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三）

吴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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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非透明性恰恰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从中人们可以得出结论，土壤有可能成为一个潜在的、永远不能完全被征服的危机区域。这一点对耕地和森林土壤同样有效。 18-19世纪的林业改革并没有获得很多关于森林土壤的知识，1875 年奥古斯特·卑昂哈特(August Bernhardt)不满地说：“在自然科学中，没有其他任何一门学科像森林土壤那样受到如此严重的忽视。”@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利用树叶作为牲畜的饲料，林业改革家也经常和这种“修剪”斗争，但是直到 当代通过准确研究，人们才在世界范围内真正认识到树叶的收集将会导致森林土壤的贫瘠。p039

。大不列颠的考古学家丹尼尔(R.W. Dennell)无可奈何地指出，这种情况和其他问题一样说明了一个“可悲的事实”，即人们关于过去2000 年里土地使用状况的经验研究的结果是如此的可怜，以至于人们凭借这些既可以证明一切，又什么都证明不了。@这一论点自然更适用于过去两万年、20万年！p040

在人类历史上，给环境留下烙印的不是个别的思想和行为，而是长期的和大范围的人的实践活动，即大量日常的、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习惯和制度的行为。这些很难逃过历史学家的眼睛，即便有关资料残缺不全且它只是出现在字里行间。人的行为的生态学的重大影响往往具有长期效应。这也是为什么环境史能够在大的时间跨度里发现有些细微研究中不能发现的现象的原因。

与古代环境史相比，工业时代的环境史所面临的问题正好相反，它首先表现为一个公开的历史。有时它显得很单调乏味，因为读者已经预先知道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工业文明战胜了所有反对它的疑虑，包括农民、渔民、自然保护者和文化悲观主义者的抗议。但是人们真的了解一切吗？曾经发生过什么，什么时间由于什么原因而发生的，有什么样的长期后果以及对今天还有什么影响？一个时代结束时留下的尚未解决的问题常常比在开始时更多。

许多人认为，历史写作最好是在人们知道了结果以后。但是，注重纷繁连续的现象并且尽可能地从多方面研究这些现象的历史方法的意义往往在于在历史的结果尚未知晓以前，人们必须对未来发生的意外有所准备。生机勃勃的生态乐观主义者们以自然的意外和不可测性为理由反对人们对环境的忧虑，但是这一逻辑却并不很有力。许多著名的对技术进步持批评态度的学者承认，令他们不安的常常不是那些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而是我们未知的东西，他们尤其以此为由论证与自然交往必须小心谨慎和借鉴过去的经验的无条件性。@同样历史学家也没有理由否认现在和未来仍然存在尚未认识的知识新大陆。不是什么终结知识的幻象，而是对历史长河和意外经验的开放的目光将位于环境史的终结。p042

中世纪鼎盛时期以来的异地贸易的成功以传统的方式迷惑了经济史学家。他们把目光只盯着所有的那些星光灿烂的贸易城市，如威尼斯、热纳亚(Genua)、布鲁日(Bruegge)、塞维尼亚(Seville)发展的历史，却很少注意到直到 19世纪，大多数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生存更主要地还是建立在当地和自给自足的经济之上，人与环境平衡的最稳定的因素也正在于此。罗歇尔( Roscher)在1903 年出版的《农业国民经济》一书中断言，“粮食贸易无疑总还是存在着种种困难，因为没有一个重要国家也几乎没有一个重要省份的食物需求大部分不是由自己的农业满足”。即使是在当时工业化程度最高的英国，直到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地区的实体经济。伊万，伊尔西(Ivan Illch)关于实体经济是在1945 年之后才在世界范围内全面摧毁的论点无疑是正确的。它进一步证明了全部的日常生活史以及环境史的最深刻的转折发生于当代。正是因为1日的实体经济还一息尚存，许多人在1945 年之后的大饥荒中才有可能得以存活。泊兰伊斯指出( Polanyis)，在“我们的时代之前”还从未存在过一种即便是在原则上被市场所左右的经济形式。@这一论点已经被许多事实所证明。P048

很难笼统地说火耕经济的生态作用究竟如何。重要的是必须区别不同形式的火耕。有焚烧草皮、野草和低矮灌木的“焚草”，也有先伐倒树木或给树木剥皮让其死亡，然后再将整座森林烧毁的焚林，但即便如此也未必一定会导致森林的毁灭，而是有可能成为林田 轮作经济的一部分。

人们最早利用火是为了打猎。火可以惊起野生动物，但长此以往却产生了另一个结果：在经过焚烧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茂盛的新鲜绿色植物吸引了大量的野生动物。这就使得原本较困难的狩猎变得简单，同时也减少了其不确定性。据 18世纪末的一篇文章记载，为了这一目的，印第安人用火造就了一大片土地。⑩牧羊人也习惯于用焚烧来改善他们的草场，阻止大树林的产生。最初的耕地可能就是通过焚烧获取的；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这种火耕的方法一直保持到近代。

在对火耕经济的评判中至关重要的是人们对火的驾御究竟理解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当然人们对于遥远古代发生的事只能提出猜测，同时通过当今的观察去推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人们从一开始便意识到火能变得很危险。自然火灾可以使灌木丛林和干燥的森林变成地狱。这种经历肯定给幸存者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在对地狱的想像中他们的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据有关文字记载，在历史上“大屠杀”是人们用来表示大面积焚烧的一个常用概念。但恰恰是这些规模小、容易控制的对干燥的树木和灌木丛的反复焚烧，可以降低不能控制的大规模火灾发生的危险。如果人们能够注意到季节、气温、天气和风力的情况并有一定的把握的话，就完全能够将火势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下。通常情况下，人们只需要家庭成员和邻里的帮助，而无需勇大的社会单位的参与。

那些从事林田 轮作经济并且也利用森林的农民，熟知怎样的焚烧能够保证森林的再生。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焚烧赛拉(Sierra)‘’，典型的茂密灌木林(Chaparall)时，只烧需要的那一部分，以加速嫩枝的生长和吸引鹿的到来。今天，卡亚泊（ Kayapo）的印第安人仍然通过大自然中某种标志来 确定焚林的准确时间，并且由对焚林有经验的萨满(Schamane)tz)负责小心地监视。当葡萄牙人于1920 年登上马德拉群岛时，为了获得耕地，第一批拓荒者点燃了森林，火势不断蔓延，以致于点火的人为了活命不得不逃离。惟一的生路是大海，有一小组人不得不在没脖深的海里坚持了两天两夜。在近代的马德拉群岛和塞浦路斯及英属印度一样，放火成了人们反抗外来森林统治的手段。在俄罗斯大草原上焚烧经常失控，将整个村庄夷为灰烬。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当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火耕经济的经济理性和生态价值时，在自然保护者及印第安人中，纵火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92 年在芬兰的一个环境史大会上，一位澳大利亚国家公园的经理对他的美国同事大声疾呼，“烧、烧、烧”。芬兰森林经济学家也很自豪地向人们展现了一块他们曾经烧过而今又再一次长出绿芽的土地。早在20世纪初，芬兰民族历史学家( Voionmaa)就曾在卡莱利(Karelien)‘，’森林中致力于为火耕经济恢复名誉。 19世纪芬兰曾在德国森林学说的影响下，禁止过烧荒，今天人们将大饥荒与芬兰森林不断增加的单调性的责任归罪于这一禁令。在19世纪前叶的后期，芬兰的火耕似乎有些利用过度并导致土壤退化，当时它已不只是为了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粮食出口的目的。⑩P053

毫无疑问，火耕经济不是一种完全无害的、对大自然本质上友好的技术。笼统的为烧荒恢复生态名誉也不现实。火本身就包含了一种侵略性的爆炸力，人们只能用它来摆脱束缚。因此，在自然环境中放火就是过度使用，而在战争情况下用它来作为武器，就是滥用。P053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火耕经济的生态影响同历史背景息息相关。曾为火耕经济恢复名誉做过诸多努力的克里福特·盖尔茨( CliffordGeertz)甚至也承认，焚林开荒会成为环境过度利用及其衰败的一个因素。“过度利用的原因多种多样，如相信仍然还有别的森林可去占领的传统信念；将自然资源作为一种掠夺的战利品的战争者的观点；抑或是一个庞大居民区的习惯，对他们来说流动耕作是一件苦差事；或者干脆将耕种的产量看得很无所谓。”世界各地早已摆脱了相同经济模式的控制。皮纳(Pyne)总结道：火本身很少能破坏自然面貌，但是火和马蹄、斧头、犁杖和）9剑等等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在生态很不稳定的地区，就可能导致对生态的极其严重的毁坏。⑨无论人们怎样理解火耕经济，都没有理由认为火耕是生态的纵火犯。P054

单方面执著于理想野生环境的自然爱好者忽略了一种非野生的环境，即人类很久以来早已形成的一种亲密同时又充满了创造性的与自然相处的环境——花园。借助于栅栏和明确的界限，它比耕地更清楚地将自己与野生世界的区别划分得明明白白。精耕细作的传统最早开始于花园。这里的主要生产工具不是犁，而是铁锹、木铲和铲子。许多迹象表明，花园的种植要比耕地的开发还早。在那些尚未从事大面积农业的原始耕作的地方同样也存在花园。“几乎所有的12 000种人工培育的植物，在它们还没有被移到大田作为多种经营的对象而大批种植之前，都曾经经历过园林培育。”

。在人类古老的梦想中，天堂是一个欢乐的花园，这个梦想至今还隐藏在现代生物多样性的理想中。同样，花园和健康的关系也已有了悠久的历史。19世纪时，经济学家罗歇尔把马德里周围和罗马的部分地区的缺少花园称作“疾病的柯志”。⑩当然，那时人们还远没有像今天那样将新鲜的水果蔬菜自然而然地与健康联系在一起。p064

许多花园中都有果树，而且这些果树在花园中占有中心地位。可以肯定，不是从一开始在花园中就有果树。果树的种植是以定居的生活方式为前提的。在古老的意义上来讲，构成整个农业文化中心的果树也包括橡树、栗树、橄榄树、角豆树。在南部地区还包括棕榈树、香蕉树和芒果树。栽培和管理这些果树绝对是原始的树木文化。人们必须在这里寻找最早的对树木的意识。果树在有文字记载和无文字记载的法律中都享有特殊的保护。摩西的法律中规定，禁止在战争中砍伐敌国的果树。对于奥古斯汀都来说，无端砍伐梨树是一种特殊的亵渎，迄种罪过甚至大于性犯罪。在德国村社的判例中，人们能够不断地找到这样的忠告：那些剥去树皮的人，也就是说通过剥皮使树木死亡的人，将被判以掏去内脏的刑罚。⑩在近代，对果树的伤害同样激起人们很强烈的反应。在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当那位灵魂被宗教扭曲了的神父的妻子让人把教堂庭院前的“可爱的核桃树”砍掉时，维特几乎发疯了。“我真要发疯了，我真想杀了那个最先挥舞砍刀的狗。”p067

由树木、田地、草场构成的这种三选系，从生态角度看来早已不是一种理想的三方结合，而且树木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是在任何方式下总是有优点的。因为树木夺走了农作物的阳光，水分和养分，而且它们的叶子还可能以不为人愿的方式使土地酸化。@然而，把人与树木的关系看成是人与自然间关系的主要代表，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几千年来果树种植在世界的许多地区一直是环境稳定的一个重要而又很少被注意的因素。把树木看成供给的象征也不无道理，因为在它们周围不断有规律地形成一种面向子孙后代的精神情操。更早的时候树木要求的通常不是单项种植而是多项种植，它们对保护土壤，防止水土流失都做出了很大贡献。由于它们并不像庄穰一样受气候情况的影响和难以移植，所以它们以特殊的方式把人们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对当地气候的长期观察方面。在植物世界内，人类常常特别喜欢把自己和树木相提并论，但那早已不是指那种完全自然生长的树木。因为植树同时也是一种砍伐嫁接和切割的文化，还有部分驯服野生生长的意味，这与园艺并无不同。⑩还有，园丁的基本经验使人类不仅能保持，同时也能够重新创造美好的自然，这从生态角度看来并不是幻想。p072

引人注目的是，今天恰恰是西南亚那些古老的农业区的土地变成了荒漠，人们怀疑，是否由于土壤本身的衰竭毁掉了农业。这些地区本来就属于生态较脆弱且受草原化和沙漠化威胁的地区。不过在中欧，正如花粉分析所表明的那样，早期农民定居点也没有能维持很久。罗马政权的统治给南德带来了最早的连续性定居，但在此之后人们又重新回到了“游牧文化”。@显然，政治条件在长期定居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退回到游牧生活是由于困苦的压力和土壤的贫瘠吗？早期农田耕作实行单一经营而不是轮作，因此，如果人们不更换耕种的田地，时间长了收成就会减少。轮作以及将耕地与能带来有机肥的牲畜养殖相结合，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在世界各地逐步发展起来的。p075

自古以来，世界许多地区的定居居民对游牧人感到恐惧和厌恶，这一点环境历史学家应该尝试以自己的方式做出理解。事实上，本纳德·卡姆贝尔(Bernard Campbell)在他的世界环境历史纵览中总结道：游牧人悲惨的结局——过度放牧，造成了世界上许多地区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这既是自然的灾难也是人类的悲剧。

今天游牧人在世界各地都已由威胁他人变成受他人威胁的族群，他们有的只是民俗学家对他们的同情。p079

游牧生活不是原始生活方式，也不是石器时代狩猎生活的直接发展。一般来讲，它依赖于与定居文化的贸易，以驯养野生动物为前提。对于那些穿过遥远的沙漠的游牧民族来说，也许3500 年前成功地对骆驼的驯服是最根本的创新。骆驼有它独一无二的能力，它不仅几天没有水仍能生存，而且即便在干旱的时候也还能产出大量的奶。此外它还是出色的饲料利用者。今天在草原地区，骆驼被认为是与牛相比更具有生态优越性的一种选择，并且被推荐为阻止沙漠化的预防性措施。骆驼的生长和繁殖相对来说比较缓慢，食品供应短暂地改善不能迅速带来骆驼的增多。在沙漠地区，只是在有了骆驼以后，享有高度迁．徙自由的真正的游牧才得以可能。与此同时，游牧人对定居人的威瞒也随之上升。p080

在工业时代，廉价的铁丝栅栏使得农田与牧场的和平共处从技术上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量牲畜圈养使牧业更多地脱离了农业，并导致全球范围的生态危机。如人们计算的那样，目前世界上13亿头牛的总的重量至少是人类总重量的10倍。詹姆斯·拉夫罗克(James Lovelock)认为，今天以森林为代价膨胀起来的牧业，也包括沼气给大气造成的过重的负担，意味着对地球健康的最大威胁。他甚至建议，给世界上所有的牲口传染上疾病，然后在每一个死亡的牲畜上种一棵树。⑩p083

习惯上，为了恢复农田的肥力，人们定期轮回，将农田闲置以用来放牧。对这种闲置地以及公地，农业改革家发起了激烈的攻击。而这种对闲置地的愤怒也多半是出于道德或经济而非生态的原因。因为闲置地在古代的生活方式里代表浪费了的时间，它为懒惰提供了环境。世界范围内农田闲置是土壤耗竭的原始反应。在农作物更换种植被引进以前，在火耕经济时代，农田闲置常常持续好几年。1600 年左右，一位英国农民以每隔一年将农田闲置一次的方式，获得了种子与谷物1:2的收成，这在当时是极大的丰收。在安达鲁西( Andalusie)‘u人们每隔两年耕种一次，最终的收播比为1:80“在自然自我调节的地方，我们看不到土壤肥力的下降，更多的是它的逐步增长。”李比希的学生斯度克哈德(Stoeckhardt)在他的《化学的农田箴言》一书中说道：“人类带着苦痛所到之处，都有明显的土地贫瘠化。”这正好应验了席勒的《麦西娜(Messina)的新娘》中的一句诗，“在人类未曾带着苦痛涉足之处，世界无处不美好。”p088

鲁曼认为原始社会对超凡世界的想像超过了对世俗的想像的结论，很难令人信服。那种认为宗教贯串着前现代社会和非西方文化的全部社会生活领域的观点，实际上是受到了现代旅游业的影响。以文化为目的的现代旅游，表现出对宗教建筑艺术和对祭礼舞蹈和礼仪的特殊偏好，尤其是因为那里有东西可以观赏和拍摄。汉斯·彼特·多饵(Hans Peter Duerr)咒骂道，“只有那些贪图奢侈的中产阶级”才会相信是精神意识，而不是物质资料决定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只有当人们c，挨饿时，才会体会到布莱希特的讽刺的真理性。“首先是温饱问题，其次才能谈到道德。”在环境历史方面人们也应该常想到这句话。在对宗教与生态的研究领域中博学的克里富德。盖尔茨(Clifford Geertz)曾指出，“从来就没有人，也没有一个圣人，自始至终生活在某种表达宗教象征的世界中。大多数人只是偶尔倘佯于宗教世界。”除了宗教，到处都有一个实践经验的世界，没有它人们将无法生存。像盖尔茨注意到的一样，人们“很容易且比较频繁地转换自己几乎完全相反的对世界的观察方式”。p093

最典型的控诉了基督教的反自然性质的证据，出自《旧约全书》中上帝的戒律，上帝赋予人类以土地权并且告诫道：“让土地成为你们的奴仆。”可是主人也必须为他的仆人考虑。我们可以从这一信条中看到人们对自然应负有责任，在18世纪的英国，这是动物保护者的一个武器。诺亚在他的方舟上不仅拯救了人类，也保护了动物世界丰富的物种。奥古斯丁，这位最伟大的基督教之父，虽然在“天国”中贬低对神圣大地母亲的信仰，并且蔑视伟大母亲的宦官——传教士，但是他深信能在绿色自然中找到上帝的光辉，并且他还深知苗圃工作的快乐：“仿佛你可以对每棵根、每颗芽的生命力提问，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为什么。”也就是说这里不仅有耕种的快乐，也包括认知的快乐！他还了解物质循环，这对于他来说尤其意义深远：“如果没有尘世物资的腐烂，那么地球靠什么而变得肥沃呢？”@《新约全书》的核心即：死亡中产生新的生命一亦如种子一样——这一思想实际上与农民的基本经验有内在联系。p098

吴砺

2019.12.14