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颠博物学家：一部社会史》（四）

吴砺

                                    《不列颠博物学家：一部社会史》（四）

从这两个非常独立的方阵中——其一学术劲头十足，并有效推动了学问的进步，其二轻松愉快，没有野心，扎根于野外——一种天然杂交的对映体，带着混血儿的气势，在1823 年自行浮现了出来。这就是爱丁堡普林尼学会（Plinian Society of Edinburgh），一个通识性的科学协会。幸运的是，它的诞生正值田野课程在两所苏格兰南部的大学中方兴未艾之际I一一这两所大学从1 825 年开始在课程中加入（至少）偶尔的周边乡村远足，从而（几乎不知不觉地）创造了历史。

协会成员中有三位爱丁堡大学的学生：贝尔德（Baird）兄弟俩，以及一位未来的外科医生乔治，约翰斯顿。当三人都在家乡贝里克郡各自工作后，他们仍会偶尔见面，维系友谊，开展他们在爱丁堡时喜欢上的普林尼式漫谈。在这些漫谈中，他们慢慢产生了成立一家遵照类似方针的地方协会的想法。1831 年 9月22日（三年后，药剂师协会终结了悠久的“植物采集”传统），一场成立大会在科尔丁厄姆召开，共九人出席。如此便诞生了今天英国的绝大多数地方博物学协会的鼻祖：贝里克郡博物学家俱乐部( Berwickshire Naturalists’ Club)。

这家贝里克郡的俱乐部有几项新特色，当年激起了大量讨论。首先，他们的会议持续一整天，而非仅在晚上举行；另外，他们总是在野外聚会，而非闷在不舒适的屋子里。聚会地点则不固定，轮流挑选区域内的不同地点，以方便远路的成员。这一游牧特色将俱乐部从传统的永久设施中解放了出来，从而抑制了自建书库或收藏的想法。如此，俱乐部的花销很小，年费则能压缩至区区六七个先令，从而将低收入者也纳入了进来。更具革命性的是，会员资格不限于男性，虽然还是有些扭捏一女性只能成为荣誉会员。

此前——虽然有点难以捉摸一人们似乎很难想象一家成功的社团机构可以没有切实的实体。依照当时的社会风气，身份建立在房产之上的，因此在人们眼中，没有房产的机构就像没有房子的人一样，一定是无足轻重和不济事的。这些“流动”（与“静态”相对）的地方学术协会是新兴中产阶级崛起的一个体现，也标志着此前通行的纯粹贵族式标准已开始没落。田野俱乐部证明了，它们也可以像有限责任公司一样，做到强而不大。而此类新机构之所以首先兴起于交界地区，可能并非意外；因为相比不列颠的大部分区域而言，这些地方的社会等级秩序早己处于一种含糊而松散的非典型状态。对于其他地区的人们，特别是英格兰人，有些事可能分外艰难，但对于贝里克郡的人们来说，无疑则简单得多。

这家俱乐部的远行模式也值得一提。成员们会在早晨八九点钟集合，在一家小旅馆内共用早餐。随后着手工作，成员们会划分为若干小组，分别去研究各自最感兴趣的学科。采集行动一直持续至下午四点左右，然后再次共用晚餐，觥筹交错间，一同享用专从贝里克运来的美味鲑鱼。随后，大家会讨论当天的发现，相应的专家也会给出一些陈述，成员们回去以后，还会就感兴趣的课题写出一些篇幅不长的论文。

这是一种很成功的聚会模式，得到了英国这一特定地区强烈的乡土意识的滋养，很快，经过成员们孜孜不倦的对外宣传，这一形式也逐渐传播到了其他地区。约翰斯顿本人也劝说拖网捕捞的同伴兰大卫牧逐渐传播到了其他地区。P197

这一口耳相传的热情链条带来了宝贵的成果。其整体复制的接力意味着，大部分的地方博物学协会从一开始就获得了统一的结构形式和基本一致的行事方针。有时，整个机制甚至一模一样。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当一位博物学家搬往另一个地区居住，他可以从一家俱乐部转往另一家俱乐部，并立刻感到宾至如归。P197

1873 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至少有169家地方科学协会，其中104家（不到三分之二）是明确的田野俱乐部。这些俱乐部多是在1850 年后成立的。而据 19世纪末的第二份调查评估，所有博物学协会的会员数加起来接近5万人。

从健康的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这一点值得称赞；但从科学角度来看，这就显得令人疲累而困惑了。此时，有太多规模不大的博物学家群体都给自己冠上了体面的头衔，并在鲜为人知的、私人印制的学报、书卷上罗列出他们的各项发现。这些学报如此悄无声息，有时，甚至一些编写最翔实的地方动植物志的人也不知道它们的存在。P207

总而言之，通过同一批人的定期会面，地方协会以一种全国性协会无从开展的方式获取了力量。田野俱乐部之所以能得到蓬勃发展，原因非常简单，就因为它们是俱乐部。人们加入俱乐部时都知道，长期下来，在种种场合中，出席的人员大抵都会相熟起来，哪怕互不讲话。一年的活动就像四季的流转，是生命周期的组成部分。终生会员并不少见。在这方面，莫尔文林克的植物学家和杂货商R.F.汤德罗(R．F．Towndrow)可能是一位纪录保持者，他在14岁时以学生身份参与了当地 田野俱乐部的首次聚会，此后一生都是这家俱乐部最忠实的支持者，一直到 92岁去世为止。

通过这种会员的长久性，通过这样一项要求不高的事业对于不求闻达者的吸引力，以及通过那些追求一种社会生活但缺乏表面社交能力的人，地方协会获得了非凡的黏性。田野俱乐部天生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们的资产很少，或完全没有资产，费用从会员手里征收，很少会陷入财务困境，即便财务吃紧，只需推迟一些事项即可缓解。随之而来的研究类型不会招致喜好上的对立，甚至不会造成几乎无法避免的技术上的对立。敏感之处依然存在；不过，一般没有什么会触及它们，它们的存在也不会造成分裂。这是一个温和的世界，一个充满愚忠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可能变得迟钝和无趣，但往往能保障一种实用性，而且不论何时，几乎永远是繁忙的。P212

就在博物学备受社会尊敬之际，舞台背后上演了一些意义深远的事件。1858 年，达尔文终于发表了有机物演化的理论，将整个学术世界拖入了一个长久以来所担心的漩涡之中。毫无疑问，这是19世纪最重要的科学事件。但就英国博物学而言，其直接影响则相对较小。

如此强烈的一场学问爆炸发生在了这个领域，自然也让博物学家们感到了一种骄傲。博物学家们一定曾对自己说，达尔文是“我们中的一员”。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对的：只有一位真正的博物学家才会将大学时期捕捉到的许多甲壳虫的准确形状、颜色和捕捉场所等信息一直保留到生命的结束。然而，达尔文的天才的根基在于，他一人整合了两种通常非常隔绝的对立类型：他在作为收藏者和观察者的同时，也是实验者和理论家。因此，就博物学家的普遍性而言，他可以说是一反常态的。

事实上，英国博物学历史上有一项从未收获到应得的广泛追随者的传统，达尔文正是此项传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属于一个精英群体，这些人几乎都有丰厚家财，没有将时间和精力花在常规的物种登记和描述上面，而是依照此后科学实践的正统，将之花在了对假说的构建和验证之上。其中许多人隐晦地发表了自己的发现，有些人则从未将之公之于众。因此，多数人都未在有生之年得到恰当的认可。有些人甚握到自己埋头其中或发表出来的内容的意义，比如高尔顿( Galton)曾在一封写给达尔文的信中提到过后来的孟德尔式比例；或者是，他们缺乏科学技巧或基本的知识，来验证自己的直觉。

在所有这些方面，达尔文都是个例外。他了解其研究对象，他精通科学技巧，他连篇累牍而引人注目地发表文章，并赢得了理应的荣誉。如此，他成为了一代代的实验生物学家和田野博物学家的英雄。而至少一开始，在认同达尔文、将其视为同类的人们中间，田野博物学家占了相当一部分。

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自己所在的学科掀起了一场如此疯狂的争论，那些难以将自身的宗教信仰与进化论之宣告调和起来的博物学家们，经历了痛苦的内心冲突。不同于外人，他们无法摸着良心否认那些证据，也无法不认识到其背后摧枯拉朽的力量。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公认的诠释（教义层面或科学层面）中寻找一些破绽，然后提出一种令人安心的替代理论（如可怜的戈斯在其愚蠢的《肚脐》（Omphalos）一书中的草率做法）；或者暂时不做任何判断，期望该理论有朝一日会被推翻，或期望某位杰出的神学家提出某种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

对于进化论的事实，并非所有博物学家都感到了精神上的沮丧，而的确如此的人做出的反应也各不相同。在博物学圈子里，关于此事并无明确的“方针”。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由于博物学家非常接近于这场争议的原始材料，因此在他们之间，各种态度的光谱甚至比普通民众更宽。多数纠缠这些议题的人都专注在形而上或神学层面：几乎只有博物学家同时无法避免科学层面上漫长而激烈的争辩。P216

尽管充分分担了普遍的质疑情绪，但相比大部分人而言，博物学家至少更加幸运，他们从进化论的确立中一最初只是隐隐感到——获得了一项无法估量的恩赐：它为他们的学科赋予了一种统一的原则，该原则第一次既是学理上可敬的，也是情感上可信的。在伟大的生物链( Great Chain of Being)中，在五元理论(Quinarian Theory)中，特另Q是在自然神学的教义中，他们总是不断地摸索那个中心秘密，摸索那把能打开一切组织和行为之锁的高深莫测的钥匙，他们一向感到这把钥匙必定存在。而在进化论中，这一终极统一性被揭示了出来一正因为此，他们同时收获了一种整合的解脱感。难怪艾尔弗雷德，牛顿后来回忆道，那个看法“仿佛是一种更高力量的直接启示”。一团浓雾消散了。而充满悖论的是，博物学家的内心深处终于放松了下来。

如今，随着这一心中困扰的化解，朝向某个新方向的活力之旅终于可以启程了。而达尔文揭示出的证据之间的缝隙，自然就成为了下一个世代科学努力的重点。转眼之间，又到了一个令新人们大为兴奋的时代。P218

相对于巴宾顿，牛顿的思想更开放一些，他也更加通达。他曾在1888 年写道：

我满怀兴趣地见证了形态学的崛起和发展，这种兴趣就像一位瘸子在观看滑冰派对或板球比赛一样，哪怕他无法亲身参与到那愉悦中去；我太老了，没法再上学，即便在我最优秀的学生的指导下也不行了，而新的生物学教育必须从头开始。P224

有些感知力非凡之人，甚至在这些早期年份中，就把握到了这个基本真相。他们察觉到，那个方针与他们的研究并不十分相符，他们还感到，所有人都在敦促他们踏上的那个征程——全面转向新生物学的目标和方法：—一是危险而轻率的，而且长期来看，无法带来令人满意的答案。其中一位，微真菌专家威廉，拜沃特·格罗夫( W- B． Grove)，曾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博物学家》（Midland Naturalist）中写道：

田野博物学家的光环已经褪去。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成为了时下的英雄，他们带着无限的轻蔑之情，居高临下地张望那些依然满足于搜寻标本的不幸生命。这不过是钟摆的摇摆带来的一时风尚而已，  而和许多其他的风尚一样，也是“德国制造”。很快，不可避免的回荡就会到来；但是，至少可以说，生物 学家将怒火朝向可怜的往昔搜寻者，绝对是忘恩负义的，这些搜寻者就算一无是处，至少为理论家们的空中楼阁奠定了根基。因为，没有了原始材料，就像没有了蛛丝的蜘蛛一样，橱柜博物 学家们无法推进手中的类属。这样的奖 赏属于那些脚踏实地的，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耐心翻检枯枝败叶的人们，或那些用毕生的白昼穿越森林与田野，并在夜里返回书房研究猎物的人们。  当 然，  实验室里的观察也有其正 确与正 当性，但一个在实验室里构建出的世界，  与田野博 物 学家不断在眼前揭示出的光辉世界之间，并无多少相似之处。请解放我的灵魂。①

真希望格罗夫能知道，他们曾经艰难探索的前进道路已经打通。P236

虽然少有人察觉，但此时是一个动荡时期的前奏。维多利亚时代博物学的漫长盛夏可能导致了决心的萎靡，但这种倦怠的外表是欺骗性的。水面之下隐藏着被压抑的激烈能量，很快就要喷薄而出。

这样的情况不只限于这一门学科中。这是整个社会都感到沮丧的一段时期。经济萧条熄灭了生机勃勃的乐观主义；19世纪60 年代晚期的激进懂憬也已基本破灭；连海外的冒险活动也一反常态地缺少火花，一场高度预期的战争也未能如期开打。所有即将在19世纪末和下世纪初而出的纷繁的新涡流——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咄咄逼人的妇女选举权、激化的政治分歧和社会意识——（可以说）都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堵塞。民众已迫不及待要（几乎是）为了行动而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机到来时，他们便会表现得异常狂热，而且往往漫无目的，这一点并不奇怪。

所有这些都反映在了博物学中。这些年里，人们对于博物学的发展方向缺乏基本的共识，虽然大家普遍相信，一种根本性的转变是必要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跟随自己的直觉行事。于是便开启了形形色色的独立革命，每支队伍都带来了一道医治当 前病症的药房。这种竞争态势仅仅加剧了各方对于自身解决方案的固执，同时也为一些主导人物的活动注入了一种额外的刺激。P249

就算索尔特及其同类只是活力论的可疑同盟，这门哲学对于保护事业的总体贡献依然巨大，甚至至关重要。回顾来看，活力论可被视为这场运动在19世纪80 年代突然涌出的新鲜活力的源泉——尽管在一拥而上的人们中间，很少有人明确意识到自己的启发是源自于它的。

与此同时，它对于整体博物学的影响也同样巨大。这一点特别归功于它为当前的基础教育体系带来的巨大改变。P256

这就是了不起的亚历山大，古德曼·莫尔( Alexander GoodmanMore)。他的大部分人生都在爱尔兰度过，如果今天还有人记得他的话，基本也都视其为一位爱尔兰博物学家。他的家道殷实，由于身患慢性疾病，无法从事全职工作，而他耗费心力的编纂工作也常常因为需要卧床，而被迫中断许久。好在这是一项可轻易拾起、轻易丢开，而又不会打乱步调的工作一仿佛学术陛的织毛衣——非常适合一种久病不愈的人生。P275

此时作为“观鸟台”的费尔岛，与1930 年代出现并开始占据海岸空间的更成熟的观鸟台，并无多少相似之处；不过，它还是体现了基本的核心理念。加特克早在黑尔戈兰岛时就设计出了日后观鸟台的一项关键工作——每日普查。仍旧缺失的一项关键元素则是集体驻守。英国人很晚才学到这一点，青年旅社的理念很多年后才从德国传来。而借助这项秘密的社会武器，德国相对来说已经迈出了令人震惊的步伐。早在1 903 年，他们就有了第一家环志基站（位于普鲁士东部的罗西顿( Rossitten)）。1 909 年，他们甚至已经在黑尔戈兰岛上的一个装备完整的观鸟台上，通过特殊的圈套，开展了大规模的候鸟诱捕和上环行动。由于未能将那两项基本的机构配方——伊格尔·克拉克的战略性选址的哨所，及海洋生物学家在帕芬岛上建立的样板式的田野基站——结合起来，英国错失了留在创新阵营的所有机会。最终，在这方面，博物学组织化的领导权毅然转向了欧洲大陆。P282

即便如此，这项伟大计划所累积的经验并非一场空。它确凿无疑地展现了协同合作的价值，网络研究的理念也终于永久扎根在了这个天生对博物学的快速发展最具推动力的一个领域。在博物学中，没有第二个分支有幸拥有如此突出的一项中心神秘( central mystery)，它能在多年内构成一个探究的焦点，而且，只有通过大量不太熟练的观鸟者的协同努力，才能有效把握到它。另外，只有仰仗一个如此庞大的问题，才能发展出足够精巧的方法，以确保由此而来的组织形式能获得一种自我更新的能力。一旦在如此受欢迎的一个领域行之有效，仅通过单纯的声望，再加上惯性的力量，便可顺理成章地促成该方法在鸟类学的其他领域以及博物学的其他分支中被采纳。也正是在鸟类学领域，网络研究注定会一路收获其终极盛景。唯一的问题就是，所需的前提条件要多久才能幸运地整合起来？P283

吴砺

2019.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