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颠博物学家：一部社会史》（三）

吴砺

                                   《不列颠博物学家：一部社会史》（三）

就博物学而言，19世纪虽然不如18世纪复杂，但也绝非人们普遍认为的那么整齐划一。不过，某些构成了这个世纪独特模式的基本倾向的确完整贯穿了下来，使我们在回头看时，感到这似乎是一段非同寻常的时期，基本呈现出了一种可轻易辨知的统一性，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看待维多利亚时代的研究大有帮助。P086

在历史上，如果说“挑战与响应”( challenge and response)的观念多少成立的话，福音复兴运动就是其最生动的一个例子。因为伴随着工业化的兴旺，出现了一种与工业发展完美相宜的新的伦理规范，以及一种能大大加速工业进步的能量的聚焦。道德与实用日益交织了起来：地质学这样的事业能够在同一自我( self-same)的内心闪烁中，被视为一种尊崇创世之尘世奇观的方式。佩利( Paley)所重新阐释的自然神学，如今在所有著作的前言中得到不断的赞颂——和一种达成物质繁荣的方式。另一方面，一切没有实用性内核，却仍散发难以抑制的魅力的追求，不论是登山，还是花卉收藏，都必须回击无灵魂的功利主义者们的挖苦；而最简单的回击方法就是采取一种让人无言以对的方式，即找出某些道德层面，来宣示其教化意义：—一这也一样是后见之明。

这些先验的陶醉时刻被早期的浪漫主义者们视为生命力的作用，如今，它们则被重新诠释在了正统的神学词汇之中。自然之魔力持续受到认可，一如既往得完整而自由，并因它们为人类身心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奖赏而备受珍视；但是，人类从中收获的振奋（类似于从艺术中得到的愉悦）不再被视为感官的和中性的，而是被视为灵性的和约定俗成的：治愈（vis medicatrix）开始被视为一场圣礼。

在很大程度上来看，由 此产生的一切不过是一种新的情感标签。新兴中产阶级索取了前人的玩物，并带着敬畏之心接收了这些玩物，而几乎没有更改它们的外观，虽然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以某种新颖的方式来使用它们。正如他们开始喜爱哥特风格，并将之从古老破碎的废墟重新转化为新建的现代大厦。同样，他们也保留了卢梭式的自然观，并将之转化至一种恳切的宗教性之中。“可怖的”似乎成了高尚的，景观经历了神圣化：前人们如此痴迷的“花朵中的传奇”，几乎不知不觉地让位给了同样魅惑的石头中的训诫。

19世纪30 年代，真正的罗曼蒂克灵感——根源日益模糊不清——变得越来越陌生，而窃取了它的所谓浪漫主义则愈加像一个公然的姿态。那些被工业化的日常生活（或是被过于直白的原教旨主义的阻滞效力）所钝化的心灵往往不再能产生雅致的情感，长久以来，这样的情感普遍被视为一位有教养的绅士的标志。日益取代它的则是一种伪造的情感：一种感伤情调、装扮伎俩，他们不能或不愿全部投入其中（这是真情实感所必需的），这是一个拙劣的替身，正因其浅薄性，才得以来得更快，走得更远。

19世纪20 年代，它已经在法国登场，并冠上了“自然爱好者”（／‘amant de／o nature）的名号。由此，小巧的情绪性作品一多数都是关于花卉的一从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转眼就卖出了成千上万份。特别畅销的一部是夏洛特，德拉图尔( Charlotte de Latour)的《花语》（Le Langage des Fleurs，1833），书里搭配了潘克雷斯，贝萨( Pancrace Bessa)的漂亮插图，此书大获成功，以至于被译成英文，传播到了海峡此岸。随后，英国发出了一众回响，包括海伊( Hey)夫人的《花之德》( Moral of Flowers)，托姆利(Twamley)小姐的《大自然罗曼史》（The Romance of Nature，“我爱花卉，它们是上帝自然之诗中最美丽的诗行”），威尔科克( Willcock)的《植物诗》（Flora Poetica），以及一些后期的喷发，如约瑟夫，梅林( Joseph Merrin)的《与诗人一同蝶舞》（Butterflying with the Poets）。一段时期内，一切博物学书籍或文章中都要加入一段华兹华斯的文字，这成了一项必需的义务。甚至冷静的科学文献也未能幸免，为了好卖，为了迎合当下的潮流，其中总要加入那么一两段，最终，它们都像韦布（Webb）和科尔曼(Coleman)的《赫特福德郡植物志》（Flora Hertfordiensis，1849）一样，成为了滑稽的杂交品种，在庄重的文字中随意点缀着形形色色的韵文片段。

我们虽然谴责这一效果，但也必须感激这场准浪漫主义潮涌终于到来，感激它刚好发生在新兴中产阶级成功取得主导地位之际——帮助将注意力坚定聚焦在了自然之上。如果缺少了这一条件——或是出现一种更纯粹的自然喜好，很可能会导致曲高和寡的状况一人们可能就会转向更通俗的、不太田园式的方向，或至少不会同等迅速地发现乡村潜藏的美学价值。此时，成熟的自然趣味向下的整体滲透极为迅速，且一气呵成，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定这是历史的必然。不如说，维多利亚时期博物学的庞大势能主要归功于一件文化意外。

本质上，此时浮现出的博物学完全是一种福音主义的创造，它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一样幸运，都被吸收在了铺天盖地而来的新的心智类型之中。的确，这门改良后的新颖学科忠实反映了这个国家妆容的各个面向，因此，几乎可以把它视为一面镜子。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在研究自然时，张望到了自身的意象：博物学之所以会在这个时代释放出难以抗拒的魅力，是因为它为福音主义性格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多方位的出口。P091

与极端的顽强体力并驾齐驱的是惊人的学术精力。在几乎所有学术领域，维多利亚时代都留下了具有充沛精力与卓越成就之人，令今天的我们瞠目结舌，仅仅阅读他们的事迹，就让我们惭愧不已。博物学的情况就完全如此。除了一位皮金( Pugin)和一位帕克斯顿(Paxton)外，它还带来了一位林德利( Lindley)和一位劳登：这些人都贡献了他们的天才成果，也都具有无可匹敌的精力：林德利50岁以前完全不知什么是疲惫，52岁以前从来没有休过假；劳登有一段时期同时编辑着五本月刊，通常在7点的早餐和8点的晚餐之间完全不进食，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站在户外，指挥园艺团队工作，之后回屋写作，一直忙到凌晨两三点。劳登意志惊人，且坚定不移，以至于大夫给他做了截肢手术后，不得不马上允许他重返工作。P093

若干年后，威廉，斯温森曾在文字中称布卢姆斯伯里的地下室仿佛“我们在巴勒莫看到的地下墓穴，常年门户洞开，只为了把新东西放进去腐烂，同时看看这一流程在前一年进展得如何”。P101

虽然所有这些公开的鼓动和压力一定也发挥了作用，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些恰当位置上的个体行动带来了最重要的影响，并最终促成了改变的发生。在博物学的具体情况中，这一成就主要可归功于一个人：亨利，托马斯·德，拉，贝什( Henry Thomas De la Beche)，他是一位 19世纪场景中的大师级“操作者”，伟大的干涉主义脉络（自汉斯·斯隆爵士和约瑟夫。班克斯爵士以降，的可敬的后继者。P104

初看上去，这样的频率并不奇怪。相比今天，当 年选择婚姻对象的范围要窄得多。社会阶层的考量大大削减了可能的人选；严格的监护、糟糕的交通，以及有时拮据的家庭状况，都让女生远离了社交活动。婚姻是令人羡慕的一部分人的特权，对于有明显魅力和前途的姑娘们来说，一定存在持续的诱惑，令她们不禁要在前来探访父亲或兄弟的有好感的年轻男子面前晃来晃去。P110

1 9世纪30 年代——异乎寻常地与另一个热切的十年相仿，即 20世纪30 年代——出现了一批新的活跃人士，他们的根基都源于前维多利亚时代。其中的代表人物是乔治·蒙塔古，他是威尔特郡民兵( WiltshireMilitia)中的一位井井有条、活力十足、不辞辛劳的陆军中校，年轻时曾在美国殖民地打仗，后因一些挑衅性的军事行动令战友身陷困境，而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进而被逐出了军队。当这位无名鸟类学家的一堆热心而犀利的问题一于《塞尔彭博物志》问世后不久——出现在吉尔伯特·怀特的桌上时，古老的不安分的田野探究精神，约翰·雷和威洛比的精神，在英国的博物学界得到了重生。

蒙塔古的《鸟类学词典》（Ornithologicar’ Dictionary）在世纪之初的1802 年推出，彻底改变了英国鸟类学研究的面貌。正如另一位军人皮特—里弗斯将军（General Pitt-Rivers）在多年后重塑了考古学一样，蒙塔古为鸟类学注入了饱满的效率，及一种脚踏实地、简单直接、近乎粗鄙和冷淡的研究方法。他不受常规的消遣活动或时尚偏见的影响，与所有经验丰富的军官一样，他接受过很好的辨册隋报的训练，因此对于一切空穴来风和道听途说都毫不信任。他的伟大贡献在于确立出了一种接纳资讯的审慎标准，这些标准在多年中一直未被超越。这正是这样一门学科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所需要的：一个一丝不苟的人，准备好了周游全国，亲眼确认手中的事实。P115

这一风潮中存在某种神秘的启示性。它呼应了（甚至预示了）第一以沃德新近发明的装有蕨类植物等其他温室珍奇的密封玻璃盒子来装饰客厅和窗台的热潮。这种将自然物品封装在玻璃器皿中的普遍喜好被视为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但它最早出现的时期显然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早；事实上，它一定是前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似乎突然感到，有必要在室内装饰一些从大自然中挑选的物品。当时，玻璃的价格尚无变化，也仍然不易购买；而使用单独的盒子来收藏鸟类的做法在1 9世纪已经出现了。那么此时出现这一风潮是否有什么更难以捉摸的动机呢？有没有可能，这是新兴的都市中产阶级面对丑陋的工业主义蔓延，面对被自然永久流放的现实，而做出的第一反应呢？能否将这一时期人们对鸟类和昆虫的兴趣激增（尤其）解释为陷入了病态贫乏的潜意识的抗议呢？P123

这一征程也得到了若干优秀书籍的助力。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构成《昆虫学概述》（Introduction to Entomology）的一系列有趣的书卷，作者是牧师威廉，柯比和威廉·斯彭斯( William Spence)，前者是萨福克郡的一位乡村牧师，后者是赫尔的一位商人。此前，柯比已通过一本关于英国蜜蜂的专著赢得了声望，两人也是因此书而从1805 年（特拉法加海战的那一年）开始了通信。他们都热切渴望一本准确全面的指南书籍，以帮助和吸引初学者；四年后，两人得以会面，并开始商讨这部书的写作事宜。第一卷出版于滑铁卢事件的1815 年，并立即大获成功，截至三、四卷问世的1826 年，第一卷已陆续推出了数个版本。很少有半技术性的博物学作品能让人们带着如此一贯的快乐反复阅读。书中的文字引人入胜，以一种大概此前无人可及的方式捕捉到了古老的收藏家精神。不难相信，许多新来者们之所以皈依这门学科（至少从常见的、无章法的短期学生式收藏最后皈依过来），正是得益于对此书愉陕的阅读体验。

很快，许多作者也试图仿效柯比和斯彭斯的巨大成功，但无一人获得如此摧枯拉朽的欢迎。其中最接近目标的可能是那位杰出作家爱德华·纽曼。P124

显微镜的普遍使用带来了一种广泛的效果，将意料之外的精微造型和多彩多姿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如今，那些看似枯燥无味的物体显露出了华彩的一面，令观看者陶醉不已。菲利普·亨利，戈斯，一一位可爱的画家，海葵和海星的记述者，少年时曾无可救药地陶醉于潮汐池中，晚年则陷入了对于天文学及多彩星空的同样深刻的痴迷。对于托马斯，莫尔( Thomas Moore)和数不清的其他人而言，蕨类植物仿佛魔法加身，褪下了其沉闷植物的外壳，成为了“精巧典雅的尤物”。在雪利·希伯德( Shirley Hibberd)的眼中，它们仿佛是“植物的珠宝”，“带着绒毛的翠绿色宠物，闪耀着生命力，点缀着温和的露水”。“我完全被一种惊奇感笼罩，进入了一种狂喜状态”，J.E.鲍曼写道，“看着一些极其微小的物种的精巧构成……我们平时踩在脚下，不屑一顾的事物 当中，有多少有趣而美丽的产物啊！”

我们不断遇到这样的敬畏之声；视之为矫揉造作就大错特错了。年复一年的细致观察，让他们的眼睛能领略到细微之美，领略到精巧的细节，和创世之不显山露水的华丽。透过显微镜，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找到了一种进入自然最幽深处的手段，为最基本的材料揭示出了崭新的层面。而认为“显微镜式的浪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于细节的过度专注，从而重伤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这样的观点过分牵强。通过全神贯注于精微之物而获得视觉愉悦，便会造成对感官的损害和误导，这样的结论不是太冒失和轻巧了吗？P157

科技保守倾向并未局限于昆虫学领域。它体现在了博物学的方方面面，部分原因就在于，博物学家的工具也构成了他们身份的标志和相互辨认的符号。为了发挥这一次要功能，他们需要建立一种固定印 象，因此要在长时期内保持大体一致的形象。

这种特立独行的倾向也有一种有益的副作用。正因为博物学家的追求常常令外人觉得怪诞离奇，这反而促使他们想要化缺陷为力量，进一步强化自身的疏离感。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强化了自身作为博物学家的归属感。在这方面，他们的方法和工具中的仪式感都起到了帮助作用；实际上，少了这些内容，要想形成一种共享的神秘性就非常困难了。另一项次要元素无疑是少许寻常而怪诞的对于奇异性的喜好，这一点尤其鲜明地体现在了英格兰人的性格之中。

这些加起来，就形成了一条贯穿整个不列颠博物学史的温和的理论脉络：对于毫不掩饰的古怪和古旧的一种自知自觉的狂热。在高顶礼帽过时很久之后，昆虫学家依然在田野中佩戴一顶这样的礼帽，并荒唐地认为，衬以软木的高顶礼帽是人类设计过的最便利的容器。当各种尺寸各种样式的捕蝶网已经廉价到几乎不值一文时，经典作品《生长和形态》（On Growth and凡，rm）的作者达西·温特沃思，汤普森(D，ArcyWentworth Thompson)仍坚称经常使用一顶破伞追逐鳞翅目昆虫——何以至此呢，除非这是个很难懂的内部笑话。而据约翰，希尔( JohnHill)，1 8世纪初期的，一位飞蛾收藏者塞缪尔，布鲁尔(Samuel Brewer)“设计了一套专门用于植物采集的装束，并佩戴（特制的）面具和护膝，以便在灌木从中爬行”——这又何尝不是个笑话呢？

反过来，博物学家也总是怀着一种窘迫感，害怕被人看到自己这副古怪尊荣，或害怕在从事某种在社会看来不靠谱或不体面的活动中时，被抓个现行。1826 年，柯比和斯彭斯曾合理地警告入门者，“当你全副武装时，首先会受到无礼者的注视和讥笑”。但他们接着说，“他们很快就会习惯你这副模样，不会认为你比钓鱼或打猎的人更怪。不寻常的事物往往会被视为荒唐可笑的”一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每位博物学家的壁炉架。

在现代观鸟者的时代到来以前，在他们非凡地获得了全面尊敬以前，窘迫感一直与这门学科形影不离。诚然，文献中对此着墨不多，但仅从大量古老工具明显的鬼祟设计来看，便可确定窘迫感一直都在。为避免侮辱的话语或冒犯的眼光，博物学家们往往会将工具藏起来…，，锤子塞在夹克下方的腰带里，捕蝶网的铁环对折起来，放入衣服或背包中。（乔治·约翰斯顿曾向加蒂夫人坦承，“我们最初开始采集海藻时，我妻子会佩戴一只大套筒，这只套筒比市面上流行的尺寸都大，许多沉重的石头和装满东西的瓶子都是藏在套筒里运出来的。”）还有一种更狡猾的做法，即他们会将自己的工具装扮得更寻常一些。比如把网箱扎在背上，让捕蛾者看上去像个垂钓者或猎人。比如将捕虫 网设计得像雨伞一样一可一旦下起雨来，背后的网卷会更加突兀，昆虫学家就显得更荒诞了。比如将采集箱伪装成书本，甚至被漂亮地绑起来，书脊处还会写上书名，这也解释了为何采集箱会采用如今这样的尺寸——由普通书架的高度所决定。P187

吴砺

2019.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