个架子、更有简单的,在远离房屋的空场外围挖一个四方形的浅沟,在中间铺上稻草,再铺上棉被就成了露天地铺。我家就是这样的地铺,好在那几天都是秋后晴朗的天气,晚上睡在地铺上感觉别有一番意趣。 大概是中秋前几天,天气不冷不热。那时我已经有十六、七岁了,对此感觉很新鲜,我睡在地铺上,盖着棉被,看着天上的月亮,数着星星就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或许天天这样住在外面很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生产,后来就改为值班防震了。生产小队每晚抽两个劳力(青壮年男子)在队屋值班,并发一面鼓,说是听到别的地方有震天响的锣鼓声,我们值班人员,就要迅速地敲起鼓,用鼓声告诉本生产小队所有人,地震了,快出来。只是时至今日我还是没有明白,那别地方锣鼓声是依据什么可以敲的,估计假若地震了,那第一鼓该是地震局敲的吧。这样的信息传递很有点像古代的烽火台了,可见当时乡村的闭塞和落后。 那晚我和高远尘一起值班,我们来到了队屋,周围都是稻田,田地里刚出头的小麦和油菜在月光下朦胧的像一朵朵小蘑菇。队屋里只有两张凳子和一盏灯。高远尘他大我十五、六岁,刚刚结婚不久,话也不多,两人就静静的对坐着,大眼瞪小眼,我看着他很想发笑,但是又不敢,因为听村里那些小媳妇说,他刚结婚的时候,天天晚上拿炒好的花生米喂给妻子吃,一不小心,把花生米塞进了妻子的鼻孔中,撕开了一道口子,淌了很多血,被村里人笑说是“包(初)见老婆一枝花”。至今想起,我还感到好笑。上半夜就这样很容易的对付过去了。下半夜就难熬了,又打瞌睡又冷,又没有地方睡觉,也不敢去睡,怕真的来个地震不知道敲锣鼓,那就麻烦大了。秋夜的天气很凉了,外面黑咕隆咚,秋风一阵紧似一阵,刮得飒飒作响,我偶尔感觉很远的地方隐隐地传来钹的叮当当叮当当声,仔细一听,又消失了,等你漫不经心的时候,那钹声似乎又响起来了。高远尘这个时候显得比我沉稳多了,不紧不慢地说,是有钹声,但那不是锣鼓声,没有关系的。听他这样一说,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了。 那时候我还是学生,当然不会抽烟,高远尘也不会抽烟,也没有什么扑克、象棋可玩,一盏昏暗的白炽灯有气无力的亮着,两人被瞌睡折磨得难受的时候,就坐一会转一会,一会儿在屋里转着圈儿,一会打开门看看外面的天色,看看到了什么时间了。凌晨三、四点的光景, 又冷又饥,高远尘说,天要亮的时候是最难熬的,到五点天快亮了就好了。就这样我们盼望着早点天亮。终于等到东方冒出了鱼肚白,我们俩才踏着晨曦回家去了。 自此以后,我一直没有见过高远尘了,没有想到在这个黄昏的初冬,他去世的消息却带给我另样的回忆,这是我远远没有料想到的事情。
本帖最后由 南风醉 于 2019-12-11 20:58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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